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健康与经济、社会、科技及文化间的关系

健康这一话题在现代社会备受关注，它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图1.3所示）。

一、健康与经济

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7]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经济增长能够通过两种不同的传导机制改善居民健康状况[8]：所谓的“增长调节型”，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社会服务设施（尤其是公共部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改善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与之相对的“扶持导向型”则指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即使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大幅上升，但政府可以主要通过优先提供社会服务（尤其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来提高生活质量和降低人口死亡率。

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通过劳动力来体现。为研究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经济学者搜集数据，建立模型，并结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动态分析等方法进行论证。这些学者的研究大致有三方面的观点：①劳动力健康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Bloom使用1970—1990年每隔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从人力资本的基本组成——教育、工作经历和健康三方面解释了经济增长。结果显示，期望寿命与经济增长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期望寿命的系数达到0.04。也就是说，期望寿命每增长1年将引起4%的产出增长。[9]②劳动力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争议，劳动力健康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关系，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人口红利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健康会提升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人口健康状况的改善将使得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程度加剧，最终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这种负面的作用显现得更加明显。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力健康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阶段性变化。Chong Bum An and Seung Hoon Jeon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曲线：当非劳动力人口比例较低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将随着非劳动力人口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当其到达一定程度时，将出现拐点，随之两者呈反向关系。[10]但综合看来，健康与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动态互动关系，例如我国学者邓利方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结合1978—2010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健康与经济增长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为因果，双向促进；劳动力健康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不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处于发展中地区的贡献程度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健康对不同产业的促进作用不同，对一、三产业的促进作用相对于第二产业更大。[11]

健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健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也体现在重视经济发展中人的健康问题关系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区域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陕西凤翔“血铅”案和湖南浏阳镇头镇镉污染事件，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发展中一些企业的污染对人的健康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为应对健康问题耗费巨资去善后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社会效应。

二、健康与社会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个体和群体的健康都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被学者们广泛关注。英国学者霍杰茨指出：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要探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一个回答是：社会决定因素是不公平、不必要和可防止的。[12]由于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便在人权的基础上以公平的原则运作。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覆盖了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对贫困或剥夺（特别是在早年）、压力、社会排斥、恶劣的工作环境、达不到标准的住房条件、失业、受教育水平低和社会隔离。这些因素相互联系，涵盖了从物理环境状况到社会稳定、食物和住所的获取、社会地位、经济资源的获得、享受医疗和教育的机会、社区团结、家庭和遗传因素、移民以及诸如战争、饥荒等类似的社会事件。居民的健康受社会正义和权力的影响，同时又受到自然环境、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影响。我国学者试图将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概括起来，分为四大类，即生物遗传学因素、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服务因素、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13]总之，健康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一个复杂且相互关联的系统。

首先，社会的公平、正义、权力与人们获取健康的权利相关。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很多是可以预防和改善的，通过规范社会权力的运行，使得权力机构（多为政府）为维护人们公平获取健康资源的权利服务，增加健康资源如专业的医疗机构、高技术的医疗服务人员以及药品、医疗设备的可及性，有助于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公平、正义的运作，需要在多方面努力，包括进行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规范，如发展慈善组织、民间救援团体等公共卫生组织等，也包括进行法律和制度建设，为人们健康权的保障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

其次，人们生存的物理环境也是健康的决定因素之一。居住地的气候条件、水质、食物和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尤其在工业社会，工业污染也是不可小觑的部分，水、空气、噪音污染乃至核辐射的发生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挑战，严重的地区将会大大增加疾病的发生，如增加结石、肺部疾病乃至癌症、婴儿生长畸形等的发病率，危害人类生存。医疗卫生条件也是物理条件的一部分，严格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制度等的发展，它会发生改变，更类似于社会环境，但设备、从业人员技能等也属于外在客观存在，所以在这里暂归为生存的物理环境。

