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

1.1　关于汉语

要了解汉语研究，就要先认识汉语。而说到汉语，就不能不提到汉语与其他语言相比的“三奇”：一是历史之长久，二是成员之复杂，三是特点之突出。

1.1.1　汉语走过数千年

一般认为汉语距今有三千多年历史，其实那是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的。而由于语言的出现肯定要早于文字，因此汉语作为语言的历史当然也就远不止三千年。从另一角度说，就算历史上还有比汉语更古老的语言，如古埃及语、古巴比伦语、古腓尼基语，以及著名的梵语，这些语言早在纪元前就都“死亡”了（即不再使用了）。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种语言的历史一般都不超过一千年，大多不过几百年。就这一点看，历史如此悠久的汉语却至今还“活着”，而且“越活越年轻”，不但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而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无疑可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奇迹。

从商代出现甲骨文，到周秦时代完整的汉语典籍，乃至此后两千多年汉语的文献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文字和资料都表明，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的发展是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的。但时间跨度这么大的汉语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古代的汉语也不会跟现代的汉语完全一样。着眼于这些不同，一般把汉语的发展大致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三个阶段。

古代汉语一般是指先秦两汉至隋唐这一千多年间的汉语。古代汉语虽然也可以上溯至史前汉语，但一般认为古代汉语的前身主要是指“夏语”。夏语也称为“雅言”，是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中游一带华夏族的语言。华夏族与周围夷羌苗黎诸部族不断融合，到秦始皇时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秦始皇实行了众所周知的统一汉语文字的“书同文”政策，在这一融合和统一的历史潮流推动下，古代汉语正式形成。古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说现在看到的文言文就是当时古人口中说的话。古代汉语词汇和语法概貌可以从文献中直接观察，而语音系统则只能通过对诗文用韵、谐声系统和反切系统的分析归纳来间接推测。总的说来，古代汉语的面貌和现代汉语截然不同。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逐日》中的一段文字：“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一段话在用词和句式上都与现代汉语很不相同，读音则肯定差得更远，可以代表古代汉语的面貌。古代汉语发展到隋唐时代，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开始系统地偏离古代汉语，这种偏离不断积累，便逐渐出现了近代汉语的雏形。

近代汉语是指晚唐到清初近一千年间的汉语，其面貌与古代汉语明显不同。近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由繁趋简，韵母简化尤甚；词汇系统产生了一大批新词语，以单音词为主的格局转变成以复音词为主；语法上产生了新的代词、助词和语气词系统，以及动补式、处置式（把字句）等新的句式。但近代汉语书面语则基本上还是沿用古代汉语的样式，并形成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进行加工的书面语，即通常所说的“古白话”；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进行加工的书面语，以及后代以这种书面语为模仿对象的作品的语言，即通常所说的“文言文”。这一时期大量文献资料沿用古代汉语的文言文体，只能从一部分不同程度地记录口语的白话文献，如变文、语录、笔记、小说、话本、杂剧、散曲、戏文、民歌、会话课本等中，窥探近代汉语口语的面貌。例如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中的一段话：“目连到天宫寻父，至一门，见长者：‘贫道小时，名字罗卜。父母亡没已后，投佛出家，剃除须发，号曰大目乾连，神通第一。’长者见说小时名字，即知是儿：‘别久，好在已否？’罗卜目连认得慈父，起居问讯已了：‘慈母今在何方，受于快乐？’”这段变文距今已有千年，但读起来并不费力，除个别词语与现在不同外，大部分词语和句式都跟现代汉语差不太多了。现代汉语共同语和方言的格局就是在近代汉语阶段逐渐形成的。

