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燕园学习往事

董黎明[16]

1956年8月，在广西柳州高中的十个毕业班级中，我是唯一幸运接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经过漫长的旅途劳累，我终于从遥远边疆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大燕园，实现了青少年时代的梦想。

一、跨入燕园的“第一次”感受

每个人生都有许多的“第一次”，对我来说，印象最深、最难忘的“第一次”是进入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入学经历。

青少年时代我从未出过远门，考上北大之后，终于有机会第一次登上火车奔赴梦寐以求的首都北京。20世纪50年代的铁路交通与现代化的高铁相比，真有天渊之别。那时从柳州到北京需要在衡阳、武汉中转两次，整个路途竟花了5天6夜的时间。人困马乏之际，我曾将车厢的行李架及座位底下狭窄的空间当作我的“卧铺”。此外，由于长江天堑的阻隔，列车被迫从武昌采用轮渡过江，然后在汉口车站熬了整整一夜，次日又换乘另一次慢车前往北京。在前门火车站，迎接新生的是一辆北大的大卡车。

第一次出门，我的家底只有两件物品：一是父母结婚时留下的小皮箱，内装日常生活用品；二是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一根扁担挑到北京。入住14斋的第一夜就遇到了问题：分配给我的是一张光溜溜的铁皮床，上面需要铺上褥垫、床单才能入睡，我一无所有。正当我犯难的时候，我们的班长郝尔力老大哥义无反顾地将他的棉被为我充当临时褥垫，并及时为我向学校申请购买褥子和床单的补助，这一片爱心帮我度过了初入燕园小小的难关。

入学报到的第一天，接待我的“老同学”崔海亭就带领我游览燕园校区。原来想象中，我以为著名的北京大学肯定拥有现代化的高楼、宽阔的教室和宿舍，但呈现在眼前的各种建筑均是古老的大屋顶，1～15斋学生宿舍只有小小的两层，西校门更像一座古庙……颇感失落；当步入湖光塔影、杨柳依依的未名湖时突然使我眼前一亮，未曾想过燕园如此之美！崔海亭告诉我这个湖的名称叫“未名湖”，我反问：“为什么不给它起一个正式的名字”？现在想起真土！

开学的第一堂课——“普通地质学”，是地理三个专业共同上的大课，安排在一教201大教室。因找错了教室，竟然缺席。究其原因，上中学各班都有固定的教室和固定的座位，只要按时到校，就不会迟到。而北大的教室不仅分散，也没有固定的专用教室，而且教学楼、办公楼都是仿古建筑的大屋顶，初来乍到难以辨认。当时我将哲学楼的201误认为第一教学楼，发现走错再赶到一教后，为时已晚，面对近百学生正在听课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进课堂，只好选择放弃。这是我在北大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旷课。

第一学期在北大还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第一次，例如第一次在北大过新年时，全校师生聚集在大饭厅举行团拜会，敬爱的马寅初校长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向师生们祝福：“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兄弟我向大家拜年……”。这一席亲切的祝愿，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与校长的距离；午夜12时，伴随未名湖岛亭敲响新年的钟声，欢呼声顿时振荡了整个饭厅。不过，最难忘、最激动人心的第一次是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早在中学时期，我就向往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未想到入学刚刚1个月，就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国庆前夕，为了在天安门检阅时能展示北京大学的风采，全系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大家在一起制作小红旗和五颜六色的纸花，学校还准备了一些小气球，要求女同学一律穿上最漂亮的毛衣。10月1日凌晨3点，校园响起大喇叭催促大家起床，食堂已为大家准备了早餐，4点钟师生整队走出东校门，步行至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至德胜门站，再步行至沙滩老北大前的小广场集中。此时天色已微明，早上8时下起小雨，而且雨势越来越大，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面对阵阵秋雨，大家毫无畏惧，队伍秩序井然。十点游行开始，我们冒雨从东华门、南池子很快进入东西长安街游行队列，在12路纵队的游行队伍中，北大的队伍幸运地走在离天安门最近的第一列，通过天安门的一瞬间，终于看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和印尼总统苏加诺站在一起向我们招手。此时我的全身热血沸腾，早已驱散了疲劳与寒冷。游行至西单，天空放晴，队伍解散。我与班上的同学继续步行至西直门，学校已派多辆大巴在此等候。当驱车回到燕园时，食堂早已为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姜糖水。

