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
- 蒋寅
- 3511字
- 2020-07-09 16:44:18
2.目录中的小说
两相对照，《汉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所收的书籍，性质是不同的，所体现的小说观念更是大相径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小说”首先是个历史的概念，近两千年来其内涵和外延是在不断演变的。按当今文学理论对小说的定义，它是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叙事文本。以此衡量古代小说的观念，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小说，无论名称还是内容大致都是沿袭《汉志》。《汉志》诸子略序小说家云：
于此可见，班固心目中的小说，内容不外是“街谈巷语”，作者则是“道听涂说者”。这样，小说的范围当然就涵盖很广了，可以是奇闻琐语，也可以是嘲谑怪异，很难厘定一个严格的界限。故如淳注“稗官”曰：“《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颜师古注稗官为小官[222]，余嘉锡以令人信服的论证，考定稗官实即士阶层人的职掌，所谓“士传言”是也[223]。《国语·晋语》云：“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世，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224]所谓“在列者”，“公卿至于列士也”。列士从世说谣言中取其“一言可采者”以讽政事，乃其职责。然则所谓小说家者流，也就是士所采集的这类言语的汇编。让我们来核验一下《汉志》小说家所收的十五种书籍是否属于这种情况。
十五家之中，《伊尹说》至《黄帝说》九家号称是先秦古书，以下六家则为武帝以后之书。但前九家，班固已指出多伪托，非古语；时至今日，诸书并后六家均已亡佚，即伪托之状亦不复可见。照班固的说法，十五家中只有《青史子》《宋子》《周考》为可信。《周考》今不存，《宋子》亦亡佚殆尽，《青史子》有丁晏、马国翰、鲁迅三家辑本，寥寥数则，班固说是“古史官记事也”。今以残存的“胎教”“鸡祭”诸条来看，诚如余嘉锡所说，作者当为掌礼法的小官，所记为典章故事，属于史部仪注类。《周考》班固云“考周事也”，恐怕也是史部杂史类之属。《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三书，书名冠以撰臣名，像是汉代作品。前两种内容难测，《周纪》内容或近《周考》，《封禅方说》则余嘉锡认为“皆方士之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方者方术也”[225]，与未央术大概都是道家神仙之说。虞初也是方士，其书薛综注《西京赋》谓系“小说医巫厌祝之术”。而《百家》则像是杂取周秦诸子传记之不登大雅者纂成，《风俗通》所引的佚文颇有怪异倾向。《宋子》据《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的评论来看，思想特点应是前期道家，可是为什么《汉志》不把它归入道家反而归入小说家呢？由此更作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小说家要作为诸子的一类呢？这不可回避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小说家与诸子的关系，而且发现这正是弄清小说概念之内涵的关键。
应该说，小说家与诸子并列为诸子略中的一家，是不太合逻辑的，在分类上已经出现了两个标准：诸子略是按内容的特点区分类聚，而小说家却是根据形式的特点来区分类聚的，否则《宋子》入小说家就无法解释。那么小说是有什么样的形式特点的文体呢？我们还必须由《汉志》往上溯，去寻找它的源头。现知《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可见“小说”一名由来已久。但上古典籍中并无关于小说形式的任何记载，况且《庄子》所谓小说也未必就是专有名词，未必就是《汉志》小说家里的文本，或许就是“小言詹詹”的意思也说不定[226]。所以我认为考察“小说”之始，宜从“说”着眼而先撇开“小”字不管。《文心雕龙·论说》[227]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择。”“说”就是一种用委婉的、对方能愉快地接受的方式说服人的文体。它与论不同。“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乃是用抽象的道理进行逻辑论证，而说则是“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是一种用形象的隐喻或间接的暗示来表达观点的方法，自战国以来到西汉初，辩士游说之风炽盛，凌厉辩给、耸人听闻的说辞代替了春秋卿大夫那温文尔雅的外交辞令。