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反右斗争

北大的反右斗争

关启匡：老师刚才讲到反右斗争，当时您所经历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洪汉鼎：这里涉及1957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右斗争。我想要跟你们说，别说台湾，包括大陆现在的年轻一代都不一定知道反右斗争，他们只知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来说，打击最厉害的就是反右斗争，反右斗争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痛苦而难以忘怀的悲惨回忆。可惜，经历过它的人现在慢慢地都已经相继去世了，我想不久这段历史也会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我刚刚说的，我在1956年进入北大，而在1957年就赶上了反右斗争，我可以说是当时最年轻的一批右派。当时是北大的学生而受到反右斗争冲击的，大概我就是年岁最小的一批！[1]

刚才说到北大的自由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史无前例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反右斗争之起因可能还是从知识分子中引起来的。继毛主席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后，不到一年，1957年5月《人民日报》就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接着就是那篇《这是为什么？》的批判文章。从此以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在前一年，党和毛主席要求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我记得当时对我们年轻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是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国内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本是根据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描述我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形势下怎样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文化和科学建设的文章。费孝通文笔好，文章如行云流水，我们年轻知识分子都爱读，颇受其影响。

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北大校园非常活跃，晚饭后，从大饭厅出来，沿路两边都有学生辩论，墙上还有大字报，我记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墙上张贴的。当时人民大学有林希翎，北大有谭天荣，都是著名的大学生辩论家。在大饭厅的外面，还有中文系办的“儒林内史”。一时间，北大成了发表自由言论的大场所。可是时间不长，突然来了个大转弯。费孝通的那篇文章，被指责为右派招旗呐喊。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反对右派言论的社论，各地各个单位立即展开了大批判。报纸每天都报道谁被打成右派，我们知道的有章伯钧、储安平、浦熙修、费孝通和钱伟长等。

关启匡：当时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呢？

洪汉鼎：北大哲学系在这种形势下，也立即发生了翻天的变化。首先党内出现了像金志广这样的右派，继后老师队伍中也出现了不少右派，如王太庆、张岱年、张继安和王雨田等。不久学校右派圈子扩大到学生中，如谭天荣、张元勋和沈源等。我原来不知道反右斗争还有一个内定的比例，即要求各个单位按照一定的比例找出右派。接着不久后，哲学系我们年级就有不少人被抓出来，其中就有和我一起来北大的辅仁中学同学陈生南。据说他不仅写了大字报，而且也参与了学生的大辩论。

我被打成了右派

关启匡：老师为人谨慎，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呢？

洪汉鼎：是的，我当时既未写过任何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也从未参加过一场右派大辩论或发表任何反党言论。老实说，我自己至今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成为右派。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我们当时在北大的无锡学生，由于兴趣和爱好，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和哲学。陈生南曾写了一篇《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长文章，曾在我们这些人中传读过，后来班上党支部就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认为我参与，要我必须交代。我当时很生气，我认为这完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为了表明真相，我曾把陈生南的这篇文章贴在宿舍的墙上，结果同学就认为我在向他们示威，并立即组织人对我展开调查。他们在法律系我那位中学同学那里得到一些不实之言后，就立即组织批判会，请他来所谓“揭发”。加上我当时对于德国唯心论这种资产阶级哲学非常有兴趣，不久，我这个并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同时也未发表任何反党言论的学生，就被他们打成了右派，而且因为我坚决不承认，态度恶劣，最后还被打成极右分子。

我当时真可以说灰心到极点。解放后，我父母就是靠做布鞋，养活了我们一家人；从我上小学到中学，因为家境贫寒，全都是党和国家给我的钱；我上北京大学，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给我的奖学金。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始终没有反党意识，而且我中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很红的！我是第一个在无锡辅仁中学初中里加入共青团的人，不仅是当时无锡市的三好学生，而且又是辅仁中学初中部的团支部书记，所以我身上没有什么反党的因子。我从小就响应党的号召，办画展捐款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我只是真心好学，难道我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吗？

