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守望者）
- 洪汉鼎
- 8271字
- 2020-08-29 20:11:25
第四讲 陕西十五春秋
报考研究生
关启匡：请老师谈谈北大毕业后的情况。
洪汉鼎：由于斋堂劳动两年，我的毕业从1961年推迟到1963年。[1]作为摘帽右派，当然我也不奢想会被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但究竟何处去呢？恰值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当时未成立，只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隶属于科学院）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你们知道吗？我这人从小就有这样一种品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我也明知一个摘帽右派是不可能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但我仍要硬着头皮试一试。
究竟考哪位教授的研究生呢？贺麟先生当时招黑格尔研究生，我就想报考贺师，但是否合适呢？我带着这一问题再次去拜访了贺师。当时贺师似乎住在沙滩美术馆后面一幢小屋内，当我把自己的意思告诉贺师后，贺师认为黑格尔与政治太近，我最好不要考，他建议我考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温先生刚从英国回国，与国内政治没有什么牵连；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远离现实，可能对我更合适。当时我并不认识温先生，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位斯宾诺莎研究者，他翻译的斯氏《神学政治论》就在该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温先生当时是典型的英国学者派头，他的试题全部是英文，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我也以英语作答，考试的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
温锡增先生的知遇之恩
洪汉鼎：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随着反右倾变得更严峻，反对白专道路的斗争已进入白热阶段，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录取为研究生呢？为了不辜负温先生的期望，我在一天晚上去中关园拜访了温先生。温先生一听是我拜访他，很高兴出来见我，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身后。温先生一开头就说，国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三十份试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满意，有些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温先生的话当时在我眼里凝成感激的泪花，我很感激这位老学者对我的评价，但我又感到，如果不将自己所谓政治问题说出来就是欺骗了他。我踌躇了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政治身份告诉了这位尊敬的学者。我说：“温老师，我感谢您对我的器重，但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学院可能不会录取我。”我的话刚一落，谁知这位刚回国的教授立即说：“政治问题我不管，我只招收优秀的研究生。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就不收研究生。”我饱含着泪水离开了温先生的家，微微的凉风反而使我感到一种彻心的温暖。
很快，科学院就发榜了，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这年他就没有收研究生，他的第一位研究生是在1964年招收的。当我在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再见到温先生时，温先生对我说：“汉鼎，你早先的考卷我还保存至今。”够了，人的一生再能有什么比这种知遇之恩更令人快慰呢？我心里渗透着一股语言无法表达的对这位老先生的感激之情。
临行前，我再次去贺师家中告别。当时我已将翻译好的斯宾诺莎的《天人短论》（即《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的译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并告知想在陕西工作之余翻译斯宾诺莎的书信集。贺师听了很高兴，由于怕在陕西找不到德文原书，贺师在我临走时将他的一册德文版《斯宾诺莎书信集》借给了我，希望我能完成。
温锡增译《神学政治论》
层层分配：从省到区再到县城
关启匡：最后老师被分配到哪里呢？
洪汉鼎：等了一个月后，学校分配的名单最后总算下来了，我被分配到陕西省高教局，也就是大西北。由于我离开北大后先回了趟家，所以我是在1963年9月初从无锡坐火车到西安的，大概走了20多个小时才到了西安。
我一下火车就去陕西省高教局，原想可能被分配到西安。谁知一到那里，接待人员立即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到咸阳地区文教局报到。于是我又从西安坐公交汽车到咸阳文教局，可是那里的接待人员一看我的介绍信，又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要我到他们专区的永寿县文教局报到。接待同志在写介绍信时，似乎还害怕我不理解，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分配，“情况你自己知道”。此时我已明白了，所谓分配，其实就是下放，从首都下放到省城，从省城下放到专区，再从专区下放到县城。
我想，很可能我还要从县城下放到公社，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我心一横，大不了，到生产队做农民，还能再往下分吗？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
黄土高原的县城
关启匡：听说永寿县坐落在黄土高原上，是一个很落后的小县城。
洪汉鼎：是的，至今我还记得从西安玉祥门车站一早坐长途公交汽车到永寿县的情景。玉祥门车站位于西安西边，是个老车站。当时的长途汽车也不是现在的大巴公交车，而是解放牌运货车，只是上面加了钢架，围上一层篷布，篷上有个大网放行李，车厢没有座位。我把自己的行李和书籍装到车上的行李网后，就在车上找一个空间席地坐了下来。这种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拉猪的运输车。当时我在车上坐着，心情一下子降到最低点，这就是我未来的生活。西安到永寿有180多公里，途经礼泉、乾县两个大站，需三个多小时。咸阳地区这一段乃是著名的黄土高原地区。当时公路不是柏油路，而是所谓的土路，汽车一开起来，后面就会扬起一大片尘土。记得每到一站，下车的人一下来，都要先拍全身的尘土。我大约在中午到达永寿，一下来我满身全是土，简直成了一个泥人。
