上编
1900年是清末政局变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前人早已注意及此，从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关于自立军起义，用力亦不少，近年来更有新的进展。[1]然而，仔细阅读海内外相继问世的各种新史料，感到问题不仅仅是修补完善原有的认识，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原来旧材料读不通而不得不阙疑处能够成活一片，有关史实的认定及问题的分析完全改观，而学人发掘其潜力则远远不足。新近脱稿的《晚清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用较多的篇幅探讨庚子勤王运动。此外，还撰写了《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的论文，并对中国国会领导成员的身世交游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从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这一角度，亦可见一斑。
简言之，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作用，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乘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战线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暴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
一、兴汉会与自立军
讲到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2]而在此之前，两湖哥老会已经倒向保皇会。因此，自立军起义时，兴汉会不再发生作用。兴汉会由孙中山、毕永年等人发起，是兴中会与两湖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它的消亡，当然表明兴中会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无形中止或大大削弱。只是这种看法与史实明显不符。
追根溯源，自立军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以谋大举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10月，唐才常、毕永年东渡日本，向流亡于此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3]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4]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5]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毕永年本来主张激进，提倡种族思想，戊戌政变发生，自断发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6]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11月中旬，他接到湖南急电，会党起事在即[7]，欲归国行动。平山周获悉，以为湖南一隅发动不易成功，与同志商议，希望暂缓其事。孙中山即请毕永年和平山周二人赴湖南视察会党情形。[8]
毕永年、平山周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9]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10]，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保皇会在海外声势浩大，唐才常不便与兴中会合作，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11]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经过努力，毕永年于1899年9月率湖南会党头目赴香港，与陈少白等人商议合作办法。在陈少白、宫崎寅藏等人的帮助下，10月上旬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1月9日，宫崎寅藏和陈少白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组成兴汉会的情况，呈交会长印信。[12]
1899年11月中旬，林圭等人应唐才常之邀，准备返湘联络会党。孙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出席了梁启超、沈翔云等人在红叶馆举行的送别会，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圭临行前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为其介绍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此举应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具体体现，双方的确是在通力合作。这时孙中山刚刚成为兴汉会总会长，等于将兴中会在两湖人马的班底作为与唐才常等人合作的基础。林圭返湘不成，临时改到汉口，与容星桥等人一起创办义群公司，骨干即为兴汉会成员。容星桥还帮助林圭在租界寻找开设公所以为联络机关的住房。所以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13]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而非新型社团或党会组织，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的政治宗旨与林圭等人又不一致，但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林圭、容星桥、张尧卿等议定开办银矿轮栈，分派会党头目担任各路之探险联络。随后由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14]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899年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15]这应是张尧卿、辜人杰、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仍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16]，即指毕永年。
1900年3月以后，因为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发生矛盾，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杨鸿钧（子严）、李金彪为正龙头，王质甫、毕永年任副龙头，辜仁杰任总堂（辜仁杰即人杰，又名鸿恩、万年），柳启宾（即柳秉彝）、谭翥（即谭祖培）任盟堂，张尧卿（即张灿，义年）为盟证，李权杰（或即李堃山）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17]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据井上雅二日记，直到1900年七八月间，自立会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即谭翥。杨鸿钧、李金彪二人年长位尊，实际任事者是张灿。辜仁杰则是江宁湘军与自立军沟通联系的关键人物，人称“五省钦差”。8月唐才常赶赴汉口时，介绍井上雅二到南京见辜仁杰，由其做中介，联络总兵杨金龙、副将赵云龙等为自立会尽力。[18]自立军失败，谭翥死于长沙，李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辜仁杰殁于湖北，张尧卿被逮捕，辛亥革命后出狱。柳秉彝、李堃山下落不明。[19]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20]
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张名灿，又名义年，“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21]，“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22]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他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23]林圭称张尧卿“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况此达变通才，无事而暂为之，亦无大损；若有事而亦常乱为者，是真无用才，而张兄决保非其人也。”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因其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24]张尧卿似也不负所望，七八月间，他还协助文廷式到长沙为兴中会办事。[25]
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1900年1月，孙中山委任容星桥专办湘、鄂之事，从年初选择联络处址，到8月间出面具保为唐才常等人租赁大屋，容星桥一直积极协助林圭。[26]8月9日，唐才常由沪赴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参与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与之同行。[27]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携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28]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三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报秘第10之620号，与孙中山同船赴上海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张浍、高绣延二人。据容应萸博士考证，自立军失败后逃往日本的化名高打、高德的改革派青年，前者肯定是唐才质，后者可能是狄平。[29]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显然这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在《知新报》报馆任职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30]
二、兴中会与保皇会
兴中会以及兴汉会的势力影响能够始终保持，也由于自立军并非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康有为等人没有重视在自立会方面与革命党竞争，梁启超则支持各派联合大举。
勤王动议最早由唐才常提出，他主张在长江流域联合各派大举起义，宗旨和组织均采取兼容并蓄之策。本来康有为没有大规模动武的勇气，流亡之初，寄希望于列强干涉，以助光绪复辟，后来知道“与日本社会相合，而政府未必肯听其请，……然至此亦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矣”[31]，才顺势打出勤王旗号。不过，康有为和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的反应不甚积极，而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32]其主力为原广西南关游勇头目、后栖身广东的陈翼亭，计划由他率兵入桂发难，然后挥师北上，另以梁子刚（炳光，即“井上”）经营广东。[33]
