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北大记事

进入北大哲学系

关启匡：老师是何时考入北京大学的？

洪汉鼎：1956年我以第一志愿和第一所学校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如前面所说，我的中学是无锡很有名的辅仁中学，它的优点就是培养能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优秀学生。当时我们中学考到北大的同学共有七位，两位哲学系，两位法律系，一位中文系，还有两位是西语系。一个小小市里的中学有七位学生考进了北大，另外还有好几位考入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为了奖励这所中学，据说教育部当时还送了一套德国仪器给母校。

该年8月，我们七位同学，加上考入清华大学的几位，一行十几位同学从无锡坐火车到北京。当时搭火车要耗时30多个小时，我们买的又是便宜的硬座票，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上草席，大家轮流睡。经过两夜一白天，终于在第三天早上到了北京车站。我们拿了铺盖和行李走出车站，老远就看到北大校旗，上一届的老同学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让校车送我们到北大。

记得来到北大校门前，我们都惊呆了，一看到那种古典如皇宫式的琉璃瓦建筑，我们很兴奋，深感真是进了王朝京师大学堂。[1]进了北大校门，走过玉兰桥，就有两座清朝华表直把我们引到老办公楼大礼堂前面的广场，广场上就有各系的接待站。我们报到完后就被带领到一个旧式大楼的二层大会议厅，因为北大当时有些系似乎还没有为新生腾出宿舍，所以暂将这会议厅当作新同学的集体宿舍。大厅地面上划上白线，等学生铺上各自的被子，就形成了整整齐齐的所谓大通铺。

关启匡：能否请老师讲讲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情况？

洪汉鼎：当时北京大学可谓是全国之首府大学，录取分数全国最高，因此，凡考入北大的人，都会深感荣幸与兴奋。我考入的是北大的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和现在哲学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北大哲学系原是全国唯一的哲学系，只有在1956年才开始有复旦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其他各校的哲学系乃是很久以后才恢复的。因此，当时北大哲学系可谓学术质量最好之时期，原因是集中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教授。

这里有段历史要说明。1949年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后，为了从思想世界观上对老师进行彻底改造，曾把全国各大学所有的哲学系停办，只开北大哲学系，其他所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全部集中到北大哲学系。其理由是原旧大学哲学系主要讲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唯心论，因此旧大学的哲学教授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学马克思主义。当时北大从苏联请来专家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的哲学教授必须学习。这种形势使北京大学从1950年到1955年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云集了全国所有的哲学教授，其中有些是非常有名的，如熊十力（1885—1968）、张颐（1887—1969）、汤用彤（1893—1964）、张东荪（1886—1973）、郑昕（1905—1974）、朱光潜（1897—1986）、冯友兰（1895—1990）、贺麟（1902—1992）、洪谦（1909—1992）、梁启雄（1900—1965）、方书春（1916—1959）、朱谦之（1899—1972）、黄子通（1887—1979）、宗白华（1897—1986）、张岱年（1909—2004）、沈有鼎（1909—1989）、任华（1911—1998）、王宪钧（1910—1993）、熊伟（1911—1994）、苗力田（1917—2000）、周辅成（1911—2009）、江天骥（1915—2006）、陈修斋（1921—1993）、朱伯昆（1923—2007）、齐良骥（1915—1990）、吴允曾（1918—1987）和王太庆（1922—1999）等教授。我去北大时可能就有五六十位名教授和名老师，加上招收的学生有限，因此师生比就很高，往往教授多而学生少。只有到了1956年我们这一届时，北大才开始有三班共一百来人，其中有一半人是所谓的调干生，他们不是直接从高三毕业进来，而是从工作单位转过来的。

关启匡：调干生与一般学生有区别吗？

洪汉鼎：当然在程度这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北大哲学系入学的大学生，分成两类：一类是高中考上北大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年纪轻，思想单纯，求知欲强；但还有另外一类学生，即所谓“调干生”。什么叫作“调干生”呢？就是他们本来就已经工作了，而且是干部，现在重新进来求学。这些调干生一般年龄比我们大，但调干生政治条件很好，一般都是共产党员，大多又是贫下中农，而且都有工作经验，他们不需要经过高考就能进到北大。那时候大学里普通生和调干生大概各占一半。

不过，他们也有弱点，有些课程他们学不了，因为他们或者没有高中知识，或者有只是忘记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些课对他们是困难的，如数理逻辑，这需要有数学的基础，我们这些读过高中的学生可以跟上，但他们就跟不上了。另外，他们一般外文不行，似乎当时学校并不要求他们外文，所以他们选的都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类课。但是整个学校这种人起的政治作用很大，后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主流。

拜访贺麟教授

关启匡：在北大您接触过哪些教授呢？

洪汉鼎：当时教授中我最尊敬的是贺麟教授，我这一辈子受他的影响也最大。我在中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位黑格尔专家，而且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精到之处。他曾经在抗战时期为商务印书馆办了一个“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哲学名著。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内地生产纸张困难，出版的书都是灰黑的薄纸[2]，我就是在这些灰黑的纸里知道贺麟教授的。我看过他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3]和开尔德（E.Caird，1835—1908）的《黑格尔学述》，特别是他在《致知篇》中写的导言《斯宾诺莎生平与学术大旨》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数十年的斯宾诺莎研究似乎都是在他的框架内活动。贺麟教授不仅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观念论深有造诣，而且对中国哲学情有独钟，他既爱好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又爱好陆象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解放后，当然他不能再讲唯心主义哲学，他的精力全放在黑格尔哲学。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表纸本西方哲学书

