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劳动力转移、留守老人健康与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供给

一、引言

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居民在农业部门就业与非农部门就业所能获取的劳动回报有着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要素流动壁垒得以逐渐消除，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日益增大。据统计，2008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已达到1.4亿人。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日益成为农户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并有力地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与此同时，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带来了诸如农民工待遇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农村留守儿童失学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缺失等一系列亟待解决和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问题。

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时，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转移对外出务工者自身的影响，而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劳动力转移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留守人口健康的影响。比如，刘靖（2008）考察了农村妇女非农就业对孩子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母亲非农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于孩童健康的负面影响大于农业劳动时间增加的影响程度，而尽管母亲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难以抵消劳动时间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果。陈在余（2009）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对6～18岁学龄儿童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母亲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于0～5岁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健康并无显著的影响。刘晓昀（2010）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居民整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流动从总体上看会显著改善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但是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对于家庭成员的健康呈现反向影响。

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的这些文献更多地集中于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子女健康的影响，而专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留守老人健康影响的文献甚少。但是，从理论上讲，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会影响子女健康，而且在农村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也会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刘晓昀（2010）的研究将农村居民视为一个整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健康的影响，但是该文并没有单独系统地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同时在计量分析中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与家庭成员健康之间的内生联立性问题。显然，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等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三类人群健康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他们健康的影响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如果不考虑这种异质性，就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回归系数的估计有偏差。而且，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家庭留守老人健康通常存在潜在的内生联立性问题，即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行为往往是家庭内部成员共同决策的结果，家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农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决策。John Giles和牧人（2005）的研究已经发现，老年人患病会对成年子女外出打工的选择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如果忽视这种内生联立性问题，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极可能是有偏的。

有鉴于此，本章拟以农村留守老人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子女劳动力转移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将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然后，利用CHNS数据，从实证角度评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

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健康的一般机制；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及相关变量定义；第四部分为数据描述及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