康有为后来称：“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置信之。”[34]其实这是应付华侨追究的遁词，欲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担当大任的“统兵之人”。保皇会真正重视和全力投入的还是两广，尤其以陈翼亭一路为主力正军。所依靠的力量有三，一是康有为的草堂系骨干，云集澳门总局；二是两广的会党、游勇、绿林，除陈翼亭外，如广东的区新、傅赞开、林玉、“版筑”、“三品”等，广西的李立亭、康四、李立及梧州二陈等；三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官员以及各地原来支持戊戌变法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熊希龄、黄忠浩等。至于汉口自立军、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等部，则是呼应的偏师。[35]财政上主要依赖南洋、美洲的华侨捐款。康有为在人、财、械各方面集中全力投向两广，海外筹款由保皇会拨给长江的仅1万元（另外3万元由丘菽园亲手交给唐才常），而在两广前后共投入了20余万。这些款项大都为会党首领骗取滥用，保皇会虽然没有贪污侵吞，但缺乏军事行动能力，组织调度混乱，勤王密谋始终未能正式发动。正因为保皇会的行动重心不在汉口，革、保双方在此没有展开激烈争夺，自立会才能自行其是，与革命党联合。以后康有为故意掩饰真相，抹杀事实，令人产生种种误解。
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主张全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大举计划。他多次写信要求澳门总局给唐以财政援助，总局均坚持“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组织方针，不予响应。所谓中原大举，组织上要联合各派反清势力，包括与康有为早有积怨的江浙士绅以及孙中山的革命党，政治上则打出以勤王兴民政的旗号，准备废弃君主专制，视情况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举他人。这与康有为有所区别。康虽然说过“上不能救，则必自立”[36]，也有“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之外“定革宗旨方易集事”[37]的策略权衡，其心理障碍和利害计较使之更为依恋光绪，不肯放弃复辟。
实力不足而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对于不同党派联合行动可以说一贯态度积极。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38]，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是年3月，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即将发生的起义，声称统领有4人，康有为是其中之一。[39]此事固然是故作大言，也可以反映孙中山对维新派的态度。
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从两条线试图与康、梁一派建立联系。1896年2月，谢缵泰在香港与康广仁等人会面，双方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谢缵泰自称一贯主张“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极力劝告各政党要联合与合作以救中国。10月，谢缵泰又与康有为约见，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同意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由康有为拟定维新计划大纲。次年3月和9月，谢缵泰与康广仁两度会谈，建议召集两派领导层开会，实行“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关于合作对象，康广仁表示：
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
关于政治宗旨，康广仁强调是“和平”革命，既非亲满，也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会谈后，康广仁赴上海向康有为、梁启超汇报有关情况，谢缵泰则写信通告在南非的杨衢云。所得到的反应，梁启超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杨衢云则从南非返回日本。这时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受到清帝重用的康有为等人对兴中会兴趣不大，尽管康广仁还想和杨衢云会面，但始终未能如愿。
戊戌政变，康广仁等六君子做了牺牲，谢、康主导的这一条联合路线遭受重挫。一方面，回到日本的杨衢云不能不依靠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已经开创的局面；另一方面，梁启超取代康广仁，成为维新派主导联合路线的中坚。两派洽谈联合的主角自然变成孙中山和梁启超。由于时势和观念有别，在同样对合作持积极态度之下，梁启超对孙中山了解较多而成见较少。早在1895年，他就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盍访之，然弟度其人无能为也。[40]
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译载了英国和日本的有关报道[41]，梁启超答复询问孙逸仙情况的章太炎道，“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42]这对于国内有志之士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和歪曲，认识和了解孙中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在谢缵泰之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一直与维新派有所联系。1897年孙中山从欧美返回日本后，主动函邀梁启超或其亲信赴日“同商大事”，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现在情形。当时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两派关系不错，陈少白、区凤墀等与康门弟子、澳门《知新报》主笔何树龄以及赵兰生、张玉涛等有交。后者认为：“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43]前此孙中山虽然断言康有为名声太大，“断不能来”，接到何树龄的来函，却认为“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中国群贤之公意也”。[44]
宫崎寅藏称，“在当时，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双方都主张民权共和，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有如卢梭，对门徒鼓吹以美国的自由共和政体为理想，推荐他们阅读中江笃介翻译的《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和《万国公法》等书籍，又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还时以吉田松阴自任。[45]孙、康的分别在于：
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46]
双方合作的具体成果之一是横滨大同学校，该校由陈少白发起，孙中山接手筹办，他推荐梁启超担任总教习。经侨商持孙中山函往见康有为协商，改派徐勤代替。[47]徐勤到日本之初，还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讨论时政得失。
戊戌变法令康有为一派青云直上，也引起顽固派的嫉视，攻击的口实之一，便是与革命党的关系。有传闻指徐勤到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48]康有为害怕牵连变法大业，动摇已经取得的地位，函告徐勤与革命党断绝往来，言论也一改救亡图存的慷慨激昂，一味歌颂圣君，赞扬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毕永年约井上雅二、平山周等人到译书局会见康有为，“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连毕永年也觉得“殊可笑也”。[49]两派在日本、广东等地的联系顿时疏远。革命党“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50]
尽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翻脸无情，戊戌政变后孙中山仍几次登门拜访。这时维新派对于合作一事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各自不同。唐主张“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51]，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还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领袖。”唐才常闻言大悦，愿约梁启超向康有为进言。[52]康有为则坚决不肯与革命党来往。康有为到东京的次日，孙中山就要宫崎寅藏介绍与康会晤，为后者托词拒绝。孙前后“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人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盖康是时方自称奉衣带诏也”。[53]
康有为拒绝孙中山的来访，一则彼此宗旨不同，康依然眷恋于清帝；二则他自认为可以说服日本帮助光绪复辟，希望与和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这一指导思想在徐勤控制的横滨大同学校得到贯彻。1898年12月7日，梁启超访问大同学校，受到师生的欢迎，在接待室与来访者会谈时，门口挂出“闲人免进”的牌子。[54]而孙中山前往大同学校，却被挡了驾，据说还贴着“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因而与校方发生口角。横滨兴中会员原来多为上层侨商，康、梁等人到日本后，纷纷倒戈，这时更指责孙中山，袒护徐勤，与孙中山一派势成水火。
这一冲突扩大到整个横滨华侨界。1899年1月，大同学校职员任期届满，支持兴中会的一派华侨要求改选，拥护康有为的一派则主张连任，几经冲突，由于孙派仅70余人，康派达到300人，而且多为中等以上人家，最终结果兴中会一派失去了原来的位置。日本人士因此对徐勤极为不满，纷纷指责其攻诋孙中山，徐勤不得不致函宫崎寅藏自我辩解，函谓：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闻］报》所刊《中山樵传》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甚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55]
值得注意的是，在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却给予积极回应。1898年12月，谢缵泰得知两党联合有困难，即致函康有为，力劝其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康有为很快回信表示赞成。谢缵泰显然希望康有为以杨衢云为主要联合对象，加强后者地位，以便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的领导权。而康有为则在以“维新”为联合的基础方面与谢存在共识。[56]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康门师徒在宗旨和手段上出现分歧，对与其他派别合作的认识也不一致。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对于联合一事的态度要积极灵活得多。从1897年起，他对与兴中会合作就一直予以肯定，多次表态赞同，并愿意就此向康有为进言劝说。康有为拒绝会见孙中山之事为犬养毅所知，犬养欲促成两派联合，共任国是，特于1899年2月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4人到早稻田自己的寓所会谈。届时康有为托故不到，梁启超自称派其为代表。双方竟夜长谈，商议合作利弊及办法，相当融洽。据说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答应与康有为商量后回复。陈少白等人问以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梁答称唯有请其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之任之。