贺老师是我到北大后访问的第一位教授，当时他家住在燕东园，是北大校园东边的一座日式的教授公寓。北大当时老教授住的共有四个地方，即校园外东边的燕东园，校园内南边的燕南园，校园内北边的朗润园，以及校园外西边的畅春园。贺老师住的燕东园是一所很漂亮的日式别墅庭院，一楼两户，周围花园，环境非常安静，道路两旁都有高大树木。贺先生家楼上住的就是有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兼诗人冯至（1905—1993）教授。

关启匡：老师初次拜见贺麟教授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洪汉鼎：1956年冬，记得我是在一个大约七点半的晚上去拜访贺老师的。开门的是他的原配夫人，虽然有点胖，但很慈祥和气。我说明了来意后，她就请我在客厅坐。一会儿贺老师出来了，精神很好，花白的头发，一看就有学者风度。我先作了一个自我介绍。记得贺老师首先问我为何会有哲学兴趣，我说我的哲学兴趣其实是从西洋文学开始进入的，在中学我从古希腊文学著作一直读到了19世纪英美文学，这种系统性的阅读，使我对人与社会有一种新的兴趣，但也是一种不满足的兴趣。在中学时，我看贺麟先生翻译的《小逻辑》，似乎并没有懂，我就一直在求索：哲学从哪里开始学？因此现在我把这一问题提给了贺师。

贺师首先告诉我，从文学到哲学，从具体到抽象，这是一条很好的学习进路。但当你走进了哲学之门，那么你就要从哲学史学习哲学。黑格尔曾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哲学史。贺师要我先作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这样普遍的涉猎。但是不久后，贺师又告知我，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出发点也很重要，哲学史涉猎的是一个面，范围很广的，要深入下去需要一个基点，这就是说我要选择一个哲学家作为起首重点学。

我就继续问贺师，要从哪一个哲学家起始呢？贺师建议斯宾诺莎。他说，用黑格尔的话讲，要研究哲学就要从斯宾诺莎开始。正是在贺师的建议下，1956年我就开始接触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自因、实体、属性诸概念。当然，初始是非常困难的，但后来证明，这种从一点着手的研究态度对我今后的哲思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启匡：贺教授当时还给您什么别的指示？

洪汉鼎：我向贺师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外语之学习。我原上的无锡辅仁中学解放前是一所美国教会资助的学校，校长及其夫人非常重视学生的英语水平，他们为了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经常从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聘请英语教授给我们上课，因此如果学生用功，他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我当时英文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因此到北大时，我的第一外语就过关了，只在哲学系开设的哲学英文班中加以提高。我想请贺师告诉我，应选何种语言作为第二外语。记得贺师当时明确地说，做哲学研究一门外语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第二门外语，他建议我学德语，因为哲学要搞得好，一定要懂德文。

不过这在当时很有困难，北大的公共教育，就是台湾所谓的通识教育，当时只有英语跟俄语，因此要学德语只有去德语系读。但德语系每天都有德文课，我不能全都去上，幸喜德语系有我中学时的同学当班长，他有时就帮我补习我所落掉的课程。最初一年，我就是这样在德语系旁听的。当时在德语系一年级任教的是德国老太太，我们都称她为Frau Tang。不过，西语系后来为外系研究生开了一个德语班，上课的是年轻的姚老师，后来我就在他这一班中上课了。

贺师给我的第三个启示，就是研究与翻译要结合。他说研究要深入，一定要作翻译，而且翻译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为研究而翻译。这对我以后的哲学之路启示很大。你们可以理解，我后来为什么要花那样多的时间作翻译，其实是为我的研究服务的。

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教授

关启匡：您还受惠于哪位教授？

洪汉鼎：我在北大受惠的另一位教授就是洪谦教授。众所周知，洪谦教授是维也纳学派之成员，也是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之亲传弟子，年轻时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费格尔（Herbert Feigl，1902—1988）、汉普尔（Carl Hempel，1905—1997）、艾耶尔（A.J.Ayer，1910—1989）等人关系相当好。20世纪30年代末维也纳学派解体，洪谦先生也就回到了国内，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任教。他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一书就是在回国后写的，从这本书可以看到洪先生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掌握得相当精准，用词的严谨有维也纳学派语言哲学家的风采。

195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去拜访他。那时中国穷，我第一次看到电冰箱，正是在洪谦教授家里。当时天气很热，记得一开始他从德国带回的冰箱里拿一杯凉水给我喝。他当时还穿吊带裤，一看就是非常西派的西方哲学家。一见面我就告诉他，我很喜欢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语言分析，想请他指导我一些书去进一步阅读。洪谦教授让我先读休谟，他说休谟的书是训练我们分析思维必不可少的著作。不过，洪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似乎不像贺先生那么亲切，这次谈话并没有多长时间。

我和洪先生的更多接触是在1960年我从斋堂劳动结束后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在1961年，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写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哲学资历写这篇论文，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的政治情况，我不能写任何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哲学家，只有埋在这种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语言分析里，可能还有一些生存空间。

但这一论题在当时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无论是维特根斯坦那种深奥的论述内容，还是他那种独特的论述方式，对于我来说都是同样困难的和难以理解的。可能由于我的基础太差，洪谦教授只介绍我看安斯康姆（Anscombe，G.E.M，1919—2001）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在20年后我在德国洪堡基金会年会上看到年纪已相当大的安斯康姆时，还对她这本书表示敬意。我曾经和她以及她的一位友人在德国作了短期旅游，我们一路上都在谈维特根斯坦。

