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规划

第一章介绍本书主要的理论框架。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政治割据的理论，并将该理论应用到分析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中。在对政治割据的概念进行界定后，我指出了三类主要的政治割据形态，即功能性割据、地域性割据和层级性割据，并阐述了每种割据形态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我在第二章【xxvi】到第四章的比较和历史分析中，详细阐释了政治机制和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章节讨论了关于政策过程，特别是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的其他理论解释，并将这些理论解释与本书所提出的政治割据理论的具体观点相比较。

第二章讨论北京地方官员追求城市增长和提高北京国际形象的目标，如何在功能性割据的滤网作用下，形成了一种符号式的城市保护模式。本章首先历史性地回顾了北京的建筑成就及它所经历的创造性破坏。北京的很多历史建筑在20世纪50、60年代因改造北京的需要而被拆除，大量的胡同、四合院则在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市范围的危旧房改造中被夷为平地。接着，本章讨论了在新千年伊始北京申奥成功后，为什么市政府的政策目标从“拆”变为了保护。我的观点是，这些新的保护动议是为了给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运作消除障碍，同时为北京在全球观众面前营造一个更好的形象。

尽管政府制订了各种城市保护计划，并命名了历史街区，但这些新的举措并未使这座历史名城得到真正的保护。市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功能性割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北京的城市保护越来越流于形式。这一章提供了三个案例研究来解释功能性割据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相对统一的行政管理结构有利于北京城墙的修复，而市政部门间的割据却阻碍了保护动议在前门和什刹海两个保护区的执行。具体而言，功能性割据导致了权力在事实上从市政府到区政府的下放，并造成了权力真空的出现，使得区政府拥有了实际决策权。在区政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指导下，老前门大街及其周边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仿古建筑，而什刹海则被改造成了迎合游客需求的酒吧街。

相比北京以城市发展和形象提升为目标的城市保护，芝加哥的保护政策旨在提高房地产价格和振兴社区。第三章讨论了沿着选区边界产生的地域性割据如何分割当地社区，并导致了马赛克式的城市保护模式的出现。这一章开篇讨论了芝加哥二战后的城市更新和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城市复兴，从而为更好地理解芝加哥【xxvii】城市保护的意义提供了历史背景。新一轮城市复兴给位于内城的少数族裔社区在空间和社会结构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城市保护被这些社区的成员和地方官员当作一种应对危机和挑战的工具。

接着，这一章介绍了芝加哥政治代表制的形式及其对于城市保护政策过程的影响。在芝加哥由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主导的漫长时期，市议员特权（aldermanic prerogative）的传统赋予市议员极大的行政自主权，使得城市的各个选区成为议员们的独裁帝国。在这一章，地域性割据的影响是通过比较芝加哥的两个社区——皮尔森和布朗兹维尔的遗产命名过程来说明的。尽管这两个社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在芝加哥行政区划图上的不同位置决定了其遗产命名的不同结果。皮尔森位于单一选区中，而布朗兹维尔则被三个选区分割开。在皮尔森，尽管社区成员担心遗产命名可能加速当地的绅士化而反对申报，然而这一命名可以为该选区的市议员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因此申报项目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很快被通过。相比而言，在布朗兹维尔，社区的文化遗产身份不会为这几位市议员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有可能削弱他们的行政自主权，因此，社区成员提出的遗产命名动议在联邦政府官员审核之前就被市议员拦截下来。

在北京和芝加哥，地方政府在城市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巴黎，文化遗产被看作法兰西民族认同的象征，因此，城市保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央政府的特权。第四章回顾了巴黎城市变迁的历史，讨论了中央政府是如何有效地执行一系列严格的分区和保护政策来限制战后城市更新对于古城巴黎的影响。我特别强调了专业化的技术官僚在法国集权式的城市保护体系中的作用。中央政府对这一政策领域的垄断限制了巴黎的城市创新，也威胁到了巴黎市政府的主权。在分权改革的影响下，市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加，开始尝试扩大其对城市事务与土地的控制权。因此，城市保护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治博弈的战场，而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划分二者的管辖权边界。

我通过分析巴黎近年来三个主要的城市保护项目来探索层级性割据如何影响城市保护的政策过程。巴黎市政府命名5607处市级建筑遗产的努力遭到了中央政府的反对，因为这一举措威胁到了中央政府定义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特权。这一争议被提交到了行政法院，最后两级政府彼此妥协，解决了争端。在重新开发巴黎大堂（Les Halles）这一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规模巨大的交通枢纽和购物中心【xxviii】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通过一家国有运输公司来间接影响该项目。最后，中央政府在改造红堡（Château Rouge）——一个位于城市北部边缘的少数族裔社区的工程中，给予了市政府完全的决策权。这三个案例共同表明了中央政府和市政府之间竞争、妥协、合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巴黎的城市保护逐渐由中央政府垄断变为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共治。

第五章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发现，同时讨论了本书对于城市保护、社会正义以及更广泛的城市变迁方面研究的意义。这一章还通过讨论政治割据理论在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应用，来展示该理论的解释力。尽管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政体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政治割据作为一种制度约束，影响着这些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政策过程。这一章还探讨了城市保护如何对城市的人文维度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城市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最后，我对当前全球机制变化将如何影响城市和公共政策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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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例来说，菲奇（Fitch 1982）研究过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结构对于城市保护的法律体系的影响；弗兰克（Frank 2002）强调了地方政府在管理美国城市空间与建筑遗产中的作用；通（Tung 2001）讨论了18个世界主要城市中地方政治如何影响城市保护和拆除的决策。

[2]http://whc.unesco.org/en/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