关启匡：老师这次被打成右派与您那位中学同学有关？

洪汉鼎：是的。当时最使我难受的，是那位辅仁中学同学对我的揭发，这使我对人性本恶的认识深到了极点。大家知道，在1957年，绝大多数学生是没有反党意识的，但是学校当局为了完成上面的指标，要把你划成右派，就采用了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他人来揭发你！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那一届七位考入北大的同学，有两位是读法律的，其中有一位姓李的同学，我对他帮助很大。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我最好的同学，我不仅在功课上帮助他，例如帮他复习数学，而且在思想方面我也帮助了他。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为了要支持抗美援朝，我们办了一个美术展览，把我们画的画拿出来，收的门票都交给国家去买飞机、炸弹。当然钱是很少，但表示了我们年轻人的爱国之心！记得当时无锡的报纸还刊登了我们办展览的消息，并附了一张我们同学的合照。当时那位同学也积极参加了，他感到受了蛮大的教育，使他从少不更事转变为成熟的青年。后来我又介绍他入共青团，因此在来北大之前，他曾给我写了一张满腔激情的感谢信，对我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可是一到反右斗争的时候，当我们班的党代表去他那里搜集我的材料时，他却为了要撇清跟我之间的关系，造谣说：“洪汉鼎在中学的时候就对党不满！”我当时真正完全弄傻了！这个人过去一直说我帮助了他的成长和进步，为什么现在会说这样的话！那天在我班批判我的会上，他也来了，而且当着我的面来所谓“揭发”我。其实他所说的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实，还说我以前送给杨师母那张仕女画是黄色画。当时，他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啊！我真没有想到，人怎么会变成这样邪恶，怎么能够颠倒黑白到这个地步！竟当面跟你来说谎话！所以，在那场批判会上，我最后落泪地说：“你们其他人批判我也就算了，但这个人批判我，我真的受不了，太难受了！”因为，这个人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同学，我对他帮助最大，但为了自保，他就变成这样！我当时真的受不了，我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垮下来了！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打击。别人说那些话我都没有在乎，但是他说的那些谎言真的打击了我！

后来，这个人可厉害了，毕业时我们都被分派到了边远地区，他反而经过一段锻炼后就到了上海，而且不久就做了上海法院部门的高官，再后来，甚至做到中央部级的高官。当然他现在从高位退下来了，我不知他内心最后是否惭愧过。

关启匡：其他中学同学也是这样吗？

洪汉鼎：当然不是。刚才我说到法律系还有一位同学，他名叫陶景侃，在这件事情上，他和上面那位同学完全不同。他的家庭比较好，比较富裕。他虽然富，但是很有正义感。当我班上的那些党员去找他问话的时候：“哎！你认识洪汉鼎吗？他在中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反党啊？”他说：

“没有啊！洪汉鼎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很积极的”，并且力举我在中学的进步事宜为我辩护，“他是我们共青团的支部书记，怎么能反党呢！”但是，你们知道吗，他帮我辩护，在当时对他来说是冒了多么大的险，如果我被打成了右派，他就变成了一个右倾！

果不其然，后来我被打成右派，他就变成了右倾。后来他毕业后被发配到遥远的甘肃省，虽然他的专业是法律，但不能再搞法律，因为法律是政治，所以把他分到兰州大学的哲学系去教逻辑！好在法律系本来就有逻辑课程的。他一直在那里，从1961年待到他退休，整整40余年。我记得在1978年我回到北京以后，他还曾来看过我一次，他谈到了当年我系里的党代表去找他的情况，他坚持说真话。这是我真正的朋友，这就是我说的真正的友谊，他可以为了朋友而受那么大的冲击，我感到很对不起他！

当时还有一位同学也是受到我的牵连的，你们大概有听过，这个人很有名，叫杨天石（1936—）。这位先生现在算是搞国民党史的权威，在大陆搞蒋介石研究就是他最有名。他也是无锡人，就读一中，比我高一年级，也考入北大中文系。我到了北大以后，因为都是无锡人，而且也爱好哲学，所以经常在一块儿讨论文学、哲学。当然，后来他也因为我而受了影响。他倒是好一点，没有被发配到很远，而是把他分配到北京郊区的一家拖拉机厂，以后才转入一所中学，即北师大附中，他在中学里任语文教员。我在1978年回到北京后，曾去看他。当时他住在和平门那所中学的一间宿舍里，他跟我说他不服，还是要搞哲学，而且要到社科院工作。不久他就出版了一本论朱熹的小册子，并调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现在成为我国有名的民国史专家。

大陆知识分子的人情淡漠

关启匡：听了老师被同学背叛的故事，真令人寒心。

洪汉鼎：你们知道过去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是人情淡漠的吗？你们不了解，现在大陆的年轻人也不会了解，只有像我们这一辈人，才能理解。在大陆，就算是同一个研究所、同一个系，一谈到政治观点的时候，大家都心有余悸，不大敢谈。知识分子平常谈的除了学术知识外，只是日常生活琐事，大家都不敢公开自己内心的真正精神世界。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反右斗争造成的。反右斗争就是采取朋友、同事相互揭发的方式，他们要把你打成右派，就找别人来揭发你，你说过什么话、写过什么文章等等。有些人为了自保，就给你上纲上线，然后就说你反党。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悲哀。

知识分子并没有反党意识

谭宇权：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究竟怎样呢？

洪汉鼎：现在回想起来，1957年反右斗争中，那样多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难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显然不是。当时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舞下，文化知识界一片大好形势，结果有一些知识分子大胆讲话了！你说他们真正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认为实际上情况并非这样。