过去汉语学界（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一般把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统称为“古代汉语”。这是因为相对于现代汉语，这一阶段的汉语有一点还是统一的，即不管口语发生了什么变化，正式的书面语都是自秦汉以来没有发生变化的“文言文”。但近代汉语到底是跟古代汉语关系更紧密还是跟现代汉语关系更紧密，这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如果从书面的文言文看，近代汉语更接近古代汉语；但如果从口语状况或书面的古白话看，则近代汉语更接近现代汉语。吕叔湘就认为现代汉语跟近代汉语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目前对现代汉语的起点有不同看法，其中主要说法是指清初以后的汉语，这样现代汉语迄今就已有三百来年历史了。现代汉语形成之初的面貌，从乾隆年间的白话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语言来看，其词汇语法基本上已和今天一样。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就是依据《红楼梦》的语料撰写的。现代汉语的新白话与近代汉语的古白话虽比较接近，但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西游记》和《儒林外史》第一回的开篇文字，前者仍属近代汉语，后者则是现代汉语。不过由于文人写作时仍以先秦两汉的口语为准，也就是所谓“文必秦汉”，文言一直占据着汉语书面语的统治地位。历朝历代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政府文书等，无不使用文言。直到民国初年还是两种书面语并存，文言文的地位仍然高于白话文。至于现代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共同语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以后的事了。从清中期算起的“现代汉语”，从时间跨度上看虽不如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那么长，但语言演变的幅度却又显然非常巨大。特别是“西学东渐”后，受西方语言和日语的影响，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明显变化；而最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汉语更是发生了剧烈演变。正因为如此，也有人主张将现代汉语的开端定在“五四”时期，从而与中国现代史保持一致。也有学者提出，如果把清初或清中期之后的汉语叫作“现代汉语”，那么“五四”以来的汉语，或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语，也不妨叫作“当代汉语”。

1.1.2　现代汉语的大家庭

除了历史分期问题，“现代汉语”作为日常用语，虽然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现今汉族人使用的语言”，但作为科学术语至少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的现代汉语仅指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广义的现代汉语则还包括现代汉语的各种方言。

先说狭义的现代汉语，即作为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现代汉语。

民族共同语既包括书面共同语，也包括口语共同语。现阶段现代汉语的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已经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所谓的“言文一致”，“怎么说就怎么写”。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种书面语和口语统一的共同语正式命名为“普通话”，其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但从历史上看，汉语书面共同语和口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可以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源头，是通过不同的路径最终才“殊途同归”的。

汉语的书面语，即用文字记载的汉语，最早当然是甲骨文，但甲骨文显然还不具备书面共同语的性质。稍晚些的文献，如西周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已经开始反映出明显的南北方的不同地域特点和不同时代特点，但就在同时期也开始出现了以今洛阳（原称“成周”）一带方言为基础的汉语书面共同语形式，当时称作“雅言”（即“夏言”）。《论语》中就有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记载。前面说过，在汉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书面语反映口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诗经》中的“国风”是根据民间诗歌记录整理的，《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所说的话，因此肯定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但汉魏以后，写文章的人往往有意模仿先秦的这种书面语，逐渐就形成了跟后来的“口语”越来越远的“文言文”，而且文言一直在汉语书面语中占据统治地位。文言文虽然长期具有汉语书面共同语的性质，但却也因此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懂的一种“共同语”。书面语中跟“文言”相对的则是“白话”，在一些民间流传或接近民间的作品中就常常记录下这些更接近历代口语的书面语。如南朝产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晋的逸闻趣事和名士言行，其中就可看到不少当时口语的痕迹。六朝甚至更早就开始翻译佛经，佛经要以群众为宣讲对象，译文中也就有许多非常接近口语的表达。唐和五代的说唱文学“变文”在寺院盛行，用有说有唱的“俗讲”宣传佛教故事和历史传统，这种变文和俗讲的白话程度就相当高。《禅宗语录》是禅师的问答记录，属于口耳传习的内容，自然很接近口语。而宋朝建立“道学”，讲学之风甚盛，更采用比较通俗的口语，《朱熹语录》就是非常接近当时口语的书面语作品。到12-13世纪宋末元初年间，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南宋末年的“话本”作为民间艺人说唱的底本，大部分通篇白话，以后的诸宫调、南戏、杂剧、散曲中都有大量白话。元末明初开始出现长篇小说，如《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也有地域特色，但都是用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写成的。到这时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即白话文就已经基本成熟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第一次喊出了“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新青年》还最早发表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正式宣布在学校全部停用文言文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教科书。由此终于使得白话文取得了正式文学语言的地位。因此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标志现代汉语书面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汉语口语共同语开始出现的年代肯定要比书面共同语晚。不过在汉语史上，北方话一直在事实上处于口语共同语的地位。“雅言”（即“夏言”）就是以早期的北方话为基础的口语共同语。在春秋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因此就必须有一种能通行各地的口语才可能让更广大地区的人都听得懂。孔子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很多地方，因此他在讲学时就只能使用“雅言”。西汉扬雄编纂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不但记载了当时各个地区的不同词语，也记录了一种“通语”，可见当时就已有了通行于各地的口语共同语形式。由于政治、经济的多种原因，北方话的口语一直在汉语中具有优势甚至占统治地位。1153年金朝定都（陪都）于北京，及至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的口语也逐渐成为最有影响和最具权威的一种北方话口语。元代周德清于1324年所撰音韵学著作《中原音韵》就提到“混一日久，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所说的“中原之音”就包括当时的北京话“大都话”，因此当时的北京话也被称作“天下通语”。虽然在明朝之前汉语有南北两种官话系统，其中南京官话的影响甚至还大于北京官话，但到了明朝之后，北京话的口语就逐渐取得了正统“官话”（全民通用口语）的地位。明代官场北京官话通行，以至于有人干脆忘记了自己的方言，《明史》称之为“不操乡音”。北方话向南方方言的渗透，也表现为官话的语音成为与当地方言的“说话音”不同的“读书音”，即“文白异读”，文读音明显就是受北方话影响产生的。1728年清朝雍正皇帝还曾下令，所有官吏必须掌握官话，而且在方言最重的广东、福建设“正音书院”，同时还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这些都说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早就具备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性质。到清末，民众中“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语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19世纪末期开始，许多有识之士还纷纷创制出拼读“官话”的字母符号。民国二年（1912），蔡元培主持国民政府教育部时就制定和颁布了汉语的“注音字母”，并逐一审定汉字读音，以后又把“言文一致、统一读音、推行国语”作为政令施行，并正式确定国语标准音是北京音。这些也就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国语运动”，并由此使得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最终取得了汉语口语共同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国语运动”是标志现代汉语口语共同语最终形成的语言文字运动。