不久，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与平山周回访。康有为虽与梁启超等人出见，仍坚持保皇宗旨，话不投机。其间在座的王照又忽然声称被人监视约束，后来更在平山周等人帮助下抖出康有为作伪衣带诏的内幕，康有为因此迁怒于革命党，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但维新派内部仍然有人希望响应合作的动议。3月初，欧榘甲到东京对阳馆宫崎寅藏寓所，托其约孙中山商量合作事宜。孙中山同意于3月3日来见。双方讨论良久，欧凡事均须请示康有为，不能做主，会谈毫无进展。孙中山表示“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57]
正当合作之事陷入僵局之际，康有为被日本政府要求离境，于1899年3月22日前往加拿大。[58]这给两派合作带来转机，成为维新派在日核心的梁启超显然加快了合作的步伐。1899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谢缵泰，通知其康有为离日赴美，同时，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的主张。4月23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5月1日，孙中山到东京访梁启超不值。6月，杨衢云和梁启超在横滨文经商店会晤，尽管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同革命党合作，却与杨约定继续做好各自党派的工作。这次两党领导人的会晤结果令谢缵泰大失所望，不过此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交往一直延续，频繁互访，就办事宗旨、方略、社会经济理论等事多次在横滨《清议报》报馆、文经商店、东京上野精养轩会晤，各倾肺腑，开怀畅谈。
前此杨衢云指责“康有为党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据说好几位博学的湖南人对他们做过类似的评述。[59]孙中山与梁启超晤谈中，坦诚批评其“狭隘”、“盈满”，并于宗旨方略有所进言。对此梁启超答称：
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60]
7月8日，梁启超还在横滨介绍来访的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这可以说是彼此来往最为密切，交谈也最为深入的时期。
与维新派的联系对孙中山及革命党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孙中山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触。该校学生来自湖南时务学堂和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教材多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学生高谈革命，各以欧美革命家相期许，并与其他各校留学生时相聚谈，成为留学界的政治中心。[61]
其次，充实和完善革命理论。过去兴中会缺少饱学之士讨论各种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孙中山多与外国友人切磋，难以得到国内学者印证。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孙中山谈及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梁启超认为“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62]，进一步促使孙中山注意中国历代的相关土地问题。
再次，开始重视宣传。兴中会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正式宣传机关，也缺乏适宜人才，而康、梁等人到日本刚刚两个月，就开办《清议报》，继续政治宣传。鉴于此，孙中山于1899年四五月间派陈少白回港筹款办报[63]，后来陈少白在港接收维新派的《通报》，开办《中国报》，担任笔政的杨肖欧原来也属于维新派的《岭海报》。尽管《中国报》开始还有较浓厚的维新色彩，但毕竟是兴中会独立进行舆论宣传的开端。
双方的交往促使保皇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满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两派开始接洽组织结合。关于此事，冯自由有如下记述：
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返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同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64]
署名者同门13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13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除梁启超外，其余12人为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不久梁启超至香港访陈少白，谈两党合并事，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劝退书，已怒不可遏，接徐、麦二人函，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13人团体无形消灭，孙、康合作之局亦随之瓦解。[65]
此事言之凿凿，但破绽不少。其一，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洲，早在计划之中。1899年5月2日，梁启超接康有为来函，“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66]所以他在《汗漫录》中说：“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67]至于其决定12月20日出发，直接原因是10月下旬康有为到日本时，被日本政府禁止上岸，此事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等人觉得不可能依靠日本朝野达到志望，准备和东京等大同学校中的有志师生前往美洲进行活动，主要目的是发展组织和筹集款项，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一大关键。[68]其航行路线为经檀香山到美国大陆，预计在美国大陆停留半年。[69]而欧榘甲离开横滨在11月8日，原因是10月27日由他主笔的《清议报》报馆火灾被毁，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后续。[70]以后转赴加拿大。
其二，康有为移驻新加坡，在1900年1月下旬，其时梁启超已经赴檀香山。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并未前往香港。
其三，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罗普，梁启超指其从来不言革命，所以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和赏识。[71]而徐勤虽然与孙中山关系紧张，对于革命之说似乎尚无成见，1900年6月康有为指其和梁启超一样“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72]，1902年4月，他又和梁启超先后向康有为进言，主张“言革”[73]，两人交谊不错，否则梁启超也不会请他写合作章程。正因为存在种种疑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签注者中才有人指冯自由“捏造无端事实，诋毁不遗余力，……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74]近年来论者也指出此说颇靠不住。[75]
不过，一口否定冯自由的记载还略嫌草率。冯自由各书虽有不尽不实之处，的确保存不少真相，甚至一些乍看似不可思议处最后证明反而是信史。此事冯并非亲历，不免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痕迹，而保皇会在有关戊戌变法、庚子勤王、与权臣关系等事上有意歪曲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毁尸灭迹难以彻底，仔细搜寻，发现确有不少蛛丝马迹。
梁启超到檀香山10日后，致函孙中山，称：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76]
此函于相关人事记载确实，不似造假。与双方“订交”相关之事有红叶馆送别会以及孙中山作书介绍梁启超于其兄德彰及诸友，如果事先没有协议，这些言行过于突兀，难以解释。至于冯自由所说“十三太保”，很可能由“江岛十二郎”演变而来。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77]这12人按叙齿依次称“江岛几郎”，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密切相关。罗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交往，曾鼓动前来万木草堂的田野桔次共赴广西，率同党四百人，“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78]张智若直到1902年仍坚持赴广西联络民党头目，发动起义。[79]欧榘甲先后在《清议报》《文兴报》肆意言革，一度被康有为开除。
冯自由称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等与孙中山往还日密，并非无中生有。1899年秋梁启超函告孙中山：“昨得刚兄（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80]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徐勤：“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81]1902年康有为因“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复函称：“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今不三年，汝又从洞若矣。”[82]1903年5月梁启超致徐勤函称：“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有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则江岛之盟与言革之事实有密切关系。[83]1900年4月4日梁启超致函黄为之，批评“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84]可见此事确与同革命党合作有关，因而彼此之间也有竞争。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少白关于此事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即其从日本回香港时，梁启超托其带信给康有为，劝康与革命派合作，信由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反复商量后起草，交给康有为，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启超从外国到香港，用日本人的名字，住在酒店，请其前往讨论合作，结果圆满。复让陈少白和在香港的徐勤拟定合作章程，梁并专函交代徐勤。陈少白找徐勤商议，不了了之。[85]
陈少白于1899年11月9日和宫崎寅藏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兴汉会成立情形并呈印玺，其间出席了红叶馆送别会，见过梁启超，19日出发赴香港。[86]梁启超去檀香山，是用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至于到香港之事，虽然《汗漫录》没有记载，但到檀后仍有秘密来港的可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记，庚子春（应为己亥冬），丘逢甲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赴新加坡，唐才常亦于1900年1月8日到港筹款[87]，则其间梁启超或曾秘密到港，协商大计。[88]
尽管如此，梁启超似不可能直接向康有为进言劝退。如果其真有此类“欺师灭祖”的言行，以康有为的性格及其对待弟子的气势，师徒早已公开决裂。1902年康有为以弟子纷纷言革，决然宣称：“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89]由此可见，当时梁启超等人确有倾向革命之意，也向孙中山表达过合作愿望，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至于上书康有为，或如陈少白所说，只是要求合作，而不涉及劝退和改变宗旨。
