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精神胚胎学”有关相似性的论述

在人类个体（包括胚胎发育）与人类种系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相似性。生物学家将这种现象或机制概括为“生物重演律”或“重演发生论”。一般认为，19世纪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早提出“生物重演律”。在1866年出版的《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海克尔在进化论和胚胎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个体发育史是种系发育史简要而迅速的重演”的思想。他写道：“个体发生就是种系发生的短暂而迅速的重演，它是由遗传（生殖）和适应（营养）的生理功能所决定的。”^[1]例如，人类的演化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最简单的细胞生物开始，先后经历了原生动物、腔肠动物、两侧对称动物、棘皮动物、原始脊索动物、原始有头类、有颚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诸阶段，最后到达人类阶段。而这一切在人类那里，胎儿在母体中仅仅以“十月怀胎”的方式将其迅速地“重演”了一遍！不仅如此，海克尔还将其生物重演律加以推广，提出所谓的“种系发生心理学”，认为重演律对心理学也是适用的。只不过对这方面的研究，他没有完全展开。尽管如此，重演律不失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理论。^[2]

在那些持有机体主义观点并能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领域里进行概括和总结的思想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个体与种系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相似现象，进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如历史文化）提出重演理论或对重演思想做出独到的修改和论证。我们可以在维柯、黑格尔、恩格斯、列宁等大思想家的著作中看到这种情况。例如，维柯在他的“人类原则的新科学”中就提出了一种“历史重演”的思想。他在比较了各异教民族的原始习俗、制度以及诗性智慧的异同后指出：“各异教民族的原始祖先都是些在发展中的人类的儿童。”^[3]“世界在婴儿期所涉及的就是人类心智的第一级活动，因为当时世界要有各种发明创造来应付生活的需要和便利。”^[4]在这里，维柯把婴儿和儿童与各异教民族的早期历史对应起来，并以之作为他的历史比较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人类精神的“重演”被纳入一个由“绝对精神”构筑的庞大的思辨体系当中，儿童精神发生被看作是人类意识产生过程的重演。“各个个体，如就内容而言，也都必须走过普遍精神所走过的那些发展阶段，但这些阶段是作为精神所已蜕掉的外壳，是作为一条已经开辟和铺平了的道路上的段落而被个体走过的。这样，在知识领域里，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而且我们还将在教育的过程里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粗略轮廓。”^[5]

恩格斯给予黑格尔的精神重演思想以高度的评价，并进一步提出“精神胚胎学”或“精神古生物学”思想。他说，精神现象学“也可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上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6]。他还说：“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效果、本体和偶性）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对于概念的首先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概括在必然性中。”^[7]这就把概念的辩证运动与精神和意识的“重演”联系了起来。即作为胚胎的精神重演，本质上是对人类精神的概念的辩证运动的“重演”。

作为对上述观点的具体化，列宁在充分肯定儿童智力发展与人类整个认识历史发展之间平行性（例如，他认为整个认识的历史包含了“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等，并涉及心理学、感觉器官生理学等各个知识领域^[8]）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认识是由一串圆圈（大圆圈中套小圆圈）构成的思想。例如，在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就构成了一个认识上的圆圈。这个圆圈实际上是概念辩证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说，“科学是一种自身封闭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而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在一起；同时这个圆圈是圆圈的圆圈……这一链条的各环节便是各门科学”^[9]。

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弗洛伊德、戚勒（J.Ziller）、霍尔（S.Hall）、荣格（Carl Gustav Jung）、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皮亚杰以及马修斯（Gareth B.Matthews）等思想家，都特别青睐重演思想或不同程度地受到重演思想的影响。例如，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就认为精神病人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个体的幼年”，也类似于“种族的初期”，梦不过是原始思维的现代遗存，儿童思维也不过是原始思维的再现或重演。

科学哲学家、心理学家M.Г.雅罗舍夫斯基尝试探讨“科学认识的种系和科学家创造的个体发育”两者的平行性。他说：“在科学认识的范围内，这种进化的各个时期的更替，概括说来，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科学认识的系统发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涉及某一个具体对象领域的分析的‘种的’规律性同个别科学工作者认识活动的阶段相比较的方面来看，同系统发育的生物学发展相类比才是合理的。在找出这些阶段时，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创造的个体发育。”为了解释“在由哲学的逻辑过渡到具体科学时，能否把同样一个普遍的原理推广到具体研究者的活动中”这样的问题，雅罗舍夫斯基举例说，在神经生理学领域，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现了对神经心理现象进行决定论解释的各种方式的更替（数十年更替一次），而这种“更替”在个别的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中是“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对神经心理现象的决定论解释的几种历史类型的更替”^[10]。

关于人类精神重演的问题，由于它涉及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因而并不像生物学或某些其他自然科学对象那样易于进行精确的实证性研究，其思辨性、猜测性和类比性在所难免，即使是认知学派亦然。因此，不少学者对精神重演问题持谨慎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精神重演的研究至少已经形成以下共识，即①精神重演现象是存在的，精神重演是整个自然界统一性的突出表现。②精神重演绝非重演与被重演两者之间的简单的、完全一致的等同，它可以是“再现”，可以是“扬弃”。③精神的重演必须以精神的物质载体的重演为基础，即由精神的重演追溯神经生理的重演。④对精神重演机制和动力的认识，必须上升到自然、社会（文化）与思维的统一性方面来认识，必须以概念的辩证运动原理和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