我曾在《＜左传＞与＜战国策＞中说辞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两书的比较，指出战国策士与春秋卿大夫说辞在陈说方式上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声势夺人，后者以道理服人。以道理服人，主要用逻辑推理陈述是非，晓以向善之道；而以声势夺人，则主要以类比推理取寓言、譬喻夸张利害，示人取利之途[228]。由《战国策》中可以看到，策士们的说的方式有夸张，有故事，有设喻，有寓言，许多片断已有后代笔记小说的味道。如果说《战国策》所载众策士游说列国的故事可以看做是小说作者列传的话，那么《韩非子》的《说林》、内外《储说》就不啻是最初的个人小说的专集了。这两部分的内容都是讲故事，同时用故事说明道理。这种方式不只《韩非子》有，《孟子》《墨子》《庄子》书中也都存在。《韩非子》将这类作品单独编列，显示出当时人们对这种形式的特殊意识。韩非子的时代正是“说”趋于成熟的时代，《说林》、内外《储说》完全可以视为后来《语林》《世说》的滥觞，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就是以此为张本的。
当然，韩非子所论说的是经国大业，故事常取材于历史，人不得不以大言目之。而其他各书则或不然，杂取各类琐语异事，遂形成说的另一种倾向，即志怪异谭。这类常为倡优方士所言或稗官采自街谈巷议的东西，相对于韩非子的“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当然只好称为“小说”了。小说的“小”我看并非指体制的小，而是指家数的小，即班固理解的“小道”。班固的学术师承刘向，刘向既编有类似韩非子之说的《说苑》，又编了《百家》。《百家》或许就是从诸子中精选出《说苑》以后所剩的材料，属于桓谭所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货色[229]。桓谭最佩服刘向，他或许读过刘向的《百家》，而班固与桓谭友善，二人见解相近，渊源均出于刘向，体现了汉人的小说观。如此看来，刘向的《百家》应是汉人小说的典型，在诸子书中是“短”书。先秦的著作形式——子书，本来就是一种包罗作者哲学、政治、社会、伦理、逻辑、经济、文艺各方面思想的综合性论著，所以按其思想特征可划分为不同学派。战国时代，群雄分立，尖锐的利害冲突形成代表不同阶层不同国家利益的学说，论者在济世与致身两方面都希望说服在位者以推行己说，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与春秋时代风气不同的、以说为主的著作。《汉志》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等著作都应该是战国到汉初之间赝造的。这些文本虽仍号子书，但均非长篇大论，且文辞浅俚，正适应了当时传统文化衰落、统治阶层教养粗鄙化的现实。由于它们采用“说”的形式，并用里巷杂谈的语言，在崇古风盛的汉代自然没有资格与诸子相提并论，《汉志》也只能把它们打入另册——小说家一流中。我想《宋子》之书不管是否伪托，其形式必定是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它入小说家的原因。《伊尹说》《鬻子说》也是同样道理。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篇，顾实说：“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说，必非一书，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230]说它们是不同的书是对的，但说道家小说家一本则未必然。这种情形只能解释为一是论，一是说，因形式不同而分别被归入两家。《师旷》与《黄帝说》也有类似情形。同名之书列于别家，殆有论、说之分。不过也有可能是一书分列，《汉志》有此体例。无论如何，小说家就是子书，不仅《汉志》可据，王应麟考证《吕氏春秋·本味》出于《伊尹说》也是一个旁证。但由于小说家不同于诸子那种纲纪森严的论著，故班固颇轻之，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又称“九家之术，蜂出并作”。显然，九流是就学术而论的，小说固不得厕身其间列为一派，非常清楚。它只能与汉世的方术巫祝之书为伍，成为薛综所谓“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并列的流外杂品。余嘉锡说“汉之小说，封禅、养生、医巫、厌祝之术皆入焉。盖至是其途始杂，与古之小说家如《青史子》《宋子》者异矣”[231]，这是很有见地的。古小说之名由单纯的“说”堕落到目录中的医巫术数杂艺术之薮，实在是由班固那种学者的正统观念产生的混乱。《汉志》小说家的著录及序言的失当，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