对于一些从旧社会出来的老知识分子，你说他们反党？我认为也不可能。他们因为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国民党时期出来的人物，可能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感情，尤其是老一辈的；但是他们不到台湾来，而愿意留在大陆，就是说他们对国民党也没有什么感情，包括费孝通、钱伟长、潘光旦、张岱年和傅雷这些有名的学者。这里我想到了吴宓（1894—1978）。

我曾经提过吴宓这个人，这个人你们要注意，我想这位先生晚年非常可怜！这样一个大人物，清华的哲学所就是靠他建立的，是他把贺麟、冯友兰、陈寅恪（1890—1969）等先生请到清华去的。他那时的英文很好，我就听贺先生说过，他那时就上过吴宓的翻译课，教他们将英文要怎样翻成中文才算好。吴宓这个人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是有贡献的，很值得研究。后来他的日记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记录了许多我国学术界的情况。解放后不知为什么他最后跑到了四川一所外国语学校教英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宁肯杀头，也不批孔”而被打成了“反革命”，最后被发配到他的老家陕西的一个小县城，1978年在那里凄惨去世了。

这个人以后是因为陈寅恪的事情而被世人关注。1961年，陈寅恪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吴宓从四川长途跋涉，坐船等，花了很多时间，到广州去看陈寅恪。有这样的情景，所以大家才注意到吴宓，然后就把《吴宓日记》公布了。[2]那是十多年前大陆发生的事情。像吴宓这样的人，他对共产党有感情吗？可能不会。他公然反共吗？我认为也不是，不然他为什么不到台湾去呢？

年轻的一辈更不会反党

洪汉鼎：除了这些老一代的人外，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虽然生在解放前，但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都是共产党培养的，而且也看到了新国家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我们更不可能反对党！你看我自己。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亲虽然是一名旧职员，但没有来台湾，那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家留在大陆生活水平很差，就靠父母亲为人做鞋子维生。最近在台湾我也听到有靠做布鞋养活一家人的故事，像刚过世的李国修的父亲就是做鞋子的吧？

李哲欣：报道说，李国修的爸爸是鞋匠。

洪汉鼎：是鞋匠！是不是啊？因为后来我爸也是做这行，所以我看了这段新闻也很感动！我想我们这些人也绝不会反党！所以，反右斗争中的右派实际上到最后都平反了，大概就剩少数没有平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都已平反！

我家庭由我而来的苦难

关启匡：此时期您的家庭一定是很痛苦的。

洪汉鼎：说到家庭，不由得想起当时因为我的右派问题，我的家庭、父母所遭受的苦难。我从1956年到了北大，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就没有回去过。1958年从北大被带到斋堂，当时只跟父母用信简单地告知一下。在此情况下，你们能想象我的家人会受到多大的苦难吗？那时候，一位大学生被打成了右派，北大就会派人到他家乡去，通知这个家庭所属的居民委员会说，这一家，有一个人已经反党反社会！这一家人要严格注意！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当时受苦的不只是我，还有家庭。在那种情况下，居委会就会特别注意这家人有什么言行不当的，你有没有跟家人联系。这时候我父母一定非常难受，尤其我的母亲，怎么儿子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原以为他考上了最高学府，将来可以光宗耀祖，谁知现在竟成了“反革命分子”。我真的不敢想当时我母亲是怎样活过来的。

我是一直到了1963年毕业才短暂地回去了一趟，那时我父亲因为整天做鞋已经背弓了，瘦得皮包骨了，而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从她脸上那种苍老的皱纹，我才知道母亲当时的心情。后来我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自序》写了，我至今难忘当时我母亲送我到无锡火车站的情景。我母亲可能比我更感到痛苦，她原先对她这个儿子感到骄傲，最后却沦为右派，她不相信这是真实的，她等待总有翻身的时候。当我在1979年作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被《光明日报》报道出来的时候，她感到她的期待实现了，她是带着一丝喜悦而离开人世的，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手里还紧攥着《光明日报》那张报纸！她感到她的儿子出头了，因为她一辈子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不受社会的歧视。面对这些经历，我感到很难受，尤其是母亲的这一段往事。

北大右派的处理

关启匡：当时北大划了右派后，怎么处理呢？

洪汉鼎：你们知道吗，右派分层次，处理的方案有几种，极右和中右，就是极严重的右派和中间偏右的右派。极右，像张元勋他们都算。我呢？本来根本够不上右派，但因为我始终都不承认，到死也不签字说我是右派，所以好像也把我定在极右！极右就是必须离开学校，到农村去监督劳动。极右中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所谓开除学籍，劳动改造，即所谓“劳改”，就是按刑法无法判刑，但是你的政治有问题，需要把你监督起来，这就叫劳改——劳动改造！这种劳改政策是否合法，最近大陆在讨论和修改，可能要取消这个制度，这当然也算民主进程的一步了。

