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發軔於唐代而有别於唐代的文學師承

毋庸置疑，唐人不是没有師承意識。除上文師門關係外，如柳宗元貶柳州後“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又如唐人張爲《唐詩主客圖》以師門形式，將唐代詩人分爲不同的檔次。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於《唐詩主客圖》一卷題曰：

唐張爲撰。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標目。餘有升堂、及門、入室之殊，皆所謂“客”也。

當然，唐人除師門關係外，還會廣泛地師法模倣前人作品。單舉李白爲例，《古風五十九首》其一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於是師法倣效《詩經》。又據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載“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賦”，也就是説，李白不但師法《詩經》，而且模倣江淹的《恨賦》、《别賦》。其他詩人師法前人亦如是。

一、唐宋文學師承意識的差異

不過，唐代的文學師承終究遜於宋代。這緣於整個唐代師承意識頗爲薄弱，特别“耻於相師”的文化風氣瀰漫唐代文壇。上舉韓愈門派只算是唐代文學師承的個别例子而已。韓愈撰於貞元十八年（802）的《師説》正對當時“耻於相師”的師承風氣深表慨歎：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具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予，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其中“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今之衆人，具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指出了至中唐貞元十八年存在已久的文化氛圍，便是“耻於相師”，而韓愈孜孜不倦强調師承價值，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則可反過來説明師承風氣堪虞。柳宗元《答韋中立》亦與韓愈《師説》相表裏：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顔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

此處將唐代“耻於相師”師承風氣的發軔時期上溯至魏晉時代，而“抗顔爲師”的韓愈撰寫《師説》强調師承的重要性，卻引來“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的群衆迴響，如果再與柳宗元《師友箴并序》“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合併觀之，我們更能想像唐代師承意識到了非常薄弱的地步。

宋代則不然。或許我們可以如此了解宋代的文學師承意識：前文有關孟浩然、李白等唐代文人的師承關係，本身固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記載本身卻較少出自唐人之手，反而出自宋人之手，如計有功《唐詩紀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葛立方《韻語陽秋》、尤袤《全唐詩話》等，他們對於唐代文學師承關係的史實鈎沉，側面反映宋人有較强烈的師承意識。事實確實如此。

考北宋文人，晏殊“文章擅天下，尤善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又如陳師道曾説“弟子不必不如師，欲知其人視其主”，便指業師影響着弟子。秦覯甚至捨親，跟從其師蘇軾。此係據方回“東坡元祐中補外，知杭州，秦少游之弟少章從行，爲師法故耳。時人或譏其舍親而出”、“世固有莫逆之友，亦當戒乎不如己之友。得從東坡，則師友之際，可謂得之矣”。我們説北宋重視師承，只是普遍現象而已，當然並不排除個别情況，譬如王安中少時師事蘇軾，後向晁説之執弟子禮，豈料及後貴顯，遂諱晁學，且徑稱“成使君四丈”、“晁以道”，無復先生之號。但北宋人一般仍重師承。

至於南宋文人，如張元幹説“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可以斡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禀及師授爲如何”，王庭珪説“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陸游説“弟子不必不如師”，嚴羽説“見過其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等，他們對於師承的重視，亦與北宋人相同，甚或有回護或忌諱之辭。于北山先生論楊萬里，便提到“昔人爲學，最重師承門户。此一有異，動有違離。誠齋生平以張浚、張栻父子及朱熹、吕祖謙爲師友，此乃其心目中人倫標準，儒學正傳……至誠齋詩法，雖曾步趨安石，但在政治學術方面，卻不肯贊一辭”。考楊萬里之師張浚等斥王學，楊萬里僅於詩歌師法王安石，卻於政治學術諱而不言。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宋代對於師承一般極爲重視，故相對地較少出現有如唐代“耻於相師”的文化現象。