梁启超向康有为提出宗旨权通问题，应是1900年4月12日致函后者谈及：
（光绪）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
对此康有为坚持“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反对鼓吹自由，还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梁启超直言抗辩，指责康有为的言论与张之洞相类，坚持不放弃自由主张，称之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90]要求合作、江岛结盟以及主张改变方针，虽然不至于清理门户，梁启超确有失宠于康有为的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只让他到海外筹款，而不许担当勤王运动的组织大任，甚至对其主动请缨也置之不理。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迅速夺占。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中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他请犬养毅做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91]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2]，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
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著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得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3]
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角，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94]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95]，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其实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96]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举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角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97]
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性的华人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98]，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1900年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99]
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100]，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101]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2]，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3]1899年年底和1900年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4]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5]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合的行动，却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6]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
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却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还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
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112]，决定暂停广东行动，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并一再强调自己的行动与梁启超的一致性，“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113]实际上此行目的是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梁启超抵沪次日，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噩耗已至，他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114]不过，梁启超“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的见识以及“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方针“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15]据东亚同文会在澳门的会员松冈好一报告，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会员不断前往澳门保皇会总局所在的《知新报》报馆，要求合作，以争取其财政援助，遭到拒绝，为此兴中会会员抱怨康党的无情。[116]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由于康有为顽固反对，其努力终究未能奏效。
不仅如此，惠州起义及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康有为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落井下石，以攻诋兴中会为保皇会开脱举事不力的责任。他致函邱菽园称：
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烈。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于是翼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117]
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一直以两广为重心，人财物力，均倾注于此，始终筹而不举的原因，是其用人不当，调度乖方，虽耗资巨大，准备工作却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自立军失败之初，保皇会澳门总局办事诸人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集长江同志再举。后来权衡内外形势，知道轻举妄动难以奏功，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118]，暗中已经放弃起义计划。康有为将“惊粤”罪名归于革命党，指其勤王流产为惠事牵累，自保之余，不免存了害人之心。[119]
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行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20]
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1]，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2]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3]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的关系和他与保皇派的关系有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三、革命与革政
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种势力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磨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后者主要成员为周善培、汪康年、叶瀚、丁惠康，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另组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叶瀚接任干事长后，着手对正气会实行改造。[124]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其实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125]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6]，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汪、曾二人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7]一些日本人遂将汪康年与孙中山相并提。[128]
东渡前夕，汪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与孙中山接触，是否在原拟议程之中，不得而知。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康有为害怕汪、孙交往之事张扬开来，牵累于己，竟密谋举发。徐勤函告韩文举：汪氏“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即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131]邹代钧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132]的惯用手段，借机构陷，飞函告急。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裂痕。此外，汪康年间接介入了刘学询的“图康”密谋，无疑也会加重康的恶感。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133]，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134]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还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刚刚从日本考察学务归来，在日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35]他向汪康年建议：“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36]
夏曾佑反对向督抚进言求助，也不赞成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者共事，而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137]认为：“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与中山合，此较妥。然则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待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138]为保证“文必己出”，以免“自主无权”，“求为彼隶卒且不录”[139]，他建议：“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0]