二、欢快的野外实习生活

北大的理科，数地质地理系的学生获得的野外实习机会最多，一、二年级不少专业基础课——普通地质学、测量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工业生产原理都需要进行野外教学实习和参观实习。每到此刻，就像小鸟出笼那样，是我们感到最欢快的时候。

刚入学不久，教研室就为经济地理56级组织了一次对北京的“认识”实习。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日，在年青教师杨吾扬的率领下，全班坐上学校派来的大卡车，首站奔赴通州的大运河参观，杨先生除了介绍大运河的历史及与北京发展的关系外，还对我们说：“不善于旅行就不是地理学家”。接着，我们又游览了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点着数不清的狮子石雕，感叹历史上中国工匠们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最后，我们沿河而上，来到三家店参观引水入京的现代化水闸。回想起来，杨先生为我们选择的三处景点都是历史上北京城市发展重要的地理节点。

57年夏进入课程野外实习阶段，地点选择在西郊，其中地质、测量实习在寨口村设有实习基地，该区拥有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岩石类型及丰富的地质现象；土壤、植物的教学实习基地位于海拔300米、风景优美的金山寺，由此可登上1500米的妙峰山主峰，便于观察土壤、植被的垂直地带性，地貌实习地点则位于地貌类型多样的周口店地区。

每次实习，我们都背上印有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黄色背包，在卡车上一路高歌猛进，唱起最鼓舞人心的《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每当想起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就会把我们带回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时代。

实习过程中，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各种专业知识：如何使用罗盘测绘岩层的倾角；如何使用三大测绘仪器——经纬仪、平板仪、水准仪；如何通过分析沉积物识别河流阶地；如何运用样方去调查植物群落……同时还对我们的生活作风和组织纪律进行严格的要求，例如，为了防止狼群等野兽的袭击，要求个人不得单独行动；为了尊重当地村民的风俗习惯，不允许男生穿短裤出行；更不允许将吃剩的馒头、榨菜随地乱扔；甚至喝水也有规定：每人自带的军用水壶，上午尽量不要喝水，要将水留到下午最需要的时候。由于严格遵守野外实习的纪律，每次野外实习都得以顺利进行。

实习的空余时间也是我们最放松、愉快的时刻，特别是在星光灿烂的晚上，同学们三五成群地汇聚在实习基地的院落中，有的在谈心，有的在唱歌，我最感兴趣的是用经纬仪上的高倍望远镜看星星，望月亮。当第一次看到月球上的环形山脉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

三、老先生的风范

燕园的5年学习，虽然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群众大搞超声波”等一系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即便如此，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老师们、特别是老先生认真的教学态度，对学子们的谆谆教导，在课堂和学术领域闪亮的风采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都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入学之初，我们拜访的第一个老教师就是地质地理系的创始人侯仁之先生。一天晚上，我们团小组的6位学生走进了燕南园61号，受到了侯先生热情的接待。他首先为大家分发香甜的水果糖，然后从书柜中拿出一本当年他在燕京大学用英语写作的毕业论文，讲述他学生时代从兴趣出发，对京西水系的考察以及由历史专业转变为历史地理专业的过程。他学生时代经历表明，每个人的发展道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探索去开创。最后，他又引用了老子的一句名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告诫我们，做学问不要好高骛远，应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

