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繼承北宋臻於全面的文學師承模式

北宋兼重文學師承中的師門關係及師法倣效,這是此前各個朝代不可同日而語的。筆者認爲,除上文提及的經學風氣及科舉制度外,宋代對人文文化的推尊,相信起到至爲關鍵的作用。《宋史·太祖本紀》有以下一則記載:

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宫人入内,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元]脱脱《宋史》卷三本紀第三,册一,第50頁。

宋太祖作爲宋朝的不祧之祖,直言“作相須讀書人”,反映了他對讀書、學問的青睞,而“大重儒者”,亦反映了他對人文文化的重視。宋太祖此一思想,可以視爲帝王訓飭,足以主導兩宋帝王的意識形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兩宋社會亦當因而重視人文文化。在這個前提下,兩宋有更周全的科舉考試與文化建設:宋代的學校與科舉考試掛鉤,而學校則由業師與弟子的師門關係構成,這使師承文化在宋代變得根深蒂固;至於文化建設,業師與弟子亦非常重要,尤其業師的遺籍靠門人的董理,方得以繼續流傳,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孫覿《内簡尺牘編註》十卷一條下,有以下評語:

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爲之註……蓋祖堯親從覿游,較之任淵之註陳師道、黄庭堅詩,聞見更爲有據。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孫覿《内簡尺牘編註》十卷。

换言之,宋代的帝王訓飭之重視人文文化,直接或間接促使師承文化在兩宋蔚然成風。綜觀北宋文學上的師門關係發展模式,確實趨於全面、細緻,南宋中興文壇有不少地方對此加以繼承。這大抵表現於以下兩方面:

一、兩宋文壇的師承類别

宋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業師。

最初的階段有所謂童子師或家塾之師。如北宋王禹偁謂“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孟水部詩集序》,四部叢刊景宋本配吕無黨鈔本。又如史應之亦曾“受館于人爲童子師”;[宋]黄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温注,黄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卷十三《戲答史應之三首》其一“庖蛙煎鱔薦松醪”句後任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上册,第321—322頁。北宋末至南宋初亦有之,如汪應辰幼年受學於童子師:

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聲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南宋中興以後亦沿之,諸如陸游所謂“家塾競延師教子”,[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六十《書喜》,册七,第3454頁。孫應時載“余先君子雪齋先生,終老爲童子師。其法度必凖於古,不以一毫自愧。今觀樟山汪先生教人之訣,甚似而尤詳,讀之泫然淚下。世之求童子師,與爲之師者,各取一通置之座側,非小補也”。[宋]孫應時《燭湖集》卷十《跋汪立義教童子訣》,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成年階段又有業師,此類師承在兩宋相當普遍。業師與弟子關係,北宋有杜衍與尹洙、歐陽修、蘇舜欽三人,[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八“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宋刻本;黄庭堅《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余三十年前,欽慕聖俞詩句之高妙。未及識面,而聖俞下世。二十年前官於汝州葉縣,聞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而葉人能誦其詩。歐陽君已行,又不及識”([宋]黄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黄庭堅全集》别集卷八,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4頁)。梅堯臣與歐陽闢、[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清知不足齋叢書本。黄庭堅與俞紫芝、俞紫琳二人,[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引《潘子真詩話》“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游”,第247頁。曾鞏、黄庭堅與陳師道,陳師道《觀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歐陽文忠封兖國》“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送劉主薄》“平生師友豫章公”,([宋]陳師道撰,[宋]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後山詩注補箋》,上册,第96—101及231—235頁)四部叢刊景高麗活字本;《答秦覯書》“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宋]陳師道《後山集》卷十,宋刻本)。陳師道與魏衍;[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集部引魏衍語“先生既殁,其子豐登以全稿授衍曰:‘先公實知子,子爲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録藏於家者,今十三年,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爲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稿,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清光緖萬卷樓藏本。南宋如張孝祥與王集,《于湖居士文集》卷首所刊張孝伯《張于湖先生集序》“朅來南昌,後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久,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屬其讎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間矣”,[宋]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黄山書社,2001年版。李劉與羅逢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李劉《四六標準》四十卷”一條指 “此本乃其門人羅逢吉所編,以劉初年館何異家,及在湖南蜀中所作,彙爲一集,題曰‘標準’,蓋門弟子尊師之詞也”。

從性質與範疇來看,師承方向可以是不同方面。就筆者所見,明人何景明《師説》對古代的師承類别,略曾觸及。他説:

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悦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爲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明]何景明《大復集》卷三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撇除何景明對各類師承類别所下的價值判斷不論,北宋師承方向確實不限於經學、詩文、舉業,還可以涉及人格道德之師承,如宋人吴垧《五總志》载富弼稱詡許我: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以無所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致子弟有牽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爲師承……”。[宋]吴炯《五總志》,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此外,兩宋文人的師承範疇可以是相互交叉的。即是説,這並非純粹的詩人師承詩人,學人師承學人,反而可以是詩人師承學人,學人師承詩人。曾維剛、王兆鵬《南宋中興詩壇的師承與文學史推演》曾將中興文人師承分爲“學術型”、“政治型”及“文學型”三種類别的師承(詳見《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第87—92頁),筆者認爲,清人全祖望已論之,且説明師承類型互相交叉。清人全祖望揭櫫了此一現象:

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也蓋爲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於横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吕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吕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爲清江,栗齋之師爲東萊,西麓之師爲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翁、千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之中,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使《三百篇》之遺教,自外於儒林乎?[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二序,四部叢刊景清刻姚江借樹山房本。

所謂“詩人而入學派”、“學人而入詩派”、“詩派之兼學派”都説明了士人在師承方向上可以跨範疇,而南宋中興師承模式正從北宋師承模式繼承而來。

二、兩宋文壇的師承方法

兩宋文人的師承有一種是完全没有師門關係的私淑關係,另一種是普通的指教、點撥,也有一種則是進一步的升堂入室。其中第三種似兼及業師生活起居雜事,如陳與義説“肩輿亦莫要僕夫,自有門生與兒子”、[宋]陳與義著,吴書蔭、金德厚點校《陳與義集》卷九《述懷呈十七家叔》,中華書局,2007年版,上册,第127頁。蘇泂説“日供薪水門人職”。[宋]蘇泂《泠然齋詩集》卷五《壽陸放翁三首》其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但我們畢竟很難界定某一文人的師承關係,究竟是第一種、第二種抑或第三種,故以下籠統言之,不加區分。

宋代通信主要靠驛騎,兩宋文人求師,亦循此途,宋人爲了自我表現,故多以詩文形式投書求師。北宋陳師道請黄庭堅收爲門下弟子,除有《與魯直書》一文説“某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託渠轉致,必能上達也。爾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文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宋]陳師道《後山集》卷十一《與魯直書》,宋刻本。更有《贈魯直》一詩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宋]陳師道撰,[宋]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後山詩注補箋》逸詩《贈魯直》,中華書局,2009年版,下册,第485—486頁。南宋亦然,如陸游求師於曾幾,呈以《别曾學士》一詩,謂“袖書拜轅下,此意私自憐”、“公不謂狂疎,屈體與周旋。騎氣動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繫不得從,瞻望抱悁悁”、“他時得公心,敢不知所傳”。[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一《别曾學士》,册一,第1頁。

北宋文人求師以後,或有師資之禮。據葛立方《韻語陽秋》載,北宋人王令“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以定”。[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八,《叢書集成初編》,册二,第148頁。筆者疑所謂“師資之禮”,紹承自先秦儒學及唐代國子學師承制度。《論語·述而》曾謂“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安國疏指“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而來學者,則吾未曾不誨焉,皆教誨之也”,《論語注疏》卷七,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第86頁。其中“奉禮”可見古之師承應有師資之禮。又據洪邁《容齋隨筆》云: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上册,第340頁。

宋代文學師承與先秦儒學及唐代國子學之師承制度,頗爲相似。南宋中興文學師承有否此種現象,則待攷。

雖然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從若干文獻即能歸納出北宋的師承方法,而南宋中興文人亦與此頗爲相似:

(一)以啓悟的方式指導後學。早在《論語·述而》已載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論語注疏》卷七,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第87頁。之語。

宋人師承亦表現了對這方面的重視,以點到即止的方式指導。北宋蘇軾指示明上人作詩,周紫芝《竹坡詩話》即載其事: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覔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宋]周紫芝《竹坡詩話》,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坡不是洋洋灑灑,反而以寥寥數語金針度人,指示明上人詩主平淡自然、參法前人法度。又如陳師道指導晁沖之,朱弁《風月堂詩話》有如下記載:

晁伯宇少與其弟沖之叔用俱從陳無己學,無己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己再三詰之。叔用云:“别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己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民國景明寳顔堂秘笈本。

後山教人“必須得一悟門”,可見亦重啓悟。南宋陸游指導方孚若甚至只書“詩境”二字,據劉克莊《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載:

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一百六十七《寶謨寺丞詩境方公》,四部叢刊景舊鈔本。

筆者兹據廣西桂林龍隱巖風洞,南宋嘉定七年(1214)正月十五日方信孺三刻詩境題字石刻拓本,該石刻係由陸游手書,書體爲行楷。左起有“此字始刻于韶之武溪載刻于道之窊三刻”,中間横向大書“詩境”二字,二字之間有“陸游書”三字,拓片右方有“于桂之龍隱巖嘉定七年正月望方信孺孚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册44,第49頁。可證此事確鑿。另如陸游指示姜特立爲詩,其《寄姜梅山雷字詩》謂“章臺官柳映宫槐,實馬蹄輕不動埃。只怪好詩無與敵,誰知古學有從來。江山常逐客帆遠,歳月不禁街鼓催。剩約東林投淨社,高情千載友宗雷”,[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十一附《放翁示雷字詩》,傅增湘家藏鈔本。偉豪案,放翁此詩,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已補輯,題作《寄姜梅山雷字詩》(詳見第4578—4579頁),疑即承《瀛奎律髓》擬題,恐非放翁原題。又“實”字,《瀛奎律髓》作“寳”字;“街”字,《瀛奎律髓》作“衙”字;“林”字,《瀛奎律髓》作“隣”字。詳見[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十二“寄贈類”,下册,第1524頁。方回《瀛奎律髓》指“三四乃教人作詩之法,不可强揠,必有本者如是”,[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寄贈類”。可見陸游是以寥寥十四字示姜特立作詩當有所本。

此外,宋人亦透過譬喻或即景設譬,曉以治詩文之道,這種啓悟方式相當常見。北宋如蘇軾指示葛延之,何溪汶《竹莊詩話》卷一引《蒼梧雜志》云:

葛魯卿有姪名延之,嘗自言在儋耳從東坡游,甚熟。坡嘗教之作詩文云:“譬是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宋]何溪汶《竹莊詩話》卷一引《蒼梧雜志》,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以“錢”喻意,以“物”喻古今名物,説明“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的寫作原理,説理看似曲折,其實不然。筆者認爲,“爲文若能立意,則古今並有,翕然起爲吾用”本身屬於形而上的抽象道理,雖然古代文學理論多已談及,如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晉]陸機《陸士衡文集》卷一,清嘉慶宛委别藏本。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有“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卷六《神思》第二十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下册,第494頁。但人們會因語言本身經過時代推進,而對某一語言及其背後的概念司空見慣、習以爲常,繼而産生表面的認知。形而下的設譬説理,則可令人透過嶄新的譬喻外衣,重新咀嚼舊有的道理内核,在認知的接受心理上得到重新的啓悟。因此,蘇軾以“錢”爲喻,對於葛延之爲文爲詩,大有啓悟作用。南渡時期的徐俯教汪藻作詩,更曾即景設譬。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其事:

汪彦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棬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忘實之想也。”彦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彦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席間杯棬果蔬”是即時之景,徐俯以此設譬,道出汪藻爲詩要遵於法度而又自出機杼,其實也是重啓悟的一種表現。

(二)擬出閲讀方向。古代典籍經過焚書、兵燹、蟲害等人爲或自然隳壞,能够流傳至宋代的經典遺産,可算是經典中的經典。宋人師承重視從閲讀前人遺著,師法當中的用語與肌理。因爲創作本身源自認知,認知則可以讀書爲工具。北宋歐陽修即教孫覺“勤讀書”,蘇軾《記歐陽公論文》憶述: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宋]蘇軾著,傅成、穆儔標點《蘇軾全集》文集卷六十六,下册,第2090頁。

蘇軾則教許仲山“熟讀”《詩》、《騷》,求其“曲折”之處。據許顗《彦周詩話》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也。[宋]許顗《彦周詩話》,明津逮秘書本。

曾鞏教陳師道爲文,更指“熟讀”數年才算所謂“讀書”:

陳後山初携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後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他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後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宋]王正德《餘師録》卷一引《逸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黄庭堅亦要求“熟讀”的同時,在實踐創作中能够融匯貫通。黄庭堅《與王觀復書》教王蕃讀杜甫夔州以後的古律詩,然後在創作上追求“無斧鑿痕”:

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作耳。[宋]黄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黄庭堅全集》卷十八《與王觀復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頁。案,“如”一作“而”。

山谷於《答洪駒父書》指示洪芻熟讀書,探其淵源、陶冶萬物,以解決“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的寫作問題: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横,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宋]黄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黄庭堅全集》卷十八《與王觀復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頁。

又如《與徐師川書》要求徐俯讀書時尋幽探賾:

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同上書,第479頁。

再如《與孫克秀才》教孫克讀杜詩時,要“精其句法”:

請讀老杜詩,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爲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筆研、玩歲月矣。同上書,第1925頁。

南宋陸游曾因同儕周必大就教,指示他讀蘇轍之詩:

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四“送别類”評蘇轍《送龔鼎臣諌議移守青州》,中册,第1082—1083頁。