再次，社会成员的个体因素对自身健康状况产生影响。遗传基因、先天疾病对个体的发展带来了生物上的影响，后天影响发生作用的领域更为广泛。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状况影响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其工作能力，进而影响工作条件、收入状况；个体的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如吸烟、喝酒、运动等对个体健康状况造成影响；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状况及社会支持状况也会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最后，生存的社会环境改变着人们的健康状况。战争对于人们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伤，还包括心灵的损伤。战争之后，社会经济条件下降、医疗设备受损、社会动荡，使得人们惶恐不安，也加剧了健康的风险，所以社会稳定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此外，社会隔离的发生与城镇化下外来人口的入侵、殖民引起的种族差异等紧密联系，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排斥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发展。而一个社会的制度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包括医疗保险政策、扶贫制度、慈善救济的发展以及公共卫生的预防、医护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显然，上述因素只是一个笼统的列举，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遍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和影响。

三、健康与科技

科技的日新月异为这个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在健康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各类应用于临床医学及生命救援的设备。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采用的生命探测仪器挽救了众多的生命，MRT成像设备的应用为疾病的及早发现和治疗提供了依据，水质检控设备为人类的生命之源保驾护航……而那些在传播养生保健、疾病预防、疫情快报等方面知识的各类媒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等，也在公共卫生和人们的健康保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移动医疗的问世显然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国际医疗卫生会员组织（HIMSS）给移动医疗下了一个定义：移动医疗，即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借助“TD-LTE”高清、移动、无线的技术优势，可以帮助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通过移动高清视频获得清晰、快速的远程指导，不错过治疗的“黄金半小时”；社区医生带上移动医疗诊断设备，可以及时请大医院的医生进行远程会诊；社区医疗信息平台，可以用短信、彩信、WAP、呼叫中心等方式向公众提供掌上医讯、预约挂号等服务。这为解决高技术医务人员短缺带来方便，同时也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为患者就医提供方便，使得健康之路更为平坦。这不仅是患者的福音，也为移动医疗行业的产品制造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使各方面的制造商也展开激烈的竞争。2000年开始，从PC端发展起来的医疗咨询网站和专业人群服务网站逐步受到投资人和市场关注。2011年，在线医疗从PC端向移动端延伸，并在2014年迎来爆发式发展，目前移动医疗领域的创业企业数量在2000家以上。而在我国用户的使用率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15年12月，我国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为1.52亿，占网民的22.1%，相比于其他网络应用，互联网医疗的使用习惯仍有待培养。其中，诊前环节的互联网医疗使用率最高，在线医疗保健信息查询、在线预约挂号和在线咨询问诊总使用率为18.4%；在医药电商和互联网健康管理等领域，使用率分别占到网民的4.6%和3.9%；而在慢病管理、预约体检、健康保健等O2O医疗健康领域，使用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比例还不到网民的1%。[14]

同时，医疗卫生改革也助推了企业涉入移动医疗产业。“随着‘新医改’的逐步推进，卫计委要求每一家社区诊所都要能够为居民进行简单的体温测量、血压测量和心电图测量等基础工作。但心电图测量对于目前绝大多数社区诊所来说还有相当难度，特别是完成测量后的数据如何传回相对应的医院进行诊疗分析，这其实是移动医疗的市场机会。”麦迪克斯科技有限公司心电事业部总经理刘冀兴说。移动医疗虽然从部署的角度来讲还处于初期阶段，但移动医疗的确可以帮助医疗机构在重构医疗流程、提升医疗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价值。在这样的认识上，英特尔提出“携手合作伙伴，布局移动医疗”的发展战略。如同力总是相互的，在政策助推移动医疗产业的同时，移动医疗也给政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促进大众健康是政府的责任，在鼓励移动医疗发展造福群众的同时，避免移动医疗应用缺乏监管而存在的潜在风险也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2013年9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正式公告《移动医疗应用指导》（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Final Guidance）的最终版本，移动医疗在发展上也开始有初步的依循规范，更有助于移动医疗的发展。而我国近两年随着“互联网+”“健康中国”等顶层战略先后出台，医疗改革不断深入，医疗健康的社会需求日益凸显，网络环境及技术不断完善，从2014年开始，移动医疗行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也已经结束拼图时代，形成了基本成形的移动医疗产业链。[15]