在教学方面，侯先生通过生动、幽默、抑扬顿挫、精彩绝伦的讲演技巧，将一门枯燥的“历史地理”讲得满堂喝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他讲的内容不仅充满趣味性，同时还蕴含深厚的哲理和科学性。例如在讲述历史上如何解决封建帝都北京的用水时，曾以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从昌平的白浮泉引水进京为案例，指出该泉与北京城的距离长达40多千米，但相对高差不到20米，当时在没有现代测绘工具的情况下要实现自流将泉水引入北京，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通过这个案例分析，充分揭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水利科学的成就。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出发，侯先生又进一步指出，一处白浮泉的水源仍不足以解决现代北京的缺水问题，他建议在昌平山谷盆地修建一座水库，将各处小型泉流及河水汇集在一起。如今，他的建议和愿望已经在1958年得以实现。1961年我毕业留校后，有幸与侯先生同在经济地理（含历史地理）教研室工作，长期聆听先生的教导，特别是70年代与侯先生在河北邯郸和承德、山东淄博、安徽芜湖对城市规划方向的探索，他认真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独到的学术见解，使我受益匪浅，毕生难忘。

北大经济地理专业的创始人仇为之先生是引导我入门的启蒙老师。他平凡的声影，朴实的笑貌，务实的作风，为经济地理事业永不停息、终身操劳的情怀，直到现在仍铭记在我的心中。作为经济地理教研室第一任主任，他淡泊名利，处事公平公正，是一位胸怀宽阔、兼容并包、善于团结大家的领军人物。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地理专业的师生始终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从来没有出现因利害冲突发生激烈争斗的现象。

在教学和研究领域，他严格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善于将各种地理现象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思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59年他用口试主考工业地理课程时，我抽到的考题是“中国造纸工业的布局”，当我回答完毕后，他继续让我对比天津与南平两个造纸工业城市的特点和差异，这是一个考核学生能否将区域经济地理学到的知识用于分析工业布局差异的问题。当我指明前者是用周围丰富的芦苇原料造纸，南平则是用福建的森林资源造纸时，他满意地给了我最高分。在讲授技巧方面，仇先生讲课虽不如侯先生生动，但也不乏幽默的一面。一次，在“区域经济地理”课讲授我国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时，他半开玩笑地问大家：“你们知道达呼尔族分布在什么地方吗？这个民族并非以打呼噜出名，而是黑龙江上的捕鱼能手。”一席话引起满堂哄笑。

意想不到的是，1961年毕业后仇先生将我留校任教，又能与他共事35载，使我有机会继续聆听他的教诲，他毕生在燕园勤勤恳恳育人的园丁形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50年代林超先生为我们讲授的中国自然地理，也使我难以忘却。他在课堂上讲课虽慢条斯理，还夹杂粤语的口音，但内容十分精湛。例如讲述为什么将秦岭、淮河作为我国南北自然界线时，他并没有罗列许多理由，而是采用竺可桢先生提出的两个指标——1月均温零度等值线和年均降水750毫米分布线，就解决了我国南北划分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受到的启示是，分析问题不一定要用复杂的公式和繁多的指标，关键是要抓住本质、关键的内涵。他用“巴山夜雨”“方山丘陵”很简洁的语言，就刻画出四川盆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受他的启发，其后我在给学生讲授四川的经济地理时，就将四川盆地特有的“冬水田”“精耕细作”的耕作制度与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

毕业留校工作后，为了更好地掌握综合自然地理的研究方法，1964年我主动参加了林超先生领导的北京怀沙河流域自然地理考察，再次获得向他学习的机会。1986年，已年过7旬的林先生仍抽出宝贵时间为我的一篇论文——“温州市城镇体系规划构想”进行修改，然后推荐到《地理学报》发表。由此可见，我俩虽然分属两个教研室，只要虚心向林先生求教，都会得到他无私的帮助。

50年代还有不少外系的老先生为我们讲授过专业基础课，例如气象气候学主讲教师是地球物理系著名的气象学家李宪之教授（原清华大学气象系主任）；经济系的名教授赵靖先生则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他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教学经验，深受我系本科生的欢迎。