再说广义的“现代汉语”，即现代汉语的方言。

汉语和所有语言一样始终处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之中。语言的发展演变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有变化，因而分化成了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整体不复存在，就像原来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后来“分家单过”，现在欧洲各国的语言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种是虽然有变化，但只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这种语言的整体仍然保持不变，就像原来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始终“四世同堂”，汉语的方言就属于这种情况。

造成汉语各种方言产生的原因，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人群迁徙的结果。中国古代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战争戍边、屯垦流放等，常常使大批居民背井离乡，长途迁徙。这就使随着他们分散到异地的语言发生了各种不平衡的变化。如随着先秦以来北方移民陆续增多和北方文化的影响，到六朝前后就在长江以南形成了吴语区和湘语区。粤语的形成则是从秦始皇在岭南“谪庶五十万”开始的。闽语发端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入闽之时。东晋到明朝初年，由于诸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战乱的原因，原来住在中原一带的汉族居民先后向南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这也成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二是自然地理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群居住的地域越来越大，语言被不同地区交际受到限制的人群所使用，自然会发生不同的变异。同时大山、大河、森林、沼泽作为地理障碍，可以阻断交通，阻隔交往，也为方言分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如福建山地占全省总面积90%以上，这样就使闽语成为内部差异最大的方言。浙南为山地，因此南片吴语的内部分歧远远大于北片吴语。相比之下大江大河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定程度上当然会阻隔两岸的人员往来，但同时又能给上下游带来舟楫之便。比如长江将官话和吴语等方言分隔为南北两大块，但又形成了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江淮官话，并且溯江而上沟通了上游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官话。三是语言的接触影响。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导致相互吸收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言的形成。如东南诸方言分布地域原本百越杂居，这些方言中一些难从汉语里寻根溯源的成分很可能就是百越语言留下的底子。东北是满族发祥地，东北话里有不少满语词。北京话中的“胡同、井、打（打南边来）”，汉语中查不到来源，很可能是女真语或蒙古语的渗透。吴语、粤语和闽语由于跟海外接触比较密切，就吸收了一些外语（主要是英语）语词，如上海话和港澳地区粤语中很多普通话用意译的外来词往往使用英语的音译，这也是这些方言的一个鲜明特色。

根据语音、词汇、语法上的一些重要差异，现代汉语目前共分成七大方言：（1）北方方言：也叫北方话、官话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是七大方言中历史发展最久、使用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分布包括长江以北地区、长江南岸九江以东镇江以西沿江地带、湖北（东南除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部，占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也占说汉语人口的70%以上。（2）吴方言：也叫吴语，以上海话和苏州话为代表。主要分布在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南部。使用人口7000万以上。（3）湘方言：也叫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北部。使用人口3000余万。（4）赣方言：也叫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中部和北部，及其毗连的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部等地区。使用人口3000余万。（5）客家方言：也叫客家话，是唯一不以地域而以人群命名的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省东部和中部及其毗连的赣南、闽西和湘东南地区、台湾西北部一些市县，另外在广西、四川还有不成片分布。使用人口约4000万。（6）粤方言：也叫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广西东南部和港澳地区。使用人口4000多万。（7）闽方言：也叫闽语，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海南省、台湾省、广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地区。使用人口5000多万。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在海外华人社区也有分布。海外汉语方言的使用人数约为2000-3000万，其中使用汉语方言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美国等。