洪先生的德文非常好，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中文字想不出来，就直接用德文讲。记得有一次，他忘记了“逻辑”一词的中文写法，就用德文表达出来，就是说德文完全已内化到他的语言里头。解放后，大陆只允许写马克思主义，讲唯物辩证法，而洪谦先生又不愿意，所以他就完全不写任何著作。在“文革”期间被逼无奈，他曾写过一篇批评卡尔纳普的文章，他后来一直懊悔这篇批判文章。他一生主要就是搞翻译，这是大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人的普遍情况。大陆在解放以后，好多有名的大师都变成了翻译者，洪谦是这样，贺麟也是这样，温锡增（1909—1989）是这样，王玖兴[4]（1916—2003）同样也是这样。

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关启匡：听说老师您也跟冯友兰先生学习过？

洪汉鼎：我当时受惠的中国哲学教授就是冯友兰教授。冯友兰教授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搞了一个大批判，这个批判的对象就是冯友兰的所谓“抽象继承法”。大家知道孔孟思想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按毛泽东的看法，那都是封建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冯友兰认为，尽管孔孟具体思想是要不得的，但我们可以抽象继承他们一些好的道德观念，即所谓“摈弃殊相，继承共相”。冯先生的立意显然是想改正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但这被看成反对马克思主义，北大哲学系当时的总支书汪子嵩（1921—）先生曾经发表了两篇批判冯先生的文章。[5]

汪子嵩在解放前就是北大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像贺麟这样的一些教授就未到台湾去。汪先生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者，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教授陈康（1902—1992）先生[6]。当时汪先生主要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以拥护毛主席认为的要将古代的道德观念全都进行革新的指示。

记得当时还有另一个批判，就是对于武训之批判[7]，传统认为这个人兴学之做法是一种美德，但毛泽东认为，武训是在向封建主义下跪下兴学的，这是奴仆劣性。毛主席认为共产党要靠劳动大众的力量，解救人民的疾苦并完成兴学，绝不是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屈膝下跪，而是与它们进行坚决斗争。

关启匡：当时冯先生给您们开什么课？

洪汉鼎：冯友兰教授当时给我们开了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哲学史，另一门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众所周知，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有独到研究，他的两卷《中国哲学史》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颇有影响，西方汉学家理解中国哲学往往就是依赖于这本书的。冯先生讲课非常有意思，他当时留有长长的胡子，并且穿长袍，讲解得意时还不时去顺顺胡子，真有中国哲人的韵味。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研究真可以说入道精微了，他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系统地串联起来，使你对每一个中国哲学家的主要概念有一明确把握，既看到它们的差别，又看到它们的联系。这种讲法真有点类似黑格尔的《逻辑学》。冯先生当时还把中国哲学史跟史料学相结合，试图让学生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和诠释来认识中国哲学史，这显然已经有了我们现代的诠释学意识，史是对史料的解释。

我至今还保留着冯先生当时讲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其中第二讲“论目录”在当时对我影响颇大。在这里，冯先生讲到哲学史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书籍，而对于史料的初步调查就要靠书目。他说，从汉朝起，历代都有记载在当时和以前出现的书籍的目录，他把这些书目分为三类，一类是官方藏书目录，一类是私人藏书目录，再一类是历史学家所作的目录，例如二十四史中有很多“艺文志”或“经籍志”，把当时的书并列出来，作成目录。这类目录对我们研究非常重要。冯先生还特别推荐了刘向的《别录》及其子刘歆的《七略》。这些论述日后对我进行哲学史研究影响很大。

美学大师宗白华教授

关启匡：可否请老师讲讲宗白华[8]（1897—1986）先生？

洪汉鼎：宗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美学家。早在上中学时，我就读过他和郭沫若、田汉合著的一本小册子《三叶集》，这本书是他们三人的通信集。大概在1920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他写了一部《女神》，正是通过宗白华才在国内出名的。那时宗先生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他在该刊上连续刊登了这部新诗。

1957年初我拜访他的时候，他就住在北大一个很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北大的未名湖，就在湖后头有几排单身老师的宿舍楼，叫作健斋、才斋。当时那种楼叫筒子楼，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实际上就是台湾所说的“雅房”。宗先生因为是后来从南京调回的，他跟他老婆就被分配到健斋二层的那样一间屋子里居住。当时我看了很难受，那里就是那么一间房子、一张很小的床和那么一张小桌子，地上、床上都摆满了书。宗先生为人非常朴质，他就在那张小桌子上翻译康德那本《判断力批判》[9]。那次我拜访他，除了谈到他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外，还讲到中国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别，他说西洋画是一个视点，而中国画却是无限视点。我记得，他在讲时，心情突然兴奋起来，似乎在欣赏着一幅名画一样。

我刚才为什么要说到郭沫若呢？因为当时我看到宗先生在健斋那间房子是那样小，我就想到为什么郭沫若没有帮助他找间稍大的房子呢？郭沫若当时已是非常大的官，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而且又与毛主席那样亲近，互相对诗。记得当时我曾问过宗先生：“您给郭沫若说了吗？”宗先生好像说：“我不去找他。”看来宗先生就是那样不求人的率真耿直的人。

后来我也曾再找过宗先生几次。他是留学德国回来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卷就是他翻译的。宗先生确有那种旷世文人的气势，他一生著作不多，连翻译算在一起，全集大概四本。他强调“美”不在于写作上头，而在于欣赏，跟古人所言一样，说“读万卷书”不行，要“行万里路”，所以他经常去旅游。记得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大再见他的时候，他就背着一个挎包，拿着一把拐杖，就到外头游山玩水，这就是他所谓“美在于欣赏”。对他来说，“行万里路”更重于“读万卷书”，这是他的一种实践美学。