1900年7月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国会正副会长容闳、严复名高权轻，三位书记中，叶瀚与汪康年是故交，汪有龄是汪康年的亲戚，丘震为叶瀚的知己；十位干事中，郑观应没有势力，吴保初、丁惠康是名士派，赵从藩（仲宣）虽然被井上雅二称为唐才常在京代表，却与孙宝瑄交善，支持汪康年，汪立元（剑斋）亦为汪康年的亲戚，孙宝瑄与汪康年同乡，胡惟志（仲翼）与孙宝瑄交善。汪康年、孙宝瑄、胡惟志、宋恕、谭嗣同、吴保初曾自比竹林七贤。会计孙多森也久居沪上，与汪康年熟识。反观唐才常派，其骨干狄平、沈荩、张通典均未能进入领导层。
尽管中国议会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有很强的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41]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是年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次年访日，又与宫崎寅藏交游，其间与孙中山会晤，谈及举事计划。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142]
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43]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题之内。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孙之争前者失势之意，但孙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再度呼吁各派联合，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态支持，“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应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44]
由于容星桥的关系，容闳对自立军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的印象开始不太好，“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145]1900年9月1日，孙中山响应自立军起义不成，返回日本，与逃避清廷缉捕的容闳、容星桥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到长崎后孙中山两度前往下榻处拜访容闳，秘密晤谈[146]，容闳因而改变成见，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147]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148]平山周曾于8月20日在上海称预定三周后赴香港举事，容氏兄弟的行动与梁启超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149]，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150]，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容闳逐渐疏远前者。
主张排满的章太炎也一度参与中国国会，早在《时务报》时期，他就从梁启超处得知孙中山主张武力反清，“心甚壮之”，“窃幸吾道不孤”。[151]但开始对孙中山评价不高。1899年年初，他函告汪康年：“东人言及公名，肃然起敬，而谬者或以逸仙并称，则妄矣。”[152]认为孙还不及汪。1899年7月8日，经梁启超介绍，他和孙中山相见于横滨。也许是初识，交谈不够深入，章太炎对孙中山的看法不甚佳。7月17日，他函告汪康年：
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流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153]
7月29日中国国会第二次集会，章太炎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为平民”[154]，“会友皆不谓然，愤激蹈厉，遽断辫发，以明不臣满洲之志，亦即移书出会”，致函孙中山，称：
去岁流寓，于□□□君座中得望风采，先生天人也。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自顾藐然一书生，未能为此，海内又鲜同志。数年以来，闻先生名，乃知海外自有夷吾，廓清华夏，非斯莫属。去岁幸一识面，稠人广众中不暇深谈宗旨，甚怅怅也。
他虽然认为容闳“天资伉爽，耆益精明，诚支那有数人物，而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对于兴中会的事业，章太炎也表示关注，寄予期望，“□□处知□□有意连衡，初闻甚喜，既知复以猜疑见阻，为之惘然。时遭阳九，天下事尚有可为，惟为四万万人珍摄”。[155]
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156]
章太炎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直接针对参与其事的金梁，以及主张变法的寿富等人。他说：
本会为拯救支那，不为拯救建虏；为振起汉族，不为振起东胡；为保全兆民，不为保全孤僨；是故联合志士，只取汉人，东西诸贤，可备顾问，若满人则必不容其阑入也。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157]
“排满”与“迎跸”的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庚子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158]
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太炎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族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159]他还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希望转圜。
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对清廷的变法却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160]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161]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
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章［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162]
排满当否在学理与方略上关系至为复杂，否定意见不可一概抹杀，何况国会确有满人革新进取的实例，而不赞成排满者同样主张革新变政。
章太炎的主张与孙中山的意见接近，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由于得不到响应，他本人退出，“排满”与“迎跸”的矛盾不复存在。汪康年与唐才常的矛盾，主要还不是宗旨分歧，如有人所说，士绅名流不肯武力反清。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准备实行暗杀起义，汪康年等也派人到四川、湖北、安徽、扬州等地联络地方豪强，决心动武，又在上海广交三教九流，以为“将来大合诸侯之地”。[163]由汪康年亲自参与制定的中国议会秘密宗旨，主张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具体方式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实行办法为，“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164]这与自立会并无二致，双方的分歧其实主要源自人事及利益。唐才常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势必引起戊戌变法以前就与康有为结怨的汪康年、叶瀚等人的不满，担心康有为归国，引起麻烦。因此唐才常别创自立会，以防掣肘。
其实，自立会同样觉得安排康有为是一件棘手之事，只想利用其筹饷，而不让他出面任事。[165]这种架空康有为的设想，与孙中山、梁启超谋求联合时所拟让康息影林泉的主意惊人相似，是不谋而合抑或暗通声气，值得玩味。由此可见，汪、唐之争还是派系利益，无关政见宏旨。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表示：“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66]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67]与江浙派的诸多联系，应是8月间孙中山敢于赴沪的潜因之一。
四、余论
综上所述，可以进而讨论如下问题：
一、孙中山一贯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给人以种族复仇的狭隘之感，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二、中国士绅有民重君轻、天下己任的观念以及异端结交江湖的传统，又受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如果朝廷政府一意孤行，不顾社稷苍生，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寄望于国民。汪有龄说：“大局日非，伏莽将起，我辈愿为大局效力，必须联络人才，以厚其势。……即有事起，各竭其力。”[168]夏曾佑认为：“观官场之习，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然此只可归之为政府之末流。举国之民分数大支，今不过可决政府之一支必死耳，其他之人尚不忍尽弃之也。”[169]与国会关系密切的经元善表达得最为明确：“堂堂中国政府，惑邪启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一致，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170]他们虽以勤王为号召，但倡建国会，在清政府之外自行组成权力机关，并实际发挥对内对外职责，确如梁启超所说，是乘势借勤王以兴民政。而且作为未来政府的首脑，光绪只是人选之一，真正的权力机构还在国会。
政见宗旨相近，方式手段趋同，一旦当道的所作所为严重危及国家社稷的安危，革新势力的不同政派便会与一切反政府势力联合，以武力求变政，在宗旨和手段上，很难发现原则区别。戊戌政变后，顽固亲贵把持下清朝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士绅们看来，已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为泄一己私愤，不惜将国家民族引向灭亡的边缘。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促使他们采取非常手段，以拯救危亡。陈三立说：“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171]汪有龄认为：“得死君国，不失为忠；委屈求济，不失为智；稍有建树，不失为勇；扶顺抑逆，不失为义。左之右之，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跬步荆棘，一腔热血，无处施展，岂不惜哉。”[172]孙宝瑄也同意：“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73]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74]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行动方式不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指证政见。对于士绅性格的这一面，应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75]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