我是1957年下半年遭到批判，年底被打成右派的。次年春天一过，我们右派同学就要离开北大到北京郊区农村中进行劳动改造。

艰辛的斋堂劳动

关启匡：那时您到什么地方呢？

洪汉鼎：是到北京郊区门头沟斋堂乡一个叫作清水的乡村，分上下两个村，在那里劳动。当时的劳动情况我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写过，那时北大是按科系分配地方，我们北大哲学系和西语系都到了斋堂乡上清水那个村，其中既有老师，又有学生。当我们被一辆解放车从北大校园拉到上清水，我们这一车北大哲学系与西语系的右派下车时，周围的农民群众似乎都露出奇怪的眼神：怎么这些清秀的知识里手竟是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农村的人民是真诚而实意的，他们似乎不怎么相信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是敌人，特别是老支部书记曾对我说，你们好好在我们这里，我们不会对你们不好的。但是比我们先来的老师，他们是所谓的下放干部，却不是这样看法。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右派敌人，必须与我们划清界限。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大陆的管理特色，在大学读书时，他们让调干生插进来，以管理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而下乡劳动时，他们也采用这种方式，一边是右派，一边是下放干部。下放干部一般是老师，也有一些行政人员，他们中有很多也是思想需要改造的。如果你有右倾，但是还构不成右派的话，这些人也要下乡。所以，下放干部一定要与我们划清界限。当时我们那里有很多哲学系的老师，他们大多是搞政治研究、教马列的老师。

“锄二遍”与割麦

关启匡：老师能否讲讲您们当时劳动的情况。

洪汉鼎：当时我们两系来斋堂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有十余人，其中有西语系叶汝琏老师，哲学系金志广、王雨田老师，我们哲学系学长余敦康、同学田盛颐等，以及后来合并过来的物理系的李淑娴（方励之的妻子）和生物系一位叫“袁大头”的同学（袁世凯的孙子）等。

我们这些右派学生大多是从城市里来的，以前在家里吃穿都是靠父母，真可说五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正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知识里手。不仅对农具我们不熟悉，就是对一些生活器皿也是毫无所知。记得有次因为起夜，我要买个尿壶，可是到了店里，我就说不出它的名字，最后只好说“买夜晚用的容器”，结果搞得大家大笑不止。生活方面的安排那就更不要说了，一到冬天，我们每个人穿的列宁服都被树枝刮成一片片的，里面的棉花跑出来。我们自己又不会缝补，只能越撕越大，最后白白的棉花就全暴露在外面。特别是生物系那位我们叫他“袁大头”的同学，由于在家太享福，到此什么都不会，有时满手是血，满脸是包，不仅事情做不好，还被人谩骂或嘲笑一通。

在清水村劳动的过程，的确对我是蛮大的挑战，就我的家庭环境来说，我从小生长在大城市，家境还可以，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父亲没工作，生活比较差，但是没有到过农村，因此对农村劳动是非常外行的，既不会独立生活，更不会种田劳动。大家知道，北方人种玉米，而南方人种大米，北方人以玉米、麦子、馒头为主食。种玉米的劳动，你们可不知道，当玉米长到很高的时候，农民必须要去翻土，此叫“锄二遍”，即要把旁边生出的杂草除尽了。你知道，那时的季节正值炎夏，温度都在40度以上，非常热。我这不懂世故的年轻人就光着胳膊去除，谁知道那个玉米的叶子像刀一样啊！一从玉米田里锄出来，全身就刮满了一道道红红的血丝，加上一出汗，那些盐分渗入全身的伤口，那疼痛真的受不了的！这种苦差我想你们都没有经历过。

还有另一种痛苦的工作就是割麦，这个割麦也是我们这些知识里手之前没有做过的。它要你半蹲着，一手拿着镰刀，另一手抓麦，这样一行一行的，从一头割到另一头。哎哟这个，我现在想起还是很痛苦，大腿和小腿酸疼得蹲也不是，立也不是。他们那些农民，一下子就割到了另一头，别人割完了，还可以休息一会儿，而我割到头，他们好几行都割完了，我始终没法休息。一位文弱书生，就是这样在疼痛的煎熬中度过每一天的，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不感到害怕的死的感觉

关启匡：老师曾讲过当时有一种并不怕死的感觉。

洪汉鼎：是的，我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自序》有讲过。在秋天的时候要爬上树去打核桃，核桃长在很高的树梢上，人要爬到树上用双手拿杆子敲。我是从小都没有上过树的。那时就硬学着上去，战战兢兢的，到了树上，双手还不能抓树，还要拿着竿子去敲。当时我的确想到了死，但是死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可怕，因为这时我心如死灰，对一切都失望，反而不感到死有何可怕，感觉不过就是一死。这时我的人生已经极度绝望。