1.1.3　现代汉语的“家族基因”

汉语不但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而且跟其他语言（如印欧语）相比也有许多独特之处。吕叔湘（1989）说：“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拿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比较，就会发现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一彼多或者此多彼一，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如此来看，汉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确实都有一些重要的特点或者叫“显赫特征”。

汉语在语音上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声调方面的特点，二是音素方面的特点，三是音节方面的特点。

从声调看，汉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而且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有人认为世界上的语言主要分为两大类，像汉藏语系语言都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但是没有词的形态变化；而印欧语系语言都有词的形态变化，但是没有声调。可见有声调是汉语非常明显的特点。汉语的声调（即音节的音高变化）都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普通话“汤、糖、躺、烫”的声母和韵母相同，声母都是“t”，韵母都是“ɑng”，但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书面上也就写成四个不同的汉字（这四个字被称作女子瘦身的“一字秘诀”，就因为除了声调不同，这四个音节的声韵母都相同）。再如“单相思很‘chun（纯）’，也很‘chun（蠢）’”，“这些话既是‘zhufu（嘱咐）’，也是‘zhufu（祝福）’”，“要‘jiɑngjiu（讲究）’，不能‘jiɑngjiu（将就）’”，都是由于声调的差别而带来词语的意义差别。

从音素看，汉语音节中元音占有优势。印欧语中音节很少是不包含辅音的，而且音节中的辅音常常可以连续出现，如英语“splint（裂片）”这个音节就只有一个元音却有5个辅音。但汉语的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却都必须有元音；辅音不能独立构成音节，而元音都可以独立构成音节；辅音在一个音节中至多只能有2个，而且不能连续出现，而元音在音节中可以只有一个（韵腹），而且可以连续出现（韵腹+韵尾，韵头+韵腹，韵头+韵腹+韵尾），例如“衣[i]、屋[u]、鱼[y]”等就是由一个元音单独构成的音节，而“爱[ai]、蛙[ua]、歪[uai]、威[uei]、优[iou]、腰[iau]”等就是多个元音构成的音节。汉语的音节中元音居多，而元音都是发音响亮可以吟唱的乐音，这也就使得汉语的语音带有明显的乐感和韵味。

从音节看，汉语音节分明，音节结构简单严密。一方面，由于汉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基本都是单音节的，加上音节构造严密，音节发音也不像印欧语那样“拼读”发音而是“合读”发音，因此音节紧密，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如元辅音成分相同的汉语“岁[suei]”和英语“sway[suei]”，发音上就明显不同。另一方面，汉语音节中元音和辅音出现的类型和位置有严格限制。韵头仅限高元音“i[i]、u[u]、ü[y]”，韵尾仅限高元音“i[i]、u[u]”。英语中鼻音、塞音、擦音、塞擦音、边音等都可以作闭音节收尾辅音，如“gate[geit]（大门）、life[laif]（生命）、large[laːdʒ]（大的）、ball[bɔːl]（球）”，但汉语普通话闭音节收尾辅音却只能是鼻音[n/ŋ]，（方言中也有鼻音[m]，以及塞音如[p/t/k]）。汉语的辅音要么在音节开头作声母，要么在音节末尾作韵尾：如音节中只有一个辅音，那么或者作声母，或者作韵尾，例如“安[an]、拿[na]”；如音节中有2个辅音（最多也只能有2个辅音），那么一定是一个作声母，另一个作韵尾，例如“蛋[tan51]、南[nan35]”。这些特点也就造成汉语的音节构造具有严密的组合性：最低层的“韵腹+韵尾”组成上一层的“韵”，如“ɑo”；然后由“韵头+韵”组成再上一层的“韵母”，如“iɑo”；再然后由“声母+韵母”组成再上一层的“无调音节”，如“tiɑo”；最后则由“无调音节+声调”组成最终的“音节”，如“[t′iau51]（跳）”；反过来也可以说汉语的音节可以逐层两两切分，直到音素（声母、韵头、韵腹、韵尾）为止。

汉语在词汇上的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是词语在音节上的特点，二是词语在语素上的特点。前者还包括汉语词语的韵律特征，后者还包括汉语词语的构造形式。