三、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对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围绕所谓正气会和自立军宗旨矛盾的争论，显示依据革命与改良的概念，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倾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如果不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很难如实揭示。
注释
[1] 参见［日］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汤志钧：《孙中山与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1）；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2] ［日］手代木公助：《戊戌より庚子に至る革命派と变法派の交涉——当时の日清关系の一断面》，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第7辑，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
[3]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1～382页，东京原书房，1968；明治三十一年10月24日东京警视总监西山志澄致外相大隈重信甲秘第155号。
[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2～30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6]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
[7]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 据明治三十一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平山周等人于11月15日由横滨出发。
[9] 《湖南现状》，《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10] 参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1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66页，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
[12] 明治三十二年11月2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青木外相；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68～17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
[1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4]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2页。
[15]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3页，上海，新智社，1903。
[1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5页。
[17] 古哀洲后死者原辑，赵必振增补：《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张之洞进唐才常等组织哥老会名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276～2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8]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9] 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298～317、79～99页。
[20] 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3）。
[21] 古哀洲后死者辑：《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14页。
[2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95页。
[23]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3页。此事在明治三十二年，该书误植为明治三十三年。或据以断定1900年5月毕永年在上海活动，误。
[24]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23页。
[25] 《俞廉三奏报唐才中供词二则》，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149页。供词称：“那文廷式于六七月间到长沙，是来办孙革命党的事，又名三合会，广东人最多，约了富有会的张尧卿帮他散票。他们革命党，与康、梁之保皇会相反，彼此不合，他们久已水火，不能联成一气的。”8月21日，文廷式返回上海，所办之事不成功（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26] 明治三十三年9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青木外相机密第100号；《容星桥讣告》。
[27]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明治三十三年8月9日，［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张伯桢：《张篁溪遗稿》，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283～293页。自立军失败后，王质甫辗转逃到香港，次年岁末在香港与秦力山相会（《开智录》第5期，1901年3月5日）。
[2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9]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3）。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平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42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30] ［日］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31] 1900年2月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时章与康、梁均有通信，此为概述来信大意。
[32]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3] 根据各种资料判断，该“井上”并非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而是横滨华侨商人梁子刚。井上雅二参与了长江流域的中国国会和自立会的活动，却几乎不知道保皇会在两广的行动。
[34]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330页。
[35] 《致办事人书（二）》，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16～119页。
[36]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2页。
[37]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548～553页。是为保皇会电报密码中的办事暗码第434、435条。
[38] 《香港兴中会章程》，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9]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392页，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31页。
[41] 《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导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42]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9～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章氏称其闻言应道：“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其实梁启超并无贬意，他曾致函严复：“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43]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4～115页。
[44]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180页。
[45] 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24～28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
[46]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6～117页。
[47] 何檠一称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中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实则此事确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而起（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8]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49]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6页。
[50]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29页。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称：变法期间，“在野的革命党才与他完全绝交，更骂他为贱骨头的变节分子”。
[51]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见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自立会史料集》，67页。
[5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74页。
[53] 《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8日）刊登题为《赦诏》的寓言：“南海有鲲，嬖于龙，旋得罪于龙母，窜南洋，匿某鳞家。一日，有狲踵门求见，鲲辞之，如是者三。狲乃告鳞曰：‘吾少游大西洋，见某洲一种族，以共和为主义，上下一体，其族大治。今吾族所居地位，大势岌岌不可终日，吾欲与鲲谋，出翻江搅海之手段，鼓动大风潮，破坏龙宫，建设独立厅，步武某洲。事成之后，谁为之长，自有公论。愿为我介绍于鲲。’鳞乃告鲲，鲲力却之。鳞问其故，鲲曰：‘吾之宗旨，至死不变者也。吾得宠于龙，因欲保之，他日总有用我之期。且外间谣言，皆谓我潜谋不轨，倘从狲言，是所以证实其事，可奈何？’鳞出辞狲，狲怏怏而退。”
[54] 明治三十一年12月1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秘甲第823号。
[5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2～43页。
[5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57] 1899年4月1日《复宫崎寅藏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86页。
