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在“李立三路线”的领导下

1930年上半年，农村根据地在各地诞生，革命恢复了新的生命力。于是，上海的共产党中央于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想通过大胆举行大城市武装起义来取得革命的全国性胜利。执中央委员会之牛耳，强行执行这一方针的是宣传部部长李立三，所以被称做“李立三路线”。这条路线过分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工人的斗争上，无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力量。李立三认为，农村包围城市，仅以红军夺取城市是错误的。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建设路线。李立三取笑毛泽东在农村的活动说：“用这种战术，等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头发也都白了。”^［89］

李立三的新方针传达到正准备召开重要会议而集结在长汀的毛泽东和朱德那里，毛泽东和朱德对李立三签发的指示深表怀疑。然而，考虑到多年在偏僻的地方，对国内外的信息掌握得不够，他们只好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根据朱德后来的回忆，从上海来的使者带来的指示有两个：第一个指示是全面改编红军的计划，将分散在各地的红军置于单一指挥之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即最高的党代表；第二个指示是占领远离农村的大工业城市。毛泽东和朱德怀疑这个计划。在只有靠两条腿与其他红军取得联系的条件下，全国红军的单一指挥只不过是空想罢了。而且，即使是按第二个指示占领两三座工业城市，如果把红军的劣势装备同帝国主义各国的强大干涉相比较，那么胜利果实也是无法维持的。毛泽东高度评价闽西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但为监督落实李立三指示而从福建省委派来的那个人命令邓子恢等闽西红军向广州出击。时值夏收季节，被地主雇佣的军队和土匪们伺机抢夺粮食。因此，邓子恢等建议首先扫荡这些土匪，然后再攻打大城市。但是那个人愤怒地说：“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他以高压的态度强迫执行命令。^［90］

毛泽东根据指示，将红军编成四个军团。按照计划，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第一军团应集结在江西西部的某镇，突破敌人势力范围后开赴南昌，占领南昌后取九江，然后攻打汉口、汉阳、武昌，即武汉三镇。贺龙指挥的第二军团自西，徐向前（山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1901年生）和张国焘的第四军团自北包围武汉。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占领长沙后加入战斗，工人从武汉内部掀起罢工活动。后来，听朱德回忆当时情况的史沫特莱不假思索地叫起来：“这个战略是庞大而富戏剧性的！”朱德两眼眯成一道缝，满脸是疑惑的表情：“这种战略完全是冒险主义。”^［91］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于7月29日占领了长沙。翌日，已经撤离长沙的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炮舰又折回来，从湘江上向长沙市区进行了四天炮击。8月3日，红军与支持红军的市民撤离长沙，代之进入长沙的军阀何键在一周内对市民进行了大屠杀。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被何键杀害的。另外，毛泽东和朱德于8月1日开始攻打南昌，但是瘦弱、汗流浃背的战士在敌人的炮弹轰击下，像秋天中的落叶一样，成批地倒落在地上。经过24小时的战斗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撤退，与从长沙撤退下来的彭德怀会合。红军进行改编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还成立了“共产党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尽管有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还是被执行了。然而，第二次攻打长沙用时半个月未获成功，最后毛泽东的劝导奏效，停止攻打长沙，转而攻打吉安。红军于1930年10月4日深夜占领了吉安。如果根据上述史实，在创作《蝶恋花》这首词时，毛泽东不在长沙，而是去了南昌。因此，词题“从汀州向长沙”是不恰当的，这也许是后来以整个作战的经过为题吧。

以攻打长沙失败为直接契机，共产党内对李立三的批评越来越多。在9月的中央全会上，基本停止了“李立三路线”。他被召集到莫斯科做了自我批评。（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长期待在莫斯科。）毛泽东虽然反对攻打长沙和整个“李立三路线”，但本词中一点也见不到悲观的情绪，大概是因为与红军战士们同心同德吧。据说，也有人指责下命令从长沙撤退的毛泽东和朱德，而部队反倒毫无问题地接受了命令。^［92］后来，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从下层支持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也是红军的指战员。他上井冈山以后，努力推进军队民主化，促进士兵提高觉悟，其结果在这里也反映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