我最后一次拜访宗白华老师，已经是在30年后，即1986年初，大约是在老师去世之前不久。记得当时我在宗先生家门前叫了好几声“老师”，没有人响应，但门是开着的，我就不请自入了。到了屋里，我看见老师一个人躺在躺椅上，衣服很脏，神志似乎有些不清，半睡半醒状态。记得当时我还闻到他身上发出了一种异味，可能老了洗澡不多。当我在他面前再次唤他，他醒了，看来还认得出我，说：“你来啦？”由于我刚从德国回来，我和他讲起海德堡，谁知他好像兴趣来了，告诉我，他年轻时候到过海德堡，还记得那里的河、那里的桥、古堡以及哲学家之路，并且有些遗憾地说：“好几十年过去了，不知有什么变化？”我马上告诉他，我有一盘录像，将来可以放给他看。他很高兴，对我说：“下次你要带来呵！”谁知隔了不久，我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内疚，没有完成他最后的心愿。宗先生晚年寂寞一个人，就这样孤独地走了，我很痛心。

方书春、梁启雄、任华与齐良骥诸教授

关启匡：老师当时还得识了哪些很受益的教授？

洪汉鼎：当时洪谦教授任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不仅质而且量都可以称是全国唯一的，它不仅有全国最有名的外国哲学教授，而且人数也是空前的。说实在，当时究竟有多少教授，我也搞不清，有些教授我是根本不认识的，有些可能听过几次课。我印象中的方书春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教授。他是广东人，当时他开了一门希腊哲学课程，讲课时穿一个长袍，而且比较陈旧。用的语言好像并不是我们现代之语言，他的用语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是从一个阴森的国度中来的，离开吾人之现今社会与时尚甚远，像是从黑洞中吹来的一股阴森的凉风。

我想这也可能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和思想，在那个政治思想需要转型的年代，老知识分子可能都有那种陌生的感觉。情况确实这样，方教授只给我们上了几堂课，不久，他就不知为了什么用枪自杀了。学校方面似乎也没有查明原因，这事就过去了。方先生的拉丁文与希腊文是相当好的。方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两篇著作，即《范畴篇》和《解释篇》。从这两篇翻译可以看出，方先生不仅希腊文好，而且逻辑思维也强，可惜他不幸早就走了，而且还是那样惨痛。这位方书春教授给我的影响非常深，一位老知识分子，怎么最后的归宿是这样惨呢？[10]

另外一位中国哲学教授就是梁启超（1873—1929）的弟弟梁启雄（1900—1965）教授。当时他研究荀子，为研究生开了一门“荀子”课。课是开在燕南园他家中。因为当时研究生不算多，我也偷偷去旁听了。他讲得很慢，一篇《正名》和一篇《解蔽》就读了一个学期。梁先生他这个讲课的讲稿后来出版，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荀子简释》。

还有两位当时比较年轻，现在也已经去世了的老师，一位叫任华，一位叫齐良骥[11]。这两位老师的著作很少，过去大陆的哲学学者一生的著作都不太多，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官方要求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我1956年入北大的时候，教西方哲学史的就是这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还只是讲师，但是我受他们的益处匪浅。因为，这两位老师，首先他们真的懂得西方哲学史，特别是从英国古典经验论到康德乃至当代；其次他们讲解演绎的逻辑思路、条理都很清楚，我认为今天我们很难达到他们的水平、那种讲课的清晰度。他们两位的英文都很好，我非常之爱听，特别像任华老师，他讲的英国经验论那一段哲学，怎么样从洛克到贝克莱，最后到休谟，一直到今天在我的头脑里，都还蛮有影响，他讲的真是非常好！

可怜这位任老师啦！我1963年离开北大，当时他还年轻，继续在任教，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失去了他的音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更是听不到了。我1978年从陕西回到北京，想去拜访一些过去的老师，其中一位就是任老师。特别是得知他多年前就失明了[12]，我更想去拜访他！我原本就知道他的住处，即北大东边中关园内的一排平房，是一栋老房子。那条路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1978年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变过，当然现在都变了，所有当时的建筑全都已经拆了！

当时，老式的院子都还在，我进到了院子以后，就在问院子里的人：“任华老师还在这里住吗？”正当我在外面问的时候，屋子里面的任老师就呼叫说：“你是洪汉鼎吗？”这一呼，使我大吃一惊！“我就是！”他马上走出来，那时的他已经双眼失明了，瞎了好多年了！我想，我离开北大已经15年，他还能够记得我的声音，这使我极为吃惊！60年代初，他骑着自行车来上课，课后我老问他问题，他就推着自行车边走边答，故他对我的印象颇深。但15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我的声音，真是出乎我的所料。这次拜访，我们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最感触的是，他跟我说：“汉鼎啊！你不要认为我眼瞎了对当代的哲学不了解！我每天都在听外国的英语广播，了解哲学的动态！”

那时候，我已经40来岁，我想他快70了。他虽然书已经看不了了，但还是在听当代哲学的讨论，可见他对哲学的使命感是如何强烈，这使我有很大的一种震撼。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出了一本《哲学史简编》[13]，是三位老师合写的，虽然篇幅不大，但非常经典，一直用到改革开放时期，你们以后可以找来看。

郑昕和他的《康德学述》

关启匡：从老师上面的谈话可知，当时老教授都是非常爱才的，他们很愿意帮助学生。教授都是这样吗？

洪汉鼎：当然也有一些教授不是完全爱才的，他接触人首先以个人的利害关系作为考虑，这样的学者也是有的。当时我们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郑昕教授，不知你们知道吗？他是当时的康德专家，比起以往的中国学者，像梁启超也讲康德，章炳麟也讲过康德，郑先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康德专家；因为那些学者所讲的康德，都不是正经从德国来的，而是日本传过来的。