四、“大跃进”冒进思想席卷下的北大

1958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全国以大搞农田水利和大炼钢铁为抓手，掀起了全面“大跃进”的高潮。

同年秋季，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结合生产实习，经济地理55级和56级在教研室主任仇为之率领下，走出校园，赴北京大兴县编制县、乡两级农业发展规划。我被分配到大兴最南部的南各庄（现归属大兴区榆垡镇）。这里位于永定河畔，与河北省的固安县隔河相望，因土质以沙土地为主，盛产西瓜而不宜种植小麦。在全国各地“粮食高产放卫星”狂热的思想席卷下，规划组制定的生产指标被迫一改再改，小麦单产的规划指标由400斤迅速提高到5000斤，但仍赶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被上级扣上“保守”的帽子，因为其他公社的规划指标亩产都高达5万斤以上。在全县的评比大会上，有的公社竟要放“小麦亩产200万斤的卫星”。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实现如此高的指标？上级又传来指示：要求深翻土地2尺，缺少化肥可用老炕土替代……这是一种典型的违反科学常理的规划和浮夸风，导致1959年全国出现了粮食短缺的困境；北大食堂的主食也由大米白面变成了窝头。

1958年冬，应河北省政府邀请，在仇为之先生的率领下，北大经济地理56级赴河北编制区域规划。我与同班的范瑞珍两人被派往石家庄市，在地区计委的领导下开展区域规划工作。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的方针，区域规划的重点自然围绕钢铁工业展开。石家庄地区是河北重要的棉花产区和国家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也是国家重要的铁路枢纽，但缺乏铁矿资源和钢铁工业基础，区域规划理应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交通和轻纺等制造业。但这次规划恰好相反，将自身的优势丢在一旁，极力发展一无资源、二无基础的钢铁工业，规划确定全市年产钢600万吨的高指标，又是一个不靠谱的天方夜谭的数字。

1959年在庐山会议反击“右”倾风之后，全国又掀起新的一轮“大跃进”。1960年4月，校、系领导突然传达北京市委指示，要求全校停课开展“超声波大会战”。对未学过大学物理课程的经济地理专业师生来说，搞不清什么是超声波？为什么要搞超声波实验？如何才能制造出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与地理有何关系？其实，这一系列问题连传达上级指示的系领导也是一头雾水。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师生们只好用野外实习的军用水壶充当加热器，利用水蒸气震动刀片的简陋设备作为所谓超声波发生器进行“实验”，虽烧坏了不少水壶，却一事无成。这种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群众性科研运动很快就走到尽头。

五、十三陵情结

众所周知，明十三陵现在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但20世纪50年代，这还是一个人迹稀少的地区。有趣的是在大学五年时间，我曾有3次机会到此完成不同的使命。

第一次奔赴十三陵是1958年的一个春天，在“总路线”“大跃进”的引导下，全国掀起大搞水利的高潮，根据学校安排，地质地理系师生走出课堂，奔赴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修建大坝的义务劳动，为时约半个月。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给火车装运建造大坝的沙土。5月23日，当师生们获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前来参加劳动时，更激起劳动大军修建水库的热情，即使在黄沙蔽日的大风天，师生们仍顶着风沙上阵，不到半年时间，一座库容6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就展现在京西大地之上。

时隔两年，我再次获得赴十三陵的机会。1960年全国掀起第二次大炼钢铁的高潮，北大也不落后。校方听说在十三陵发现了铁矿，于是党委决定以地质地理系为基础，在十三陵筹建钢铁厂。这项任务由北大学生会主席、党委常委、我系调干生张炳光负责组队，仇为之先生指派我作为经济地理的代表参加筹建工作。根据分工，地质专业的师生负责找矿；我运用学过的工业地理知识，负责厂址选择，采用边找矿、边生产、边建厂的工作路线。我们在长陵公社折腾一个多月，虽然大家热情很高，因“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此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铁矿，也无炼焦煤，这项使命最终半途而废。现在看来，北大十三陵钢铁厂中途夭折是件好事，一旦建厂，我们就成为破坏文物古迹、污染风景区环境的罪魁祸首了。