科技在促进医疗器械改进、医疗程序优化、医药技术提升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健康对科技的发展也影响重大。首先，健康的研发人员对科技进步贡献了力量。对健康的重视推动医疗卫生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的生存时间，自然也使得科技研发人员的寿命得以延长，生活质量得以改善，使其一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丰富其科研经验，提升理论知识。其次，健康成为一种全社会追求的人力资本，推动了健康产业高科技产品的进步。从简单的用户手机自带健康管理软件，可穿戴的各类手环、手表等健康监测设备到医疗机构应用的救护车、社区医疗网络等医疗平台建设，科技推动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四、健康与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其亚群成员所特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即特定人群适应社会环境与物质环境的模式传统。文化环境提供了社会生活的氛围，这个大环境里包括了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这些内容经过人类一代代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庞大的文化系统。文化系统一旦形成，就成为外在于人的一种强制力量或需要适应的对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文化诸成分影响健康的机制可以表示为：文化作为信仰成分，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包括生活方式、自我保健和求医行为，最终影响健康结果（如图1.4所示）。[16]

文化与健康的关系可以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行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4种功能条件：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执行这4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如果将健康作为一种行动系统，在一个时期的文化环境里，收集对健康、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方面的认知及物质基础、价值观念等资源，然后制定个体或者群体所要求的目标（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文化系统的各个部分协调和整合之下形成一种稳定的模式，最终通过文化的形式托管这种既定模式。

默顿认为，在功能分析上，应该注意分析社会文化事项对个人、社会群体所造成的客观后果。他提出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的概念，并指出功能有正负之分。按照这一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文化对健康的功能可以分为外显功能和潜在功能。外显功能表现为生活方式、社交习惯、礼仪等，潜在功能表现为价值观、社会规范、道德、风俗等。而这些功能的发挥有些对健康有益，有些却损害了健康，前者我们可以认为是文化对健康的正功能，后者则认为是负功能。比如，裹小脚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在民间流传，是一种美的象征，也是妇女教养的一种表现，不裹足的妇女会引来邻里耻笑，影响嫁娶，也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负面的影响。人们虽认识到裹足对健康的损害，但鉴于它的文化象征功能的发挥，此时不顾健康而求得社会认同。这便是文化潜在功能的发挥，而它也确实对健康起到了负效果。

专栏1-2

华佗与麻沸散[17]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候，战争频繁，军队和老百姓受伤、生病的很多。华佗是当时最有名的医生，伤病人员都请他治疗。由于那时没有麻醉药，每当做手术时伤病人员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把手术做完。有一天，华佗为一个患烂肠痧的病人剖腹开刀。由于病人的病情严重，华佗忙了几个时辰才把手术做完。手术做好后，华佗累得筋疲力尽。为了解除疲劳，他喝了些酒。华佗因劳累过度，加上空腹多饮了几杯，一下子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家人被吓坏了，用针灸针刺人中穴、百会穴、足三里，可是华佗没什么反应，好像失去了知觉似的。家人摸他的脉搏，发现跳动正常，这时相信他真的醉了。过了两个时辰，华佗醒来了。家人把刚才他喝醉后给他扎针的经过说了一遍。华佗听了大为惊奇：为什么给我扎针我不知道呢？

难道说，喝醉酒能使人麻醉失去知觉吗？几天以后，华佗做了几次试验，得出的结论是：酒有麻醉人的作用。后来动手术时，华佗就叫人喝酒来减轻痛苦。可是有的手术时间长，刀口大，流血多，光用酒来麻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华佗行医时又碰到一个奇怪的病人：病者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手攥拳，躺在地上不动弹。华佗上前看他神态，按他的脉搏，摸他的额头，一切都正常。他问患者过去患过什么疾病，患者的家人说：“他身体非常健康，什么疾病都没有，就是今天误吃了几朵臭麻子花（洋金花），才得了这种病症的。”华佗听了患者家人的介绍，连忙说道：“快找些臭麻子花拿来给我看看。”患者的家人把一棵连花带果的臭麻子花送到华佗跟前。华佗接过臭麻子花闻了闻，看了又看，又摘了朵花放在嘴里尝了尝，顿时感觉头晕目眩，满嘴发麻：“啊，好大的毒性啊。”华佗用清凉解毒的办法治愈了这名患者，临走时，什么也没要，只要了一捆连花带果的臭麻子花。从那天起，华佗开始对臭麻子花进行试验，他先尝叶，后尝花，然后再尝果根。实验结果表明，臭麻子花麻醉的效果很好。

华佗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麻醉效果更好。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