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学研究中的精神史取向

因为文学史与民族精神的建构有着上述诸多方面的关系，着眼点各不相同的学者都可以在文学中寻找到他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正像施皮策（Leo Spitzer）说的：“由于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最佳文献是它的文学，也因为后者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它的语言（由集团的说话人写下来），难道我们不可以希望通过一个民族的文学杰作语言而把握其灵魂么？”[44]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不仅思想史家、后现代的历史学家给予文学以更多的关注，文学史研究也自觉地注意到文学所负荷的思想建设意义。

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发表以来，“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民族定义，而民族和民族国家如何被想象的过程及方式自然也就集中了学人的关注。在文学史研究中，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特别凸显出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关联。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45]一文，最早从“民族寓言”的角度论述了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近年在国内颇引人注目的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是较早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其实，中国近代的学人早就意识到新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从梁启超的新小说运动到胡适的“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都是有意识地要运用文学手段来推动民族国家建构的主张。到20世纪末，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语境下，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也愈益为知识界所关注。刘禾曾指出：“五四以来被称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46]其他学者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文学所反映的现代性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西方的入侵不仅给中国最初带来民族危机，而且同时也带来了有关国家的知识与想象。它要求着民族国家主体的建构。然而，在对西方现代性本质的追溯性理解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结构之下发现了与之同构的现代个人主体。因此，现代性意味着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双重建构，从而产生民族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双重的现代主题。”[47]进入新世纪以后，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成了学界引人注目的话题。以2001年底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赵宪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二文为发端[48]，不少学者发表论文展开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特辟专栏，发表张宝明、张光芒、罗钢、姚新勇四位学者的文章。迨张宝明《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二文被《新华文摘》2006年9月号转载后，学界的关注更加升温。温儒敏再发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就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问题加以阐说。《文艺报》2007年6月21日又以专栏形式发表栾梅健《让文学感觉贯穿始终》和吴兴宇《思想史不能取代文学史》等文章继续争鸣。直到《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发表张宝明《人文学：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再诠释》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总结性的论述。虽然看起来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坚守文学研究的领地，强调文学史研究应“回归本身”，但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化史、思想史倾向的日益显著是不可否认的。这固然反映了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论的拓展，同时却也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本身固有的思想建设意义提供了这种探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是同样存在的，我称之为文学史研究中的精神史取向。

一般认为，文学史研究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概念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的《体验与诗》开辟了一种精神史取向的文学史模式。周宪在分析了以翁格尔、桑塔亚那、斯托尔克奈特、荣格、考夫卡等人建构的文学史模式后，将其特征概括为：“强调文学史有别于自然科学，主张对文学或者说包括文学的文化现象作整体的综合研究，并努力挖掘隐含在纷然杂陈的各种文学现象之后的深层精神因素，进而揭示文学与哲学、宗教、政治等其他现象的历史联系，最终归纳出不同时代的精神形态”。他认为这种精神史取向的研究模式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它并不把文学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而是把它看成是一般精神史的表征，这就意味着消解了文学与其他精神现象之间的区别。其二，这种模式是一种类型学，其基本方法是先设定一个参照系或分类标准，尔后将不同的作家、作品、流派乃至时代分门别类地归入。在这样的文学史类型学中，作家的风格、个性，乃至史学本身的特征是不存在的，至少是不予重视的。这实际上就变成了匿名的文学类型学。”[49]这样的研究确实潜伏着“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的危险[50]，但在经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向内转”，文学研究沉溺于“新批评派”那种繁琐的语言和形式批评中而不能自拔的情形下，这种研究就不仅具有拓展文学批评视野、丰富文学研究内容的意义，而更有着与提升人类自我认识的水平这更高的合目的性的要求联系起来的理由了。