我进北大的时候，郑先生是系主任，我对他也非常敬重。因为我之前看了很多书，并跟贺先生、洪先生都很好，所以老师互相之间可能还谈到我。这样，郑先生当时对我也很欣赏，我记得有次他还很欢迎地跟我说：“你可以搞康德啊！”不久我也选了他的康德课。可是，后来我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就不理我了！我记得他之前见到我，还会叫我“汉鼎”，并跟我说话，后来就视而不见地走过去了。我想他是怕我影响到他。当时害怕与我接触的老师中，除郑昕外，还有熊伟[14]教授。

所以，我就要说明，这也是我们一些老一辈教授的另一种形态的表现！当你处境好的时候，他跟你来往，当你不好时，就躲着你。他们不像贺先生、洪先生这些人，他们有一种利害的考虑，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指责。

当时北大讲康德的的确是郑昕，因为郑昕先生是跟贺先生同时代留学德国的。他写了一本关于康德的书，这是在1940年后，收在贺先生编的“西方大哲学家学述”当中，叫《康德学述》。大家知道，贺先生在解放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针对西方的大哲学家，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可以写一述评或“学述”。所以贺先生自己写了《黑格尔学述》，郑昕写的是《康德学述》，包括我后来写成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原也想要归到贺先生的计划，叫作《斯宾诺莎学述》，放入这套丛书中，但是后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说，“学述”毕竟浅了一点，还是建议我改成“研究”比较好。

郑昕先生的这部《康德学述》，我也翻过，根本无法懂，哪一个人看了这本书能懂康德呢？不可能！有些生硬句子好像是从德文硬译过来的。这情况与他的课一样，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上他的课，结果谁都听不懂。[15]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郑昕的那本书是怎样写出来的！在我1978年回到中国社科院后，有一次贺麟先生问我：“你知道郑昕那一本《康德学述》是怎样写出来的吗？”我当然不知道。贺先生又说：“你去问问王太庆！”因为在那个时候，王太庆[16]（1922—1999）是他们的学生。现在王太庆也已经去世了，可惜了！王太庆是一个宝，他对中国哲学界以及这个“西学东渐”的过程知道得最多，现在故去了很可惜！他有才华，懂得希腊文、拉丁文，懂英文、德文、法文，都很懂，好多翻译都是他翻的，像黑格尔很多都是他翻译的！

贺先生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搞了一个“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那时商务决定给他一部分经费，作为支付稿费等等的专款。在贺先生的年谱里也有记载这些事，当时就出了很多翻译的书，比如说像陈康的《巴曼尼德斯篇》，还有像美国的宗教哲学家鲁一士的那些中文译著。那一年，郑昕在西南联大过冬，说是过冬没有棉衣，就请王太庆到贺先生那里借一点钱回来。（听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很惊奇，那时的一位教授连过冬的衣裳也买不起，说明抗战时期真的很艰难！）王先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贺先生，贺先生回复说，我可以借给他，但是他一定要把《康德学述》写出来！所以，郑先生就是为了借这笔钱才写这本书的，他一辈子没有真正写过多少本书，主要就是这一本书。贺先生又曾说，郑昕在德国的时候就是一位花花公子，喜欢游山玩水，他不爱看书的。

林柏宏：听说熊伟先生那时也在北大吗？

洪汉鼎：在。熊伟先生教过我。那是在1957年，这年正值学术空气自由，所谓开放唯心主义。郑昕开了康德，贺麟开了黑格尔，洪谦开了维也纳学派，而熊先生就开了存在主义。熊先生全篇的讲稿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他主要是对存在主义进行批判，说它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他根本没讲什么海德格尔的哲学，都是在批判。讲到海德格尔，他只是讲本质来源于存在，我至今还能记起他当时说“在”字时的那种云贵腔的声音：“‘在’就是‘我的在’，‘我的在’就是‘亲在’。”

说实在话，当时中国谁能理解海德格尔呢！就我所知，一直到1980年为止，除了熊伟先生外，讲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只有广东中山大学的罗克汀（1921—1996）先生。不过这位先生也非常有趣，尽管他也被打成右派，但一讲起现象学来，全是对存在主义的教条式的批判，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大家听了他的报告后，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位非常“左”的人，怎么会把他打成右派，是否右派抓错了？

张东荪晚年的悲运

陈嘉骏：老师，我想再请教一位北大教授，就是张东荪先生。

洪汉鼎：好啊，你们看过他的书吗？

陈嘉骏：我们学校有几本他早年翻译过的书，之前我和学长在图书馆有看过，著者写作“张君”。当时我想“张君”到底是谁？后来才发现就是张东荪。

洪汉鼎：“张君”？这可能是台湾出版界的隐形做法。

关启匡：听说当年老师在北大还见过张东荪先生？

洪汉鼎：对。你们知道张东荪和张君劢[17]（1887—1969）这两个人吗？张君劢是懂德文的，他最有名的就是翻译了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那本书，这本书在我国全民抗日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东荪这个人，他的出身是一名新闻记者，早先在上海，他的英文很好，又爱好哲学。他的哲学偏向“多元论”，这完全是美国那一套，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不像德国那样，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系统。他比较重视的是“知识论”，他写过很厚的一本书叫《知识论》。张东荪最主要的书大概就是那本《知识论》。

陈嘉骏：他还有一本书叫作《道德哲学》。

洪汉鼎：这一本也是，因为当时他受美国的影响，他的“道德论”也是美国那一类的思想。我认为他更重要的著作是《知识论》，这是一种多元论。

关启匡：听说张东荪先生晚年生活很惨。

洪汉鼎：是这样。张东荪在国民党时代算是一位大佬，就是你们讲的“国大代表”，但1949年他没有跟蒋介石来台，而是留在共产党的大陆，正因为这点，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用他。重用他到什么程度呢？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所以，当时他受到很大的重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能经常跟毛主席见面。我想嘉骏刚才说他的书在台湾被署名为“张君”，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原因。