我把行李寄存在汽车站，先走去永寿县文教局，想他们一定又给我分配到一个什么公社或生产大队。谁知文教局的同志这次却没有再发配我，而是找了一辆手推车陪我去车站取行李，并把我送到县委组织部，让我暂时留在县委，先参加“四清”，过一些时候再分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才知道，永寿县是个革命老县，干部大多老诚踏实，他们似乎不太相信，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他们那里从未有过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分配生，因此他们领导决定把我留在县上。
县委组织部一位干事把我领到县委院中一幢木式旧楼上的一间小房，说这就是我的宿舍。尽管房子不大，但有书桌和单人床，总算有了一个落脚地了。我立即把行李打开，稍许休息一下，就给我父母亲写信。自1958年以来，我的心情似乎从未平静过，我不愿意给家里写信，但现在在这一小间房子里，我感到似乎事情已到了终点，至少肉体上感到终点的来到，我不由地想到家，要给家里写信。当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很沉的觉。
赵孟的《妙严寺经》
关启匡：肉体放松了，精神也感到安宁了吗？
洪汉鼎：肉体的安静并不代表精神的安宁。你们知道，我是想在学术上有成绩、有贡献的人，现在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大学，只身到了这个可以说文化沙漠的边远的山区，我还能有所作为吗？因此接下来，我精神上又烦躁不安。为了暂时平息我精神上的这种烦躁，记得当时我试着临摹赵孟#的《妙严寺经》，写了一长卷经文。我一生中，似乎只有这一时候才有这种宁静的时光，之前不幸挣扎，之后生命搏斗，随时随地都在不安中度过，因此这时所写的这卷长篇经文倒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生命回忆。
下乡和工会干部
洪汉鼎：过了几天，通知我要随县委书记下乡，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感性地了解永寿县的地貌。什么叫作黄土高原呢？最明显的是一离开县城，我就看到群众喝水需要从10多丈，即30多或40多米深的水井取。他们用的是一种木制的辘轳，上面盘了长绳，一头固定在辘轳上，一头挂一个小桶。每次取水时，就把水桶放到30多或者40多米深的水井中，然后用手摇转辘轳，让绳盘在辘轳上，把水桶吊上来。放水桶要有技术，一开始我还不会放水桶，结果把空桶吊上来。另外，这里无法用交通运输工具。公社与公社之间大多都有三五百米的很深的沟壑，我们需要从这边走下沟底去，然后从沟底走上另一边。这样一下一上，就要两三个小时。这就是我最先对永寿县的感性印象。整个冬天，我就在永寿县农村参加“四清”。
第二年开春，也就是1964年初，我被分配到县工会工作，理由是：我是北大毕业，可负责职工业余教育工作。当时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是属于县委部门的三大群众团体，因而也就设立在县委大院里。当时每个县工会有一个工会俱乐部，负责职工的文教体育活动，我就具体负责工会俱乐部的工作。记得一开始就是盖一个工字型的大活动场所，既有图书、音乐、体育，又可放电影。这种工作对当时我不安的心情倒也有好处，青年人负责这项工作，使我没有忧郁，较为乐观地生活着。在俱乐部里，我认识了好几位从别的大学分配来的大学生。他们大多也同情我，其中我也似乎找到了一些知音。要知道这种同学知音在我七年大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我只感到他们歧视我，并且以歧视我为理由来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红。
人生的目标
关启匡：当时老师对今后人生有怎样的考虑呢？
洪汉鼎：陕西省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级别是七级，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原本是57元，因我是摘帽右派，扣一级成50元5角。这一点工资，我从1963年一直拿到1979年研究生毕业。在这为数不多的一点工资里，我每月给父母汇去25元。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生活上非常节省，没有任何奢想。
但是，一旦工作安定下来，我就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发生怀疑：我是否就这样在山区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呢？尽管我的工作总算暂时定下来了，但这就是我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吗？
我现在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安定我的情绪和志向，制定我的生活目标。斯宾诺莎在被逐出阿姆斯特丹来到莱茵斯堡时，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目的的问题。在他看来，财富、荣誉以及感官快乐尽管常常为人所追求，但这些都是虚幻的、短暂的和无谓的，心灵应当追求永恒无限的东西，这样才能使心灵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我现在似乎也陷入这种地步，别的同学都进了大专院校做老师，我却被发配到偏僻的小县城。我没有任何荣誉和财富可享，更不用说什么情爱，我只孑然一身，而且是苦难的孑然一身。我现在对人生究竟作何选择呢？我怎样面对目前的境遇？
贺麟教授的指示
洪汉鼎：这时我想起了我的老师贺麟教授，我给他写去了我到陕西的第一封信，把我当时内心的烦躁和不安告诉了他。当时我也未妄想他会回信，我只是想向他表露自己的苦闷。谁知贺教授却在不久后给我回了信。1964年4月28日，贺师亲自以整洁的蝇头小楷写给我一封信，信是寄到陕西省永寿县县委员会的，贺师写信地址是北京东城干面胡同15号：
当年贺麟先生的信件
贺麟
六四，四，廿八
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洪汉鼎：看来，贺老师已抓住了我的思想问题症结所在。此时我的确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我没有把握好。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因此人主动，而环境被动。可是我把这关系颠倒了过来，似乎感到环境是主体，人是客体，环境主动，而人被动。贺师的提醒，利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使我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我再不能面对环境就压缩自己，我要像费希特那样振作精神，不受非我的束缚，而以自我去战胜非我。费希特曾说过：“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再没有比单纯受他物摆布、为他物效劳、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我要成为某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东西。只要我知觉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这一意向，这意向与我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2]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在陕西艰苦奋斗了15年。