[58] 康有为离日，原因甚多。其一，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本保护清国流亡者，对外交有所影响（明治三十一年12月23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932号）。其二，1898年11月日本宪政党与进步党分裂，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的新内阁对流亡者的兴趣降低，不愿因此影响邦交。其三，继续接济康有为的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中的有关人士，认为保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两党合作进行反清（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175～177页）。
[59]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3页。
[6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61]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37～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62] 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4年第14号，1906年9月3日。
[63] 1899年5月12日陈少白致犬养毅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6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页。
[6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9～30页。
[66] 1899年5月3日《与蕙仙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78页。
[67] 《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68] 明治三十二年10月2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23号、同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14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第1010号、10月2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30号、同日深野福冈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1511号、12月6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4号。均见［日］久保田文次：《清末·民国初期，日本にぉける中国革命派·变法派の活动》，1989年自印本，55～62页。1899年12月5日，梁启超与周善培访问近卫笃麿，告以即将访美（［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1页）。
[69] 明治三十二年12月2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625号。
[70] 明治三十二年11月8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51号、11月10日大森兵库县知事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542号、11月14日长崎县知事致青木外相高秘第513号。1900年2月，麦孟华到横滨继任《清议报》主笔（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0页）。
[71] 1903年4月1日《与勉兄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
[72]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一），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2页。
[7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0～202页。
[7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181页，贾毅安注。
[75]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4～8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7页。
[77] 罗孝高：《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时间参见［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17页。
[78]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66页。
[79] 庚子以后，保皇会发动武装勤王的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02年梁启超致函美洲保皇会同志，告以“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0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同年徐勤函告康有为：“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十人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编：《康有为与保皇会》，201页）智若，即张学璟；扎池，疑为罗璞士（孝通），1901年6月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有“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61页）。1902年9月23日保皇会总会的何廷光（穗田）、王觉任（镜如）等致函美洲保皇会分会，中谓：“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145～146页）
[8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81]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33页。“去年事”疑指梁启超以数万言之书进呈康有为，反对保皇会明办（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8页），或是陈少白带去香港的劝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
[82]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按此函收信人不会是欧榘甲。
[8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17页。所谓“言革”，主要指1902年4月梁启超、徐勤等人向康有为进言以革命为宣传口号事，但1899年已有言革之人。
[8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2页。
[8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63页。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86～87页。
[86] 明治三十二年11月13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564号、11月21日秘甲第589号。
[87]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8] 郭汉民《〈唐才常集〉辨误一则》（《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力证梁启超到港之事子虚乌有，但康有为、唐才常当时确在香港，陈少白所说亦多内情相符，则此事仍须深究。
[89] 1902年6月3日《致欧榘甲等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57页。
[9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21、234～237页。
[91] 《梁启超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406页。
[92] 明治三十二年7月31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相秘甲第355号、8月4日秘甲第367号、8月12日秘甲第380号、8月30日秘甲第404号。
[93] 《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9月29日。
[94]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01页。
[95]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33页。
[9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4～45页。
[97] 参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3章《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
[98] 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70页。
[9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100]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5页。会见康有为的动议，宫崎寅藏称是路经香港时由他提议，得到孙中山和同行诸人的赞同（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1～182页）。但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已经有赴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的计划（明治三十三年6月10日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青木外相兵发秘第300号）。
[101] 明治三十三年7月21日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青木外相高秘第770号。
[102] 1900年8月11日《与同薇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77页；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653页，东京，原书房，1973。
[103] 明治三十二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
[10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4454、4470～4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5] 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
[106] 参见邱捷：《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
[107]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6页。
[10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45页梁仲策签注。
[10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5页。
[110] ［日］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1997年自印本，23页。
[111]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12] ［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16～117页。