但是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美国朋友很多、新闻记者很多，他又是全国政协委员，知道很多的内部消息。抗美援朝的机密，据说是他泄露给了美国的特务，美国再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但职务没有了，而且要把他软禁起来。当然因为他是大佬，要是普通人就要枪毙了！对他还算宽待，没有枪毙，也没有把他关到监狱里，只是把他软禁起来，让他住在北大一个旧院房内。因为他当时还是北大教授，所以就安排住在未名湖后头的朗润园里面。朗润园有一栋老房子，他们夫妻俩住在那儿。自此之后，就不再让他离开这个院子一步，他只能在这个院子里活动。

这件事对张东荪而言，则是一个大不幸，他整个一生的事业就完了。不仅是他，连他的儿子，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得了神经病，一个跳楼自杀。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相当有名的学者，一位是生物学教授，一位是物理学教授。

我为什么认识他呢？我跟你们说过了，我中学的时候蛮喜欢他的那本《知识论》，因为德国哲学讲不了“知识论”，德国哲学都是讲本体论，以本体论作知识论。张东荪倒是受到英美哲学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讲的知识论都很清晰。什么叫作认识？怎样判别认识的真假？他都交代得很清楚，我在中学的时候蛮欣赏的，所以后来我得知他这种政治上的遭遇，我很想去拜访他。

当时，想要拜访他也不容易，因为被软禁的人，你不可能进去见他的。说也碰巧，正好他隔壁住了一位教授，我刚好选了他的课。他隔壁的那位教授开了一门叫“哲学英文”的课，我前面不是说过，在北大入学的时候我的英文就已经通过了，我就读德语，英语我可以选修“哲学英文”这门课，跟教授读一些英文的哲学著作。正好我选的这位教授，是导读休谟哲学的，读休谟的那本《人性论》，然后他也蛮喜欢我这位学生，因为我喜欢哲学嘛。

有一次我跟他提到张东荪。他说：“啊？张东荪就在我家隔壁啊！”我说想见一面。他说：“没有问题，你就到我的院子来！从我院子里头过去。”我就这样在一个晚上见到了张东荪。第一次见面时，他和他夫人都在场，他们穿的衣服好像很旧，印象中他个子很高，人长得清瘦，但对人特别诚恳。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后，跟我讲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方法以及英国知识论的主要内容。后来我又见过他几次，主要还是讨论知识论的问题。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的印象现在还蛮深的。我记得最后一次去见他时，张先生突然跟我说：“汉鼎，我本来想要送你一本书，现在我已经无法送你了！因为前两天，贺麟他带了一批人，把我所有的书都拿到中国科学院去了！”张东荪的书原是很多的，我去的时候，他屋内满墙都是书，而且主要是外文书。那时大陆没有钱买外文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中国科学院让贺先生亲自带队把他的书全部带走，我想现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图书馆一定很多书是张先生的。[18]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他后来在“文革”中被逮捕，1973年死于秦城狱中。

当时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

关启匡：当时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是怎样的？

洪汉鼎：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政治形势一片大好。北大除严格要求老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外，还有一种自由的学术气氛，不仅在理科可以讲授多种相互竞争的学派理论，如生物学的米丘林环境适应理论和达尔文的物种竞争理论，生物基因理论和遗传理论，巴甫洛夫心理学与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就是在文科也允许老师开设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课程，如卡夫卡、康德和黑格尔等课程。除了大学里开放西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课程外，书店里也允许销售西方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的学术理论书籍，商务印书馆这时出了很多西方哲学名著，有时北大校园的地摊上就可看见。

此时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文艺界推陈出新，而且科学界也在赶超世界。我们年轻大学生当时在校长马寅初（1882—1982）的“拿摩温”[19]鼓舞下，都非常用功，热切求知，特别是听了一些大科学家的讲演，我们更是群情奋发。记得当时北大曾请来著名的“三钱”，即钱学森（1911—2009）、钱三强（1913—1992）和钱伟长，来给我们讲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地点就是大饭厅，因为这里可容纳近万人。我们大家都爱听讲，聚精会神，而且都记笔记，还不时提问，希望专家更详细地讲解。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些北大学生在此时期所享受的精神鼓舞。当时很多国际名人来校演讲，我们每听一次就全身心震动。有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清华大学操场讲演，我们北大哲学系和中文系学生也参加了。苏加诺是当时国际有名的演说家，在他的演讲中，充满了对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的期望，说我们是未来中国领导的接班人。我们群情激昂，在演讲完毕后，我们这些北大学生不顾一切冲向苏加诺，以致最后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清罚我们留下，大骂我们一顿，说我们这些文科生不如清华理工生守规矩。

另一次是缅甸总理吴努来北大演讲，因为他讲佛学，听讲的都是我们哲学系学生。这次吴努来是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我记得周总理和他一走进大礼堂，我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马寅初校长请他们上台时，周总理却不上去，他就坐在第一排。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一起上台，谁知演讲一开始，吴努就向周总理挑战，说只要周总理到缅甸去三个月，他就会放弃马克思主义而转信仰佛教。在吴努讲演完毕后，周总理坚定地走上台，立即就吴努的挑战进行反击说：“不要说是三个月，就是三年、三十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此时我才意识到周总理为什么一开始不上台去。还有一次，我们学生在未名湖前面的后花园列队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诺夫。