从音节数量看，主要表现为双音节词占优势。古代汉语主要是单音节词，即一个音节（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如《论语》中除极少量的人名、地名外，都是单音节词。但现代汉语则是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即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大多变为双音节词。例如“目：眼睛，石：石头，忆：回忆，菊：菊花”等。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现代汉语8000个常用词中，双音节词就占70%以上（日常口语常用词中也还有大量单音节词）。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同音词和分化多义词：如“yi[i55]”这个音节，文言有“医、衣、依”等好多词，改成双音节的“医疗、衣服、依靠”等词就不是同音词了。再如文言的“道”这个词，有“道路、道理、道义、道学、道德”等许多意思，改成双音节词后，意义也就分开了。双音节词还有一个作用是在韵律上能形成轻重搭配的节奏感。比如“不宜”的肯定形式不是“宜”，而要说成双音节的“宜于”；双音节词或双音节组合的词如“种树、种植树木”若说成“种树木、种植树”就不大好；甚至有时候不够双音节的词要凑成双音节，多于双音节的词还得减缩到双音节，比较“泰国：日本，泰山：峨眉，黄县：顺义，小李：诸葛”，“航空母舰：航母，酒后驾驶：酒驾，春节联欢晚会：春晚”，就都是这种情况；甚至本来是“狐/假虎威”“一衣带/水”要读成“狐假/虎威”“一衣/带水”的停顿形式，“三十而立、不约而同”中间要加个没什么意义的“而”，变成或读成双音节或双音节组合后至少比较顺口。

从语素数量看，主要表现为合成词占优势。因为现代汉语音节、语素、汉字大致上是“三位一体”的，即通常情况下一个音节就等于一个汉字，也就等于一个语素。因此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多，也就意味着由多个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也比较多。世界语言中合成词的三种主要构造方式“派生构词、重叠构词、复合构词”在汉语中都存在，而且现代汉语还有“拟声构词、译音构词”等形式，因此现代汉语合成词构词形式是最多样和最完整的。“拟声构词”的例子如“乒乓、布谷、咔嚓、叮当、潺潺、淅淅沥沥、稀里哗啦”等；“译音构词”的例子如“沙发、芭蕾、粉丝、黑客、俱乐部、奥林匹克”等；“重叠构词”的例子如“姐姐、星星、娃娃、渐渐、骂骂咧咧”等。印欧语中最多见的“附加构词”形式在汉语中也存在，例如“老虎、第一、阿姨、可怜”等是前缀附加构词，“锤子、木头、花儿、哑巴、热乎乎、黑咕隆咚、脏里叭唧”等是后缀附加构词。当然现代汉语中最常见和最能产的合成词构词形式还是“复合构词”。构成复合词的词根语素都是实义的成词语素（即不是虚词）或实义的不成词语素（即不是词缀），而且由于汉语中复合词、词组和句子这三级单位的结构形式基本上一致，因此复合词的构造形式也就多种多样。例如陈述式“胆怯、性急、祖传、口吃”，偏正式“布鞋、汉语、狂热、重视”，支配式“丢脸、悦耳、动人、缺德”，并列式“裁缝、道路、动静、教学”，补充式“改善、证实、打动、抓紧”等，也可以有多重复合词如“脑溢血、计算机、图书馆、英汉词典、国民生产总值”等。

汉语语法上的特点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语法手段方面的特点，二是语法结构方面的特点，三是语法成分方面的特点。