这种死的感觉同样也出现在要从山上背着二百多斤枯柴下山的劳动中。那天我听“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王力坚老师讲，他年轻的时候挑担子要挑一百多斤，我说，在劳动的时候我要背二百多斤的担子！你们知道那种担子吗？它的形状像一个梯子一样，上面有两根带子，背时两臂穿进带子，就用肩膀把这个担子背起来，枯柴就捆在梯子上头。那时农村公社吃大锅饭，烧饭要柴火，就要我们这些不会农活的学生去山上找枯死了的树木。我记得，我一早背上担子，带上全天的粮食（白薯）就上山，在山上找到枯死的树木，就捆扎在担子上，然后吃了白薯，休息一会儿就下山。下山必经一条很窄小的山路，一边靠着山，另一边就是悬崖。我们除了担子，还有一个在必要时可以用来借力的“丁”形架子，你在半途要休息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丁”形架子来帮忙撑住担子，但一定要背靠着山。你们想一下，在这崎岖的小道上，一不小心就有滚下万丈深渊的危险，能不想到死吗？因为稍有不慎，翻下去就是死！可是当时我心里很坦然，我没有害怕，“死生命定，何足为惧”！

每天五斤白薯

洪汉鼎：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当时我们的生存境遇是非常苦的。那时正值大陆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缺乏，全国民众吃不饱饭。为了解决此问题，全国农村搞了所谓“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每个人吃的饭都由村里集体配给。记得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粮食标准是五斤熟白薯，每天一早上就发给你，由你自己支配，有些人甚至一早就把它们吃掉。当然，我是不敢的，我一般是早上吃一半，剩下一半带到山上或田里，等到中午过后才敢吃。到了晚上，实在饿得很，就吃些从山里摘来的枣，有时还和一些同学去偷吃老乡在屋顶上晒的白薯干。

1960年摘帽右派

关启匡：斋堂劳动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洪汉鼎：一直到1960年。当时由于我的劳动表现好和所谓认错好，我的右派帽子第一时间被摘掉，仍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其实学校也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我没有任何反党言论。由于离开学校已有两年，我被安排在1958级班，比原先我的班级低两届。不过，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和其他同学仍有严格的政治界限，行动仍受监督。同学们也不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传染病患者，接触了就会被传染。

这时贺麟先生也处于逆境之中，虽然他此时已经调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但一方面因为他的学生很多成了右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曾鼓吹过唯心论，以致有人说他正处于右派边缘。梁存秀在他写的《真诚，勤奋，执着的追求——贺麟先生的为人治学》[3]一文中，曾说贺先生在1958年间自我检讨说：“我过去是搞唯心论的，在身边出现了这么多的右派，例如北大的王太庆，哲学所的梁存秀和中央编译局的易克信，这就得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还与他们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在此情况下，当然我也不能再去他那里找他。

当时我感到自己是一个畸零人，我如同一株被人抛弃的孤独小草，但我并没有自暴自弃，我还要在这周围满是荆棘的环境中挣扎。

汪子嵩的往事

陈嘉骏：听说当时汪子嵩先生也跟您们在一起？

洪汉鼎：对。汪子嵩此人也很有意思，1956年开始时他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57年就不是了。那时候调来一个叫王庆淑的人，这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本在南京，由于丈夫到北京当高官，她就被调进北大哲学系做总支书记。反右斗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被她打压的，后来很多老师都对她很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被打成右派的，虽然都是班上的支部搞的，但上面的根子都是因为她。后来在1978年右派平反后，她就向每一个当时哲学系的右派道歉，包括老师和学生。她那时候做得很好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北大参加校庆，她就跑过来了：“洪汉鼎，我找你很久了！我要向你道歉！”她那时已经是全国妇联第五届书记处书记，已经是高官了。

1957年的时候，她当书记，汪子嵩做副书记，两者之间就有矛盾，所以，汪子嵩不久就作为下放干部被派到下清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右派站在一边，他们下放干部站在另一边。不过以后汪子嵩的情况有变化。大家知道1959年大陆有一个“反右倾”运动，毛泽东要调查“三面红旗”，即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啊？因为有些人说不好。当时党中央就派了干部去调查。大家知道彭德怀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的，因为他认为不好。当时北大哲学系就把汪子嵩调出去，到各个县市写个调查报告。结果汪子嵩也是知识分子，他照实写，这一下，当他把调查报告呈上去后，他就成了右倾分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原来他是在下放干部一列的，我们是右派一列，第二年回来以后，汪子嵩跟我们站在一块儿了。有人底下还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站错队了？”