[113]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199页。
[114]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15] 1900年2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及何擎一签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07～208页。
[116] ［日］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11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2）。
[118]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ノ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明治三十三年12月。
[119] 参见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章《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北京，三联书店，1995。
[120]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62～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1]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
[122]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9页。
[123] 参加自立军的留日学生，1899年年底归国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倾向更为激进，而暑期归国的傅慈祥、黎科等各校学生，则与保皇会关系密切（《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期，1900年8月5日、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12、226页）。
[12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页。
[125] ［日］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1页。
[126] 《时务报》第52册，1898年2月21日。
[127] 《清国新闻记者》，《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1月17日。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曾广铨为曾纪泽之子，原任清驻日公使馆三等秘书。1897年跟踪孙中山由英国到日本（明治三十年8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中野继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后参与创办《时务报》。1900年任李鸿章幕僚时，介入抚孙计划。6月17日，乘安澜轮赴港接孙中山，并担任刘学询与宫崎、内田、清藤会谈的翻译（［日］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182～183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93页）。孙实甫，名淦，后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并任职于日本邮船会社。
[128] 1899年2月16日《章炳麟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129] 1898年1月1日《梁启超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852页。函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
[130] 1898年6月2日《汪大燮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据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此前他曾致函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赴日，了解情况，同商大事。
[13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2] 1898年7月18日《邹代钧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7页。
[133] 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203页。
[134]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383页。
[135]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64页。
[136]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196～1197页。
[137] 1900年7月6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7页。
[138]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39] 1900年8月19日《□存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6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0]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41]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42] 汪叔子：《文廷式年谱稿》，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1505～1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3]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9页。
[14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98页。
[145]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308页。
[146]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
[147] 明治三十三年9月4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29号，9月22日福冈县报高秘第971号。
[148] 明治三十三年9月7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36号，9月18日长崎县报高秘第361号，9月14日神奈川县报秘甲第385号。许多著作引述明治三十三年9月10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外相青木周藏的甲秘第111号报告，称容闳于9月7日与孙中山一起赴东京，系与容开混淆。
[149]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丘菽园书》，转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2）。
[150] 《孙中山全集》第1卷，202页。是函写于1900年10月中上旬。
[151] 章太炎：《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致陶亚魂柳亚庐书》，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9～40页。
[15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1页。
[15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6页。
[154] 《井上雅二日记》，［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55] 1900年8月8日《来书》，《中国旬报》第19册，1900年8月9日。
[156] 《再致夏曾佑》，《章太炎选集》注释本，115页。注释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1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朱维铮《訄书发微》，《学术集林》卷一，203页注12，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57]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15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5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393页。
[16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412、413、347页。
[16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序》。
[16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90～1391页。夏曾佑还反对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合作，不赞成恢复汉族帝制（同上，1363页）。
[16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5页。
[164]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明治三十三年7月31日、8月4日，［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
[165] ［日］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日］近藤邦康：《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蜂起》，《国家学会杂志》第98卷第1、2号合刊。关于如何处置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之间似有某种默契。梁启超曾劝告康有为退隐林泉，闭门著书。这与汪康年一派的想法不谋而合，各派均不希望康有为归国。这也是自立会与保皇会的明显不同。
[166] 1900年12月12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201～1202页。
[167] 钱恂答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009页。此函应写于1900年）
[16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8～1059页。
[16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45页。
[17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429页。
[171] 《陈三立致梁鼎芬密札》，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
[17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1058～1059页。
[17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368页。
[17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363～1364页。
[17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