不过，在当下新的语境中，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史研究还是有着不同于传统精神史研究的目标。传统的精神史研究，单纯是为了认识国民性，因此其研究方式主要以静态的描写为主，当然后来又由描写走向了实验。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各种实验方法，对中国人的智力与气质，需要与态度，兴趣与理想生活方式，作了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对认识中国人的国民性无疑有着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但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精神史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太多，张伯伟、曹虹《李义山诗的心态》（《唐代文学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刘毓庆《汉赋作家的心态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蒋寅《论＜诗经＞的忧患意识》（《文学评论丛刊》第3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王兆鹏《英雄的苦闷：宋南渡词人心态试析》（《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等论文是较早的探索者；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则是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詹福瑞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丛书”以人物为中心，融文学与思想、文化、历史为一体，对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心态史内容作了初步的梳理，使中国文人心态和情感发展的历程得到一次集中的展示。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等著作，讨论的范围虽不限于文学，但文学也是相当重要的观察视角，可以说是对文学史和思想史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著作[51]。

关于古典文学的精神史研究，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值得提出：一是由文学探究精神史的局限，这关系到研究的定位及方法论基础；二是对文学与精神史关系的全面把握。

文学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它触及和参与精神史之深度广度，固然为其他意识形态所不及，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点。想要通过文学了解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全部，是绝无可能的，抱这样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因为文学触及的精神层面毕竟有限。由文学史展开精神史的研究，首先便要意识到这一研究角度固有的局限，清楚我们在从事的仅仅是人类精神世界某个层面的探索，我们所依据的素材和视野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故而认识和结论都很可能是片面的，不能说明什么根本问题。其实人文学科领域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思想史研究也绝不可能弄清精神史的全部问题，甚至思想史本身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由哲学史、经学史或宗教史来解决。美国学者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对于其他学者（比如海外新儒家）来说，根据那些为道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的学者的思想来叙述宋代思想已足够了，但包弼德却认为这种叙述是因新儒学的重要性而“后设”的，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使哲学史的叙述变得很狭窄，于是他一改传统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叙述方法，以文学史为主要线索来讨论唐宋思想的转变。涉及唐代古文运动时，他说：“古文运动是一场思想运动，它将文学的转变视作是对公共价值观至关重要的转变，它的主要‘思想家’是文人（literary men）。在我看来，唐代的思想文化仍然是一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在这种文化中，学术是以在文学广阔领域中的著作的形式出现……文学写作是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方式，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是影响思想价值观最一般的方法。”[52]谈到宋代的思想变化，他也是以欧阳修、苏轼等作家为讨论对象。他承认，这一研究视角改变的前提是“哲学史并不总是代表思想文化的历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借以建立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那些方式”[53]。不过，正像葛兆光指出的，文学家能否与思想史上以思想性表达见长的作者完全重迭，并充分表现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变迁，同样值得怀疑。哲学史固然不是全部的思想史，那么文学史就是全部的思想史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包弼德刚跳出旧的窠臼，似乎又陷落在新的窠臼中。既然文学史对于精神史是不周延的，不能负荷精神史的全部问题，那么对文学史的精神史研究，就必须确立起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即放弃一般史学的整体性、实证性原则，而代之以文学的抽象性和典型性原则。通过分析历史上有典型意义的时代、作家、作品来查考某些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形成过程及产生影响的方式，从而对古典文学反映、表现和参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方式和途径加以充分揭示。

说到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反映、表现和参与建构，就引出第二个如何全面把握文学和精神史的关系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精神内容在文学中的反映和表现，只是单向度地考察精神对文学的影响，而于文学对精神的建构作用重视不够。很显然，文学和精神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并且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文学在被精神所填充和影响，从而反映和表现着精神的同时，也在影响、改变和建构着精神本身。研究古典文学和民族精神的关系，不仅要看到精神对文学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对精神的建构，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两者的关系，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精神史研究的目的。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的研究有必要采用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模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融，历史综合与典型抽象相结合，不仅关注文学对精神的反映和表现，更重视文学对精神的参与和建构，以全面展现华夏民族历史上文学与精神交相作用的动态过程。

众所周知，不同文学体裁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而对精神活动的参与程度也各不相同。王永宽认为，古代文学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曾在载道、教化、救世、哀民、崇义、养性、言情、尚美八个方面具体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54]。这一概括无疑是相当周全的，但历史地看，这八方面的作用绝不可能在同一个时代由一种文体承担，其间显然隐藏着层积性的演化过程。最粗略地说，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种植下民族精神的萌芽；诗歌表现了文明时代初期的丰富情感，决定了民族精神的感性倾向；散文反映了文明成熟时代的伦理、道德，塑造了民族精神的理性内涵；而戏曲和小说则反映了近代庶民社会、商业社会的观念变革及价值冲突。但这些绝不是全部的精神史，也不是民族精神建构的全过程，既然我们清楚文学对民族精神的表现和建构是有限度的，那我们就只能抓住最本质的部分，以揭示文学的独特作用。