关启匡：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如何呢？

洪汉鼎：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也是一派自由的气象。首先由郑昕、贺麟诸位教授提出“开放唯心主义”，主张大学的课程不能没有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课，不久就有了郑昕的“康德哲学”、贺麟的“黑格尔哲学”、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和熊伟的“存在主义哲学”。我这时除了选这些名教授的课外，还选了吴允曾先生的数理逻辑课。吴先生思维清楚，概念明确，他推荐的王浩[20]（1921—1995）的类似做数学习题的自然推理法，我颇有兴趣，这为我以后研究分析哲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记得当时为了加强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知识，哲学系还开了一门当前自然科学领域尖端学科介绍课程，讲课老师都是本校理科里最著名的教授，如物理系的系主任"圣麟、生物的李汝祺（与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构成“南谈北李”的遗传学家）等。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1957年初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大型研讨会，这是一场关于唯心主义评价的大讨论。我当时才是二年级的学生，也偷偷跑去听了，只听到冯友兰先生关于共相与殊相的演讲，以及当时代表党理论家的关锋的批判。[21]关锋当时嗜烟如命，在台上一根接着一根抽，不用划火柴。不久后，我就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写的庄子批判。

北京大学老图书馆

关启匡：真羡慕老师当时的学术环境，这可能是一去再不会有了。

洪汉鼎：是的，这时期是我在学术上得益最多的时期，我不仅亲身聆听这些著名教授的课，而且我也能有充分的机会看自己喜爱的书。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北大老图书馆。当时北大图书馆楼，就是面对北大正校门的那座中西式大屋顶办公楼左边的一座精致小楼（现在好像改为北大档案馆），地方虽然并不大，但很有欧洲风味，咖啡色的阅览桌上配有绿色民国罩台灯，暗暗的大厅，桌上却有明亮的灯光。它真是了不起，那一丁点儿地方却存放着那样多重要的知识食粮，培养了一代接一代的知识人才。

我至今还记着到图书馆看书和借书的情景。在吃晚饭前，我要先把书包放在图书馆阅览桌上，占好一个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吃完饭来就没有位置了。吃了饭，我绕道未名湖畔走到图书馆，看一会书，我就去借书，我把卡片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就把卡片用吊下来的木箱传到上面，不久书就被放在木箱里，再从上面吊下来。我想，现在再没有哪所大学的图书馆还是用这种原始而优美的方式借书了，那种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

北大老图书馆的确给了我不少精神食粮，我在这里可以借到其他地方借不到的珍贵的书。当时似乎北大图书馆还不能使我满足，我还到隔壁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及中科院图书馆去借书。当时清华大学有我们辅仁中学的同学，我都是从北大步行去清华。清华因为以前也有哲学系，像冯友兰、洪谦本就是那里的教授，因此保存了许多哲学书。这一时期我确实读了很多的好书，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我都拿来读。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和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当时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之所以以后选维特根斯坦作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我想是与读这些经验论分析哲学分不开的。

我当时真可以说是三点一线的学生。

三点一线的学生

关启匡：什么叫三点一线？

洪汉鼎：三点一线，就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到餐厅吃饭，然后到教室或图书馆上课或看书，再就是晚上图书馆熄灯后回宿舍睡觉。宿舍、餐厅和教室或图书馆构成三点，每天就是围着这三点不断地做循环运动。当时北大的大饭厅是供应制，不需现金买，只凭划卡。因当时还不是粮食统购统销时期，所以随便吃。记得中午一到饭厅，就看到不少同学围着餐车取饭，有时供不应求，大家就抢。这种自由吃饭的时代，也正是我们自由读书的时代。

在我们这一年级，我和陈生南可能是西方哲学知识知道得最多的学生，每次讨论，我们都积极发言，我们引征很多西方大哲学家的论述，颇得到一些同学的好评。我们年级调干生差不多占一半，他们大多自然科学和数学不好，一般只选政治和马列课，相形之下，我们本科生显得成绩好。不过也有例外，我们年级的方立天同学虽然也是调干生，但他很用功，因为自然科学和外文不算好，他就选了中国哲学，特别对佛学有独到的研究。这真是一个学术自由发展的时代，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积累中，我们感到自己身负重任，即祖国的文化和科学的建设。这是我在北大学习的一个最幸福和最美好的时期。

关启匡：这一时期维持了多久？

洪汉鼎：这一时期维持了一年多。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风向突然转了，不久反右斗争就开始了。这时我才理解到，为什么以前那种学术氛围叫作“早春天气”！《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你们知道吗？那是费孝通[22]的一篇文章，它是在1957年初发表的，在当时对社会很有影响力，可是反右后，它就成了一篇大毒草，费先生也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大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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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京师大学堂设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属于戊戌变法新政的一部分，为北京大学前身。

[2] 关于商务此种书籍的情况，张世英先生也有类似的详尽记载：“我念得最多的哲学书籍，几乎都是商务出版的，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贺麟的《文化与人生》，陈康译注的《巴曼尼德斯篇》，洪谦的《维也纳学派哲学》，郑昕的《康德学述》以及贺麟等翻译的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等，至今我仍保存在书柜里。抗日战争时期，纸张、印刷、装帧条件极差，这些书都像是用锈铁丝捆绑起来的一札札黄表纸本（黄表纸是旧社会封建迷信的信男信女们用来烧给死人的一种极薄的黄色纸张），两面的墨迹互相‘辉映’，一触即破，但我却仍在书中作了许多‘眉批’。这黄表纸本不仅是我个人求学时期的纪念，而且也是商务印书馆和它的读者在抗日的烽火岁月里共度国难、雪耻图强的记录。”（《张世英回忆录》，298～2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此书曾于1943年以《致知篇》为名于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改名为《知性改进论》。

[4] 王玖兴，江苏赣榆人。哲学史家、翻译家。1948年赴瑞士进修哲学与心理学，后留校任教。1957年归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译有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并与贺先生合译《精神现象学》。