二、唐宋文學師承意識迥異之兩大因素

何以宋代的師承意識比唐代强烈？筆者推測其中主要原因，可能與唐宋經學風氣與科舉制度有關：

（一）經學風氣。經學講求授受淵源，五經中的《禮記》亦屢言師承，如《禮記·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燕朋逆其師……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師嚴然後道尊”、“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禮記·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虚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顔。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剿説，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一般來説，唐代雖然講求經學，但經學似非定於一尊。整個唐代似乎只有高祖、太宗、玄宗及文宗較重視經學，《五經正義》、《石臺孝經》、《開成石經》等便是這些時代的經學産物，但中唐、晚唐治經者畢竟寥寥可數，《新唐書·儒林傳》所收經學家多爲初、盛唐人，則可知其崖略。另外，唐代科舉雖設 “明經”、“進士”二科，但以經學爲代表的明經科，畢竟不如以詩賦爲代表的進士科。唐代有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説，明經比進士易考，意謂經學不如詩賦。既然經學並不舉足輕重，經籍中的師承觀念對於唐人的影響自然有限。宋代科舉雖然存在經義與詩賦之争，但相對於唐代，偏向重視經學，如北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提出“精貢舉”，諸科取士皆重經義；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更以所著《三經新義》爲科舉評騭準則，明確以經義取士。南宋科舉亦大體沿襲北宋。這或許是宋代比唐代重視師承的原因之一。

（二）科舉制度。唐代科舉有所謂“行卷”。這緣於唐朝特重進士，士人可於進士考試前夕，將著作投於達官貴人，經名公先達延譽，以爲推薦。計有功《唐詩紀事》便指“唐舉子先投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葛立方《韻語陽秋》亦説“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趙彦衛《雲麓漫鈔》又謂“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即此意。换言之，業師在“温卷”方面並非至爲關鍵，因爲唐人詩賦得到“名公先達”、“當世顯人”延譽即可。唐代科舉的主考官與考生關係則較緊密，前者稱爲“座主”，後者則自稱“門生”，正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寛夫詩話》所説：

始唐於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

應當説明，此處所謂的“門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受業，只不過是考生自稱而已。反觀宋代科舉，北宋的真宗朝已發現“温卷”的流弊，到了英宗朝前後更正式廢除“温卷”，正如《宋史·選舉志》所載：

初，貢士踵唐制，猶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傭人書之。景德中，嘗限舉人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公卷及後所試書體不同，並駁放；其假手文字，辨之得實，即斥去，永不得赴舉。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録法，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可罷。”自是不復有公卷。

也就是説，宋代是以“封彌”、“謄録”代替“行卷”。

筆者認爲，這種制度固然比較客觀公正，但也有投機取巧之處。因爲如果考官與考生屬於師生關係，而作爲考官的業師又稔熟作爲考生的門生之行文風格，則可以或多或少地左右考試結果。如果説楊萬里所載“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爲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爲第二”，是歐陽修緣於“恐招物議”而將其門生曾鞏考卷由第一抑爲第二的話，那末，業師蘇軾與弟子李廌可算是有意透過師門關係左右考試結果的明顯例子。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載：

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我們從李廌“意在必得”，蘇軾“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以及蘇軾對考卷的誤判，正可側面證明師承在科舉中並非没有實際作用。除“封彌”、“謄録”外，宋代在地方更廣建學校，《宋史·選舉志》載：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其後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縣建學，而熙寧以來，其法浸備，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説，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

可見北宋，特别是仁宗朝以後，可謂“學校之設遍天下”。事實確實如此。相比唐代，兩宋書院發展相當蓬勃，官辦或私立的著名書院計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金山書院、徂徠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東林書院等。學校之設，以準備科舉應試爲主，而學校自然有傳業的業師與受業的門生。譬如陳郁《藏一話腴》載“吕東萊先生在麗澤書院，與諸生講詩至《南山》。前一日，諸生欲覘其師立言之旨。及東萊次日升堂，誦《南山》之詩，終其篇，然後斷之曰：‘《關雎》樂而不淫，若《南山》樂而過於淫者也’。人皆以爲得體”，可見書院講求師生的尊卑關係。即是説，宋代的師承意識正因書院之設而得到推波助瀾。這或許是宋代比唐代重視師承的另一原因。

詩歌師承以至文學師承，其實都是建基於師承意識。宋代的師承意識如此鮮明，必然使宋人在文學方面也具有鮮明的師承意識。正如前文所説，“師承”分師門關係與師法倣效兩種，唐代的文學師承，主要是以師法倣效，而非師門關係爲主。當然，韓愈倡導李、杜詩歌，而且擷取杜詩中的奇險處加以發揮，此即清人趙翼《甌北詩話》所説的“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迹。有心與無心異也”。韓愈師法杜詩的“奇險處”，亦影響弟子賈島等人的師法倣效，以至有“島瘦”之稱。然而，這始終是師門關係影響師法模倣的個别例子而已。唐朝文壇畢竟以師法模倣爲主；與唐代相比，宋代則兼重師門關係及師法倣效。這是宋代文學師承區别於唐代文學師承的特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