汪先生后来就离开了北大，平反了以后他做了《人民日报》的主编，理论部副主任。现在他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前几年北大哲学系还为他开了九十祝贺的研讨会嘛！[4]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有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在国民政府的时候，他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后就在北大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学生，负责做老教授的政治工作。有次贺麟先生告诉我说，1948年国民党要求教授到台湾，学校很多领导劝学者到台湾，像陈寅恪、贺麟、冯友兰等，领导都劝他们到台湾，但汪子嵩就在底下劝大家不要相信国民党，也不要去台湾。贺麟先生跟我说，汪子嵩找他说：“台湾你不要去！还是留在这儿好。”所以贺师后来没去台湾。[5]因此，汪子嵩的政治背景很不错。

下乡经验与反思

关启匡：到这里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位哲学学者，您在面对那么艰苦的情况时，我们很感兴趣的是，您有没有用哲学的思考去解释自己不幸的遭遇？我们假设说，唯有您有办法解释这种严峻而荒谬的现实，您才能够很好地活下去。能不能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洪汉鼎：关于这种对于生命的解释，我自己是这样来看待的。就这次“反右”事件来说，显然学校对我们的这种处理或者惩罚，是一种错误的举动。也正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举动，我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不可能反党，为什么要承认？！这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也思考到人生的必然悲剧，斯宾诺莎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人生对于一个真诚的人来说，可能都不会平顺，一定会遇到苦难，尽管苦难的原因有多种不同。我的悲剧可能是时代所导致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我喜欢西方哲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坚持哲学史的认知方式，他们就会说我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我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在世，可能会遭遇许多不幸，而且这种不幸不是因为自己，而是由自然和社会所造成的。在这里，个人是难以对抗和克服的。

这就需要一种理解，一种深层次的人生理解，斯宾诺莎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此。

谭宇权：老师，您是不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洪汉鼎：不是在政治，而是在哲学意义下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不想受任何一种哲学流派的限制。对我来说，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只是我探讨哲学的跳板。所以在这一点上头，我看得很清楚，你要说我真的能活下来，就是我坚持了这一种信念！这就是我对被迫害的解释。对此，我也用了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思想，就是这种情怀！有人要我在思想上投降，我是不愿意的，就是这样。

情感的缺失需要情感的弥补

关启匡：我还想再问一下，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在中学时代有一位好同学在最严峻的关头出卖了您，所以，您应该是对人性多少有一些不信任的。您是如何用哲学的方式去修补您对人性的观感，以便重新跟他人建立信任感的呢？

洪汉鼎：这可能说到了我自己人性的弱点。关于对他人的信任，我也是用斯宾诺莎哲学来面对的。我们对他人的不信任，是在情感上头出了裂痕。我说过，在“反右”的时候，最难受的不是其他人的批判，而是那位同学的背叛，我一生都很记得此事。一提起此事，我的心就绞痛得厉害，因此对人我是敬而远之的。这种对人性的绝望，应当说是属于情感层面的。因此要克服这种对人性的悲观，不能依靠理性，而只能通过另一种情感。事实上，我就是通过另外一种情感，来弥补对人性的失望，去除对于人性那种恶的观感的。懂了吗？对于这种人性悲哀、罪恶的想法，你需要通过人性另一面的那种善的、好的观感，才能够解决对人性的失望，不能够靠理性。

斯宾诺莎说：“一个情感只有通过一个和它相反的、较强的情感才能克制或消灭”，又“就善恶的真知识作为仅仅的真知识而言，绝不能克制情感，唯有就善恶的真知识被认作为一种情感而言，才能克制情感”[6]。

在劳动岁月中的真挚友谊

关启匡：老师，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洪汉鼎：我是怎么样靠感性来克服对人性恶的观感的呢？那就要靠我以后的经历，我跟你们说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这些经历发生在1958年，我在斋堂劳动。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和好处，例如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就养了很多食客来出主意，其中有各种比如“鸡鸣狗盗”等等的怪技能。你们知道，我在中学时代面向也很多，艺术方面有相当的追求，我说过我喜欢绘画，这些技巧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功效。在斋堂劳动时期，有一个阶段非常紧张，那时候有所谓的“挑灯夜战”。什么叫作“挑灯夜战”呢？就是白天劳动完了，晚上不休息还要到地里去劳动，当时弄得人人筋疲力尽。正好这时下放干部要出一个小报以表彰大家劳动，因为我会刻钢板、画画，下放干部就叫我去刻钢版。由于有了这项技能，当大伙儿都到外头劳作时，我却可以在房间里刻字。

