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讲究说话艺术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设学校，立教讲学，传授古代文化，他的教学包括了四个科目，即德行、政事、文学和言语。春秋时期，文字虽已普遍应用，但书写仍不方便。由于竹简太笨重，帛书太昂贵，书面语言的使用范围很窄。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里，主要靠口语，通过言传、耳听、心记来传播文化，交流信息。当时孔子常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深知口语表达的社会作用，因此非常重视说话的艺术和口才的训练。

（一）孔子主张言行一致

孔子把口才视为交流思想、发表见解的主要工具。孔子所强调的口语表达能力是以德行为基础的，他认为“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他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道听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等等，都是说言语是一个人内在美德的外在表现，绝不应该说违心背德的话。说的多，做的少，是为人的莫大耻辱，最好是首先做到了，然后再说出来。为了实践言语与德行一致的主张，孔子不遗余力地反对“巧言”，大张旗鼓地提倡“慎言”。所谓“巧言”，就是无德之言。反对“巧言”，是针对言与德的关系提出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那些靠花言巧语欺诈撞骗者都缺乏应有的仁德，让这些花言巧语泛滥开去，就会败坏社会道德。所以，“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卫灵公》）。全社会的人都要有所警惕，杜绝一切“巧言”。所谓“慎言”，就是不说过头话。提倡“慎言”，是针对言与行的关系提出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做事情要勤劳敏捷，说话要谨慎讲究分寸，做不到的事情压根就不说，如果在言与行实在无法一致的情况下，宁可多做事少说话，也绝不能说多做少，言过其行。提倡“慎言”的主张，不仅在诡辩之术盛行的春秋时期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对于我们反对说假话、空话，反对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不良世风，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二）孔子讲究说话的艺术

孔子非常讲究说话的艺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他认为修辞是进德、修业、治国的大事。他强调口语表达要言之有礼，言之有文，言之有情，而且说话要有针对性。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强调演讲要有文采，说话要讲求技巧。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才能打动和说服对方。孔子认为口语表达直接面对听众，说话的针对性越强，表达的效果越好，因此，说话的内容、时机、情态都要因具体对象、具体环境而异，有所选择，区别对待。

孔子就口语表达的针对性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说话要选择恰当的时机。《论语·季氏》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了，叫做急躁；应该说话了却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对方的脸色便贸然开口，叫做闭眼瞎说。这三种毛病都是说话的时机选择不当。第二，说话内容的深浅要与对方的接受能力相宜。《论语·雍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中等水平的人可以讲高深的道理，对中等以下水平的人就不可以讲高深的道理，说话的内容超过或低于对方的接受能力都不会收到好效果。第三，可否与之交谈要视对方的具体情况而定。《论语·卫灵公》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以与之交谈的不与之交谈，就失去人心；不可与之交谈的却与之交谈，是浪费言语。聪明的人能因具体情况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到不失人亦不失言。第四，说话应顾及具体的环境、场合。《论语·乡党》说：“食不言，寝不语”，“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及《诗》《书》或“执礼”时都要用通行的“雅言”（雅言就是当时比较标准、比较规范的普通话）。不能无视具体环境，不顾场合地乱说一气。这四个方面都注意到了，说话的针对性就强了，表达的客观效果也就好了。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不说则已，一开口就能说中要害；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谁都不厌其言，愿意专心致志地听下去。这样的口语表达效果，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孔子不仅在口语表达理论方面提出许多宝贵见解，而且在口语的实际运用方面也留下不少范例。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在朝廷、在乡党，对上大夫、对下大夫，对国君、对宾客，说话的内容、语气、表情、动作各不相同，都是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有很强的针对性。《论语·先进》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听到的事就马上做吗？孔子在回答子路时说：“有父亲、哥哥在，应听听他们的，怎能听到了就做呢？”在回答冉有时又说：“听到了就干起来。”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使在座的公西华大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冉有胆量小，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说一听到了就干起来，是鼓励他，给他壮胆；子路胆量大得超过一般人，勇于作为，所以我说，有父亲、哥哥在，要压一压，使他有所退让。”这件事一向被用作孔子“因材施教”的例证，其实也是说话看对象、针对不同实际情况而选择不同说话内容的范例。

（三）孔子注重说话训练

孔子在对弟子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口才训练。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口才最拔尖的要数宰我和子贡。子贡就说过这样的话：“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孔子还曾谆谆告诫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在《论语·子路》里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里强调了诵读训练对于口头表达的重要性，甚至提出能诵诗三百是从政、出使的必备条件。无怪乎他对公西华“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论语·公冶长》），善于言语应答的才能那样赏识，竟然与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与冉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的雄才大略相提并论。

无论是讲学还是游说，孔子都以口语为主要表达方式。现存《论语》一书，就是他游说、讲学时的口语记录，从中既可以看到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也可以看到他运用口语的实际范例和关于口语表达、口才训练的基本见解。

在孔子的影响下，儒家学派都非常重视口才。先秦诸子百家的口才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演讲论辩活动的第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