[5] 《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载《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内容为批判“贞元六书”；《冯友兰的哲学是为谁服务的？》，载《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内容为批判“抽象继承法”。

[6] 陈康，1902年生，江苏扬州人。著名哲学家。1925年入东南大学哲学系，从方东美、汤用彤、宗白华等人学习，1929年毕业。同年赴英留学，1930年又至德国，师从耶格（Werner Jaeger）、哈德门（Nicolai Hartman）、斯登泽（Julius Stenzel），1940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后，曾执教于台湾诸大学。1958年赴美各大学讲学。著有《论希腊哲学》，译有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

[7] 《人民日报》在1951年5月20日发表《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8] 宗白华，原名之櫆，字伯华，祖籍江苏常熟。著名美学家、哲学家、诗人。1919年任《学灯》编辑，于此期间，与郭沫若、田汉二人通信，后书信以《三叶集》为名出版。1920年赴德留学，1925年回国，任教于东南大学（后改南京大学）哲学系。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著有《歌德研究》、《美学散步》，译有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

[9] 关于宗白华先生的情况，张世英先生也有类似的记载：“1952年院系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来北大，我初识宗先生，从内心里感到荣幸，因为早就听说他是扶植过郭沫若的人物。不过在那个年代里，老先生是被改造的对象，宗先生在北大哲学系从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张世英回忆录》，253页）。

[10] 据方英《再访马采夫妇——谈已故方书春教授和他遗留下来的四个孤儿》一文，其生平略为：“方书春，广东普宁人。1936年入中山大学哲学系，从马采等人学，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返国。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因体弱多病，无法下乡劳动，致郁郁寡欢，1959年自杀身亡。少有诗才，有‘岭南才子’之称，于哲学则译有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与卢克莱修《物性论》。”（见马采：《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701～70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11] 齐良骥，蒙古族，北京人。1937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41年执教于西南联大，1951年起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教授，著有《康德的知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 有这样一段记载：“被熊伟称作‘真正的哲学功底很少人能比得上’的任华先生，由于大环境的制约而没有用武之地，在老系友的回忆里留下不少逸事。据说，他每次来上课，都是骑一辆破自行车，而且都是迟一两分钟走进教室。打开教案以后，他又总是抬起左手看看，抱歉地说：‘我的表又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不敢骑车太快的缘故。”（李四龙编著：《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6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3] 任华、张世英、汪子嵩等编：《哲学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14] 熊伟，云南昆明人。1929年入北大哲学系，1933年赴德国留学，入弗赖堡大学师从海德格尔。1949年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调入北大。

[15] 关于郑昕先生的讲课，有几位老师作了如下描述。齐良骥先生《〈康德学述〉重印感言》：“我们一年级同班四个人（解放前大学里学哲学的很少）就是他第一次上讲台的听众。课程是必修课的‘逻辑学’。有趣的是听了整整一学期，没有听他讲起概念的内包、外延以及三段论式等等，更不用说逻辑的运算，他一次一次地总是在讲认识、对象、素朴的反映论等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刚进大学，西方哲学知识不多，听了觉得茫茫然，抓不住要领。不仅‘逻辑学’是这些内容，‘认识论’课的内容也差不多，后来听了他讲‘康德哲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年级时我们听的已经是康德的‘先验逻辑’。”（见《康德学述》）汪子嵩先生《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二）》：“我在课堂上是很会记笔记的，能将老师讲的话几乎逐句都记下来，但在听郑先生的课时，往往只能束手记不下去，因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他正在讲这个问题时，忽然又跳到另一个问题；也许他是觉得补讲一下那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可是我们却觉得原来好容易才掌握的逻辑线索，又一下子被打断了。下课后互相询问，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自己是听懂的。”（载《读书》，1999年第10期）。杨祖陶先生《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学生听课很难抓住要领，而是茫然地记笔记，回去再对照先生的论著整理笔记。”

[16] 王太庆，安徽铜陵人。著名哲学史家、翻译家。译有《柏拉图对话录》、笛卡尔《谈谈方法》、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并与贺麟先生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7] 张嘉森，字君劢，江苏宝山人。著名政治家、哲学家。1906年留学日本，结识梁启超与张东荪。191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1915年回国。1918年，与梁启超、丁文江前往欧洲考察，后决心跟从倭铿（Rudolf Eucken，1846—1926，或译“奥伊肯”）学习哲学，后又从柏格森学。1932年，与张东荪等人组“中国国家社会党”，宣扬“渐进的社会主义”。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1946年，依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构想，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以后，曾赴印度，后又至美国。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9年，于美国旧金山逝世。

[18] “张东荪当年读的这些西洋哲学典籍，有一部分现藏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书库。这些书多有张东荪的印章或签名（有些被人磨掉了）。……据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引张凯慈（张东荪的孙子）的话：‘全套哲学书卖给了社科院哲学所。奶奶说，爷爷的书，就这一套还算落个好下场。’负责接收这批书的，是哲学所研究员梁存秀先生（即梁志学，已退休），很希望他能就此事写一篇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可靠的记录。说句实在话，要想深入研究张东荪，至少要涉猎一下哲学所这批书才是。”（高山杉：《写在〈张东荪传〉边上》，载《东方早报》，2009-10-11）

[19] 北大校长马寅初在1957年元旦倒计时于北大大饭厅的讲话。“拿摩温”即Number One，指北大学生优秀。

[20] 王浩，山东济南人。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1939年入西南联大数学系，1945年获清华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46年前往美国，跟随奎因学习语言和逻辑哲学。

[21] 相关文章已被收入赵修义、张翼星主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2]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著有《中国士绅》、《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书。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原载于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