最有意思的是，斋堂那时候有一个小煤矿区，叫平遥煤矿，因为算是一个工厂，所以厂党委需要在大厅墙上画宣传画。他们临时找不到人，就到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人里找，希望我们这些北大生，能找出一个人去他们那里作画。结果不知怎么就选中了我，不久我就去了。我这一去，不仅避免了农业的辛苦劳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那儿接触到很多非知识分子的真诚朋友。他们给我配备了一名油漆工，是一位北京的七级油漆工老师傅。我需要在墙壁上画大的背景，他就帮我画。我们就这样合作，他说我画人物画得好，我说他涂背景颜色很匀，所以我跟油漆工的关系很好，以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你们刚才问友谊和人性的问题，我就是在那里重新建立了信心。老油漆工相当同情我，同情我被打成右派的遭遇，他常说：“你怎么会反党？我不相信。”这个人对我很好。那时候，我没有钱，吃饭很多时候都是他付的。

后来在1960年我回到了北大。当时的情况是，虽然已经摘帽了，但是作为一个摘帽的右派，还必须受班上支部的监督，没有什么自由。比方说，白天你在学校里上课可以，到图书馆看书可以，如果要离开学校，就必须告诉班党支部，要交代去处和几点钟回来，实际上还是把人给监督起来了。而且别人来拜访我，也要登记清楚，需要查别人的政治背景。我刚才说的这位老师傅，我很佩服他。他家在北京的陶然亭，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太太和一个小儿子。那时他的小孩儿还很小，每到假期他回城，他就到北大来找我。你们知道吗？那时到北大去找一位摘帽的右派，是要冒风险的。首先他到学校里，要先登记，要问一大堆问题，要告知外出到哪里，几点回来，对他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但他似乎不怕会受影响，经常利用他回城休假时，到北大来看我，并带我去他家吃饭。他的身份是工人，政治背景好，所以不怕人怎样。他每个月都会来一次，因为知道我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带我去逛陶然亭、吃饭等，这就是一种友谊。

从这位老师傅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有更好的一面。的确，我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有那个坏的同学给我的影响，我在人性的其他方面就必须要寻求另一种良善去克制内心对于友谊的遗憾。这也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这个部分不能靠理性，情感的缺憾只能靠情感来克制，用一个更大的更良善的情感来克制这个较小的情感缺憾！

谭宇权：老师，这是您的解释。我有另外的解释。就是说，在那种形势之下，很多人的人性都被扭曲了，不是他们自己要做坏人，而是他们要自保。但是，您对整个人类的前途还是有信心的，您还是相信人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情况。尤其，当国家体制恢复到某一种状况底下，人还是能恢复他们本来的人性的。像老师刚才有讲到的，您平反之后，也发现了这个国家有在进步，在民主恢复正常的过程中，慢慢的社会上人们的人性又恢复了，是否如此？

洪汉鼎：是这样。不过这里我想对你们说，无论我们说阶级也好，人性也好，或者任何一种区别的方式也好，人性好的一面，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没有出现在我们知识分子的身上，而是出现在普通的平民老百姓身上。正如刚才我讲了一位工人的例子，以后我还发现很多非知识分子的人都是这样。

我的友谊观

关启匡：这样说来，老师至少对人性不是悲观的。这里我想问下老师对友谊的看法。

洪汉鼎：你们问到“友谊”，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回忆散文——《友谊与事业》。不过，这篇文章至今也还没有完稿。这篇文章有我这一生当中的一个体会：一般世俗的讲法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女人的力量”，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全面。我曾经写道：“因为一个人的事业成功，往往跟许多人，特别是战友之间和同志之间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背后，总有‘友谊’在起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在人生艰辛的旅途当中，如果没有‘友谊’，一个人怎么会有成功的希望。我认为，这就是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都肯定‘友谊’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说：‘在最大的公正中，似乎存在一种叫作友爱的东西，这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爱朋友的人、交友的人应该被看成是高尚的事业！’我们应当记取这些话。虽然我们要公正、公平，但是不应该忘掉了友爱。同样，我国经典《诗经》召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昔者，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的友谊，古之盛赞：‘士为知己者死’，认为‘平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世人往往因交不到真正的朋友而感叹‘知音稀’。我认为东西方这种召唤友谊的呼声，可能都与生存和事业有关。”但是友谊有真也有假，我在这上头有深刻的体验。我这一生有很多友谊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反友谊”的故事。

文人相轻是一种常态

谭宇权：老师，您觉得知识分子反而更糟糕？

洪汉鼎：我一生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自我性很强，他们就少些单纯朴实。无论老少，都可能这样。我自己是知识分子，我了解知识分子，我一生的经历使我对知识分子总有某种忧虑。你们不知道我后来的一些经历，后来的经历使我更感到知识分子的缺点。我为什么这样说？以前我曾说40岁调入北京时，我还认为今后我的命运可能会好了，其实并不如此，我后期受到的挫折还更严重。如果说在前期是由于政治，那么在后期可能更多是来自文人的弱点。