同年冬季，经济地理56级又接到新的任务——赴十三陵附近建设北大昌平校区。原因是北大老校园用地不足，向周边扩展也困难重重，1959年经中央批准，规划在昌平县城西北、距十三陵景区只有3千米的山坳中按1万人的规模建设北大理科教学区，计划3年内建成。为保密起见，新校区对外称“昌平200号”。1960年初冬，我们成为新校区的首批建设者之一。工地上，分配给男生的任务是到南口火车站装运钢筋等建筑材料，开挖地下管沟；女生略受优待，负责观测浇注水泥后的温度变化。沉重的体力劳动，凛冽的寒风，困难时期填不饱的肚皮，很快就将大家的身体拖垮，不少同学的腿部出现了浮肿现象。正当进退维谷、举步维艰的时候，校党委一声令下，把我们调回了燕园继续学习。陆平校长宣布：“今后要按热量办事，这是党中央对青年学生的关怀”。

六、近距离接触中外领导

燕园学习期间，每逢五一、十一，我们不仅能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检阅；还能经常在不同场合与诸多中外领导近距离接触。

20世纪50年代，西郊机场是北京的外事活动的主要机场，北大、清华离机场最近，几乎每次迎宾活动，如夹道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尼泊尔总理阿查里亚等，都有北大的份儿。只要没课，我们都会被派去参加迎宾活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迎宾车队均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印象不深。较为难忘的迎宾只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10月3日，印尼总统苏加诺应邀到清华大学体育场演讲，北大也组织学生自带凳子前往听报告。陪同印尼总统的主要领导有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高教部长杨秀峰等。苏加诺演讲时秩序尚好，但演讲结束离场时，好奇心驱使学生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抢着与总统和中央领导握手，顿时秩序大乱，甚至失控。杨秀峰部长用喇叭狠狠将我们教训了一顿：“你们热情有余，缺乏纪律……”。也许是接受了此次活动的教训，此后的外事活动多放在北大。

1957年5月上旬，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并到北大发表演讲。当时陪同的领导除马寅初校长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杨部长等。为了使更多的师生到会，会场安排在办公楼、外文楼之间拥有两个华表的绿地广场上，听众大约2000人。伏罗希洛夫站在办公楼二楼西面的阳台上发表演讲，自始至终秩序井然。我们班的位置距阳台只有20米左右，对阳台上领导人的面容看得一清二楚。

除外事活动外，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时，经常邀请中央领导到北大作报告，其中有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957年11月7日是苏联建国40周年纪念日，在中苏友好蜜月期，这个日子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未曾想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能到北大做有关中苏关系的报告，如果不是马老当校长，其他校长是请不动的。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大饭厅、小饭厅及饭厅外的小广场中聆听总理的报告，我们班恰好位于小广场进入大饭厅的过道上，当周总理经过我们身边进入会场时，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总理从容不迫的步伐，亲切的笑容，使我终生难忘。

陈毅副总理是学生时期最后一次给我们做报告的中央领导。1961年8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高校部分毕业生听取陈毅同志的报告。直言快语的陈老总毫不客气地批判了“大跃进”过“左”的教育路线。他认为要求学生“红透专深”的培养目标不切实际，他说：“我革命40年都不敢说自己已经红透了，怎么能要求青年学生要红透呢”？他用空军驾驶员的例子形象地分析“红”与“专”的关系，他说：“一个驾驶员如果政治立场不坚定，就会驾机叛逃台湾；但如果技术不过硬，驾驶的飞机就会摔下来”。联想“文革”期间陈老总直面勇斗“四人帮”气节，更使我感到在北大五年，除了学到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从诸多中央领导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