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录学与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从刘向校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215]开创体例，至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已臻完密。历代记载各种书籍的编辑纂著及存亡残疑的书目，已成为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寻既往历史上的各门学问的舆图。余嘉锡曾将目录的用途具体分为（1）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2）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3）以目录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4）因目录访求阙佚；（5）以目录考亡佚之书；（6）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216]。这六点可以说是目录对一部书籍作微观研究的用途和方法。如果就一门学科或一个时代的学问的宏观考察来说，目录至少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几点帮助：

（1）从历代的著录看一部书的传授和研究，一门学问的继承和研究。

（2）从一个时代的著录看该时代对一部书或一门学问的研究。

（3）从历代对书籍著录部次的不同看不同时代对一部书或一门学问的认识的变迁。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从（1）的角度来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汉到隋七百多年间的别集是750部[217]，而著录唐代三百年间的别集则是562部。虽说唐以前的书籍亡于兵燹不少，但上述数量的对比仍然显示出唐代文化的繁荣和著述的丰富。从（2）的角度来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诗集（不包括文集中的诗）达142家，可见有唐一代诗歌创作的兴盛和毕生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文士之多。而从（3）的角度看，《搜神记》一书，《旧唐书·经籍志》入史部传记类[218]，《新唐书·艺文志》则入子部小说家类[219]，显出两书编者对史部的传记与子部的小说内涵、外延认识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两代小说观念的差异。（1）（2）属于文学史的范畴，而（3）则是文艺学的范畴。由此可见，目录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目录保存的材料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状况；二是目录的某些分类体现了一定的文学观念。纵览我国传统的目录分类，七略嫌窄，四部恨宽，都没有准确地界定文学的范畴，划出一个适当的类。这当然是由中国文学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就中国古代传统观念而言，别集和笔记是属于个人创作的两种主要形式。作为个人创作成果出版、流通的基本单位——别集，本身就是一种综合形式，不可按内容性质来分类，而其数量又汗牛充栋，只能独立成部。笔记若依文笔——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标准划分，它应算散文集，与诗集相对应。但诗集以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尊贵地位，可以昂然地与别集并立于集部，而笔记却没能与文集并肩而被分列于子部和史部。

中国古代的笔记，文体形式最为复杂。按文笔之分的观念固然可以同韵文分开，但若就内容来看则五花八门。《裴子语林》《搜神记》《陶庵梦忆》《十驾斋养新录》文字形式差异不大，却决不可等同视之，归于一类。要说这几种书，还可以按内容来区分，像《朝野佥载》《杜阳杂编》这样的书就是按内容也不好分类。许多笔记中既有史实，也有故事、志怪，有时是杂文、游记小品，间杂一两段抒情、议论文字甚或寓言，实在难以归类。于是前人只能将它们大致分配入史部杂史类、传记类，子部小说类，就其内容性质而言大多可视为文学。而我国古代的公私目录中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一类，这使得我们在考究图书源流时，只能根据一种书一部作品的内容来具体确定其性质，而绝不能按图索骥，根据目录所入部次来判定其内容和性质。这对于判断亡佚书籍的内容无疑是不利的，然而这种不利反过来也为我们提供了由书籍的类属探讨目录家乃至一个时代对文学体裁的认识的可能。本文就想从夙为人忽视的目录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先秦到唐宋之际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这种体式在目录里的著录是比较成问题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不全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真正的小说如明清之际的白话小说一直被排除在正统目录之外，直到《四库全书总目》依然不收。程毅中先生《古小说简目》[220]所收的作品大多数也分属《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术数略、诸子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史部起居注类、地理类、旧事类、子部杂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下简称《新志》）史部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等，由此可见古代小说在目录分类中的混乱程度（当然，程书所收，为研究方便起见，范围是较宽的，不同于今天的小说概念）。这种混乱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汉志》小说家的概念，内涵外延本身就很模糊，教人难以把握；二是笔记的形式、内容原很驳杂，的确难以归类。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化，关于小说内涵外延的界定也愈来愈清晰起来。从《汉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著录反映了这一趋势。而其中《新唐书·艺文志》的可贵贡献尤其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