谭宇权：这种事情，在台湾也可能会发生。

洪汉鼎：会吗？我想也可能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困境。这里我想要说，我们这些在解放后读大学并在“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命运非常不平的一辈人。一方面，上一辈老的知识分子学识深厚，人员稀少，在解放后一直处在学术前沿，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他们去世为止，我们在他们面前一直是小学生；而另一方面，比我们小一辈的年轻知识分子，即在“文化大革命”后读书或毕业的人，由于某种有利的机遇，很早就走上了学术舞台，相形之下，我们这些人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却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就好像夹心饼干，两面受敌。这种情况，特别是对我们在1957年受到伤害的这一辈知识分子来说，苦难更大。

年轻的一代是蛮奇怪的，我们那个时代对老师辈很尊重，而现在年轻一代却不是。有些人一开始把你当成老师，最后呢？也不叫你老师了，就直呼其名，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来台十多年？我感觉来到台湾以后，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我碰不到这种问题。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台湾知识分子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我在这里只是陌生人。因为我是大陆人，不会引起别人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比较自由，不需要受这种气。在大陆，有些人表面上很尊重你，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很尊重人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会出现的困境。

关启匡：在大陆知识分子中，老师可能很少有真正的朋友。

洪汉鼎：的确这样。一般情况是同学之间友谊最好，我经常看到各个年级的同学聚会，每年一次，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对于我来说，同学反而是一个很苦涩的字眼。中学同学使我想起那位为了自己向上爬而对我造谣的同学，大学1956级的同学使我想起他们当年把我打成右派的可怕境遇，1958级的同学又使我想到他们当年如何监督我、与我划清界限的可悲。因此，在我的一生，使我思念的唯有我的老师辈，只有在我的那些老师那里，我才真正感到一些温暖。我经常想起贺麟、洪谦、冯友兰、宗白华、苗力田、王玖兴、温锡增、江天骥、齐良骥、任华，以及王太庆等老师，他们仙逝后，我感到非常孤寂。

北大并非只是民主科学源地

洪汉鼎：这里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一提起北大，就会想到它是我国近代自五四运动以来著名的民主科学源地，青年学生常在这里进行反对专制与卖国的革命行动。大学与当权专制政府的对立，好像是国际的通例。有一次我在德国去海德堡大学访问，对此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2001年，我与德国Geldsetzer教授到海德堡去拜访伽达默尔。海德堡是一个很小的村镇，一条主街，一座古桥，却有着国际知名的大学。记得Geldsetzer教授当时就问我一个问题：“洪教授，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德国古老的大学主要设立在远离首府或大城市的小村镇？”回想一下，好像情况正如德国教授所说的，如德国古老的波恩大学、哈勒大学、汉诺威大学、图宾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等，以及像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不都是建在很小的村镇上吗？中国人第一次到国外参观这些大学，都会感到奇怪。原本以为这些大学的所在地一定是大都市，可是一亲临大学，就会感到完全不是这样。Geldsetzer教授接着解释道，因为在过去德国专制政府看来，大学的学生都是喜欢捣乱的，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所以不愿让大学生待在自己的身旁，因而大学大多都建在远离首府的很小的村镇，这样在地理上就可制约大学生的行动。

现在我们想一想北京大学是否是这样呢？显然不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乃是在1898年由清王朝审批设立的，尽管它是为了“造就专门之人才，研究精深之学业”[7]，但也是为清政府治理朝政服务，因此它的地点不仅设在京城，而且还是清朝皇家大院，是某位格格的府邸，所以北大一开始就有作为清皇朝御用工具的作用。当然由于大学是传播新知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场所，这种作用以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因为它既然是当权政府为维护自己统治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有时就也会被当权政府所利用。它既有民主革命的一面，也有阻止人们思想开放的一面。解放后中国政府应该说是好政府，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错误政策和运动，如果是错误的运动，那对知识分子也是苦难的，如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

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时代，学校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忽而为反右斗争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毁灭了学术，而且延误了一代人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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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近读汤一介先生的《我们三代人》一书，看到汤先生写下：“正是通过‘反右’把一批真正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的心伤透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场大灾难。”（汤一介：《我们三代人》，15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2] 1998年起，由三联书店陆续整理出版。

[3] 该文收入郭大为、李文堂编：《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 指2010年10月10日由北大哲学系主办的“感谢与祝福：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三老九秩百人学术研讨会”。

[5] 此事汪先生亦曾以文字记载：“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我在北大地下党从事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尽力组织争取北平的教授们南下，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劝说教授们留在北平。当时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对我们表示：‘我们不想离开北平，我们只希望能有一个让我们自由地研究和教学的环境。’贺先生对我也讲希望有这样的自由。我曾向领导建议：如果能以组织的名义，给教授们写一封信，向他们保证有这样的自由，则他们留下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建议当然没有被接受，理由是：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汪子嵩：《读〈文化与人生〉——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七、命题十四。

[7] 语出《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片》，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批奏，见《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4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