从语法手段看，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所以很多语法现象跟这个基本特点有关。如汉语不是通过谓词词形变化表示“时、体、态”的语法意义，而是有一套表示时态的助词（如“了、着、过”等）。这类助词《马氏文通》就认为是“汉语所独”。汉语也没有像印欧语那样的定式动词和不定式动词的区别，动词可以作谓语、带宾语、带补语、作主语、作宾语、作定语，也可以受定语修饰，而形式上并不变化。例如“我们研究”（作谓语）、“打算研究”（作宾语）、“研究结束”（作主语）、“研究语法”（带宾语）、“研究清楚”（带补语）、“研究课题”（作定语）、“语法研究”（受定语修饰）。由于汉语词类本身没有形态标志，进入句子后也没有形态变化，即不是通过词尾变化表示“性、数、格、级”等语法意义，这就造成汉语实词词类和句法成分不像印欧语那样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即作主语和宾语的是名词，作谓语的是动词，作定语的是形容词，作状语的是副词等），而是“一对多”的关系。如汉语的形容词就既可以作谓语、定语、状语、补语，也可以作主语、宾语等，例如“漂亮姑娘”（定语）、“姑娘漂亮”（谓语）、“爱漂亮”（宾语）、“漂亮才吸引人”（主语）、“打得漂亮”（补语）、“漂亮地完成了任务”（状语）。正因为如此，汉语里相同的词类序列也可以构造出不同句法结构，例如同样是“动词+动词”就可能形成各种结构关系，如“研究讨论”（并列关系）、“打算回家”（动宾关系）、“挖掘出来”（动补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访问回来”（连动关系）、“请他参加”（兼语关系）、“拼命逃窜”（状语—中心语关系）、“养殖研究”（定语—中心语关系）等。甚至同一种语法结构可包含复杂语义关系而没有任何表示名词语义类型的形式标志。如同样是“动宾结构”，动词和名词间的语义关系可以很不一样，例如“吃苹果”（动作—受事），“（这锅饭）吃五个人”（动作—施事）、“吃火锅”（动作—工具）、“吃食堂”（动作—处所）、“吃利息”（动作—凭借）、“存活期”（动作—方式）、“躲高利贷”（动作—原因）、“排电影票”（动作—目的）等。

从语法结构看，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因此就特别突出语序和虚词的作用，结构上也有一些独特表现。上面提到汉语实词词类没有形态标记，跟句法成分也不一一对应，就说明汉语主要是靠“语序”来确定结构形式和结构关系的，语序变动就会造成结构关系和结构意义也随之改变。例如“猫捉老鼠”和“老鼠捉猫”，“一会儿再说”和“再说一会儿”，“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由于语序不同，结构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或不完全一样。再如印欧语句子与词组是对立的：句子一定有一个定式动词，词组则一定没有定式动词；句子一定是主谓关系，词组则一定不是主谓关系。而汉语句子的构造规则跟词组的构造规则基本上一致，大部分实词或词组类型，只要加上句调和前后停顿，都能成为句子，如“走！”“去上海。”“我。”就都可以是句子。也可以说，在印欧语里，词、词组、句子之间是一层一层的“组成关系”，即由词组成词组，由词组组成句子；而在汉语里，词、词组和句子之间则是“实现关系”，即某些词和词组加上句调就可以成为句子。由于汉语句子是任何词组加上句调直接实现的，因此不像英语里主语、谓语、宾语都不可以随便省略，只要语境允许，汉语实际说出来的句子中也可以看作有很多成分是省略了的。例如回答“你喝啤酒吗”，可以说“我喝啤酒”，也可以说“我喝”“喝”；回答“你喝什么”，可以说“我喝啤酒”，也可以说“喝啤酒”“啤酒”。汉语语法结构中虚词的作用也很重要，如“我的弟弟”“我和弟弟”“我或弟弟”，换一个虚词，结构和意义就不一样了；再如“说了算”“说算了”“算说了”“算了说”，除了语序的作用，虚词“了”的位置也决定结构的类型和意义。

从语法成分看，汉语中也有一些自身独有的成分或有特殊作用的成分。例如汉语有量词，现代汉语在说明事物数量时，不管是不是可数名词，都不能直接说“数词+名词”，中间一定要加量词。如一般不能说“∗五书、∗六笔、∗三狗”，而得说“五本书、六支笔、三只狗”。古代汉语倒是可以说“三人、五车”，但现代汉语中已没有这种用法了。除了有表示事物的量词即名量词，汉语还有表示动作的动量词和表示时间的时量词，如“去一次、唱一遍、看一眼、打三拳、学两年、等一会儿”等。动量词和时量词是说明动作行为的，通常出现在动词后面。因此也可以认为汉语的量词系统不但词语数量丰富，而且类型配套完整。汉语还有语气词，一方面，汉语的语气词系统很完备，如“啊、吗、吧、呢、呗、了”等。句子末尾使用不同的语气词，就可分别表示疑问、陈述、祈使、感叹等不同的语气意义。例如“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吗？”“他不愿意吧？”“他不愿意呢？”“他不愿意呗。”“他不愿意了。”另一方面，汉语的语气词还有其他作用，如一般认为，像英语等语言构造疑问句需要将疑问词语（特殊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或一般疑问句中的助动词）移到句首，而汉语疑问句不需要移动任何成分，这就是因为汉语句末有疑问语气词的缘故。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构造疑问句无非靠两种办法：如果句末没有语气词，就必须靠成分移位；如果句末有语气词，就不需要成分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