方回《瀛奎律髓》解釋“蓋詩家之病,忌乎對偶太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於四六,而短於詩,殆胸中有先入者,故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歟”,同上。可見提供讀書方向,對於受業個人的詩學理念,或有正本清源的指導目的。

饒富意趣的是,宋人師承亦舉業師自己或先師著作以教人。北宋石翼便是例子。他曾隨黄庭堅作詩,每舉山谷詩其中一聯教人。葉夢得《石林詩話》記:

蜀人石翼,黄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宋百川學海本。

姑勿論石翼如此教人,其實也有自矜得山谷真傳之私意;南宋如陳與義對自己的《休日早起》“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句頗爲得意,於是題扇,令弟子龔相參悟:

昔招隱居士龔相聖任,嘗學詩於先生,先生以此十字書扇贈之,且屢語之曰:“此吾平生得意句,子宜飽參。”居士之子宗簿養正云。[宋]胡稚《胡學士續添簡齋詩箋正誤》,詳見[宋]陳與義著,吴書蔭、金德厚點校《陳與義集》,下册,第498頁。

吕本中也曾令人讀其師韓駒之詩。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六引《小園解后録》:

“打起黄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唐人詩也,人問詩法於韓公子蒼,子蒼令參此詩以爲法。“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嗚窣窣,寒花承露落毿毿。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此韓子蒼詩也。人問詩法於吕公居仁,居仁令參此詩以爲法。[宋]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卷六引《小園解后録》,中華書局,2007年版,上册,第180頁。

無論是以前人遺著,還是以自己或先師著作教人之師承方式,無非向受業指點一條學習蹊徑而已。

(三)點評或修改作品。北宋蘇軾曾命題令門人創作,然後引申補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引《師友談苑》云:

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顔。”顧公久之。[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七引《師友談苑》,第203頁。

“近扈從燕醴泉”以後的一段文字,是蘇軾對門人“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句作進一步的引申補充;南宋曾季貍也記載自己的詩作曾蒙吕祖謙修改潤飾:

予幼學爲詩,未嘗經先達改抹。惟年十四,時有《寄空青叔祖》古詩,得吕東萊爲予全改四句。其詞云“悠悠造物何所爲,賢愚共滯令人悲。男兒不恨功名晚,功名必在老大時”,予至今記憶。[宋]曾季貍《艇齋詩話》,清光緖琳琅秘室叢書本。

這種修改詩作、指示後學的師承方式,北宋黄庭堅亦有之。山谷《睡鴨》一詩有“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任淵注:

徐陵《鴛鴦賦》曰:“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影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山谷非蹈襲者,以徐語弱,故爲點竄以示學者爾。[宋]黄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温注,黄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卷七,上册,第177—178頁。筆者案,莫礪鋒先生曾引此詩以證山谷詩之被認爲“蹈襲剽竊”純屬誤解,詳見《黄庭堅“奪胎换骨”辨》,《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第195頁。

雖然山谷修改的不是弟子詩作,而是前人作品,但“故爲點竄,以示學者”的指導方式,則與吕祖謙潤飾曾季貍之詩,如出一轍。

(四)揮麈清談。這種清談有時是旁採故實,如北宋李廌《師友談記》載其師蘇軾談及藝祖食萵苣:

東坡言: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曰某者,卓庵道左,蓺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庵中晝寝,夢一金色黄龍來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凛然,遂攝衣迎之,延於庵中,饋食甚勤。復又取數鐶餞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幸甚。”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元祐八年,因送范河中是院,閑言之爾。[宋]李廌撰,孔凡禮點校《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2頁。

宋人既然有嚴羽《滄浪詩話》所説的“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詩辨”第五則,第26頁。的創作傾向,業師旁採故實或多或少可以爲弟子的創作提供了“用典”的素材;南宋中興文人曾幾則曾與受業“談風月”,據韓元吉《兩賢祠記》載:

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以詩名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以詩書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游,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清]謝旻《(康熙)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引韓元吉《兩賢祠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曾幾的弟子陸游教導門人蘇泂,亦曾縱横摭談,如蘇泂説“留我坐終日,誨我忘其疲”、“論詩何止高南渡”。[宋]蘇泂《泠然齋詩集》卷一《送陸放翁赴落致仕修史之命》及卷五《壽陸放翁三首》其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歸納來説,南宋中興文學師承至少有三個性質:

第一,就系統言之,從師承類别與師承方法,可見南宋中興師承亦如北宋一樣,臻於全面、細緻;

第二,就淵源言之,南宋中興文學師承與北宋若出一轍,由此推知應該繼承自北宋;

第三,就畛域言之,南宋中興文壇與北宋一樣,師承範疇的分類概念頗爲混沌,我們有時很難區分某一文人的師承屬於詩歌,抑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