观念史研究的奠基人洛夫乔伊在谈到观念在文学史中的研究时，曾说：“文学史，按其一般描述的，即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史或一种特定语言的文学史——而对文学史家来说，他们感兴趣的却是他们皓首穷经而成就平平的文学的思想内容。”[55]此言无论是讽刺也好，事实也罢，最终都说明：对文学的精神史研究，如果不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而徒比附于一般思想史研究，就会落得个入宝山而空回的结果。那么，又如何紧扣文学的本质特征来研究精神史，研究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中国古典文学以丰富的诗歌作品及浓郁的抒情性为其体裁与美学的基本特征，这决定了古典文学与心态史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学中最直接、最强烈的情感、观念表现形式，诗更集中地展现了各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活动，尤其是心灵状态。因此，诗史从广义上说就是华夏民族的心态史，是民族心灵颤动、变化、表现的历史。对诗歌作品中所表现的心态的研究，能让我们不仅了解各个时代诗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为精神史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系，还能了解不同时代的诗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从而洞见他们自我体验及对人性开掘的深度。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诗歌，与从前的主题研究很不一样。主题原则上说是作者通过作品要说明的东西，而心态却常是无意间流露在作品中的一种生存体验。虽然有时它也是作者刻意表现的内容，但一般不能成为作品表现的终极内容。心态作为心理经验之和，包容了感觉、知觉、情绪、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事实，既有复杂多变的瞬间性特征，又有稳定持久的结构性特征，既有个人一时一地的心态，又有群体的时代的共同心态，因此心态史研究是个包含复杂内容的课题。自上世纪20年代心态史学在法国兴起以来，它就明确地将自己与思想史区别开来：思想史关注个体精神的有意识的构造，而心态史则侧重于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表现和判断的共同心理。当然，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心理总是以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对于思想史的清晰和逻辑性来说，心态史显得更感性和不确定，更多地涉及人类心灵深处的欲望、焦虑和情感冲突，因此心态史研究也更能在感性层面显示出民族精神积淀、成型和变异的轨迹。

相比诗歌代表的抒情文学而言，散文、戏曲和小说则更多地反映了华夏民族在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一般知识和风俗习惯的形成过程。用散文写作的历史文献和儒、释、道诸家经典提供给社会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以及对人生和社会的一般理解；戏曲、小说则在对社会生活的直观叙述中，寄托了人生的美好愿望和浪漫理想。同时，宗教宣扬的某些观念也借助于叙事文学得到具象的表现，以奇异的想象和精妙的叙述深入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日常经验中。比如秦汉到六朝时期，人们对幽冥世界的观念与想象就是在历史文献与志怪小说中逐渐形成的；而到明清时期，庶民社会的“江湖义气”又是同演义小说传播的游民意识及其价值观分不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学的精神史研究中采取不同的研究类型和学术思路：通过士大夫阶层的精英文学来探讨社会上层的主流意识，即前述的心态史研究；通过庶民社会的通俗文学来探讨社会下层的一般知识及世俗观念。

总之，古典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个复杂而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近年学界已意识到文学史与心态史的关系，而加强了这方面的思考和探讨[56]。但对文学与整个精神史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研究还很薄弱。事实上，文学创作在任何时代都处在与个人、社会和文化的三重关系之中，与时代精神或融合，或背离，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历史上曾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典型人物与典型心态，像“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归隐之思，像“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的望乡之情，像“不成小隐聊中隐”的苏东坡的吏隐态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虽有对立、游离或顺适的不同，但从后设历史的角度看，都是参与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内容。这么看来，研究古典文学的精神建构作用，与一般思想史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它完全是后设的，这使我们的论题具有很强的主观选择性和当下色彩，不仅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与未来华夏民族的精神建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