这正是我直面生死的时候。斯宾诺莎有一句话说：“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3]我就是在那种情境下理解这句话的，当时感到无比的震撼。斯宾诺莎强调“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要振作！我必须以此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文化大革命”
关启匡：“文化大革命”时怎样？
洪汉鼎：在永寿不到三年，也就是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运动，只看到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既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头是什么，又不知道《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谁。随后又看到报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不久又声讨“三家村黑帮”，斗争如火如荼。最后《人民日报》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六人的所谓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其中有我的一位学弟杨克明。不过我身在陕西，也不知道内中的来头。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县里的干部当时似乎也不甚知道。我们每星期三政治学习，就是念报纸，他们一般都让我念，因为我念得快。但过了不久，永寿县中学的学生起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造反团体，先跑到县委来找县委书记，要求他检讨，但检讨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当时我们还认为他们是在胡闹，可是不久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被批判了，而且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大幅照片，加之北京毛主席又接见红卫兵，永寿县就立即活跃了起来。我们县委的大门大开，学生、农民和工人的造反派全进来了，几位书记被绑，站上审判台，打倒的呼声此起彼伏。县委所有的干部都躲进宿舍，偷偷观望。最后第一把手县委书记被带走。
再下来几天，县委的干部大多下乡，有些可能躲避，整个县委大院没有一个人，只有我一人没处跑。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身份也是牛鬼蛇神，我不敢出大院，一到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冷冷清清的大院，真有点怕。好在这时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农民，让我到他家去住。就这样，我在他家住了两个多月，直到造反派成立了所谓革命委员会，掌握了政权。
我回去后，当然县委不能再留我，立即把我分配到永寿县中学教英文。谁知我一到永寿县中学，就被贴了大字报，说我是牛鬼蛇神，不能当老师，结果我被赶了出来。不得已，我再次到革命委员会，请求将我调至工厂。就这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了永寿县机械厂。因为我不是学技术的，厂长让我任采购员。这样，在我生涯中有一段工厂生活回忆，这时是1970年左右。
大西北十五个春秋
关启匡：在大西北老师待了多久？
洪汉鼎：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我整整生活了十五个春秋，在这里我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运动，我做过农村干部、工会干事、学校老师和工厂采购员。尽管历尽了各种苦难的浩劫，但我没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憎恨人生。在此期间，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停地读书、写作和深思。我不仅把《斯宾诺莎书信集》全部翻译出来，而且写了自己潜心研究斯宾诺莎的50多万字的手稿。
“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在陕西省永寿县机械厂
当然，这些工作只能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进行，有时甚至是隐蔽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每在半夜三更，趁人家还在熟睡的时候，偷偷地进行。我为此曾受了不少呵斥和批判，但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着我自己的路。斯宾诺莎研究不仅使我冷静地忍受了人生的各种磨难，而且也使我得到了最高的理智享受。我常说自己当时有两位患难的知己，一是斯宾诺莎，另一是香烟，前者使我永远享受了精神的欢乐，后者使我暂时摆脱了肉体的疲劳。当然，抽烟我以后早就戒了。
何谓哲学？
关启匡：老师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洪汉鼎：尽管历尽了各种苦难的浩劫，然而这一时期却是自己哲学深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尽管以前我读了很多书，但究竟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思考，都是不清楚的。我没有人生经验，只有一种天真的执着的追求，因此所理解的哲学只是一种束之高阁的纯粹知识。可是在这苦涩的15年中，我懂得了哲学与人生的根本联系，哲学思考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真正的哲学家不是知识的贩卖者，而是知识的履行者。哲学家的知识应与哲学家本人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道德应以指导人生为重点。
这个过程特别使我懂得了人生苦难和背负十字架苦行的意义。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静观这些年来自己智性的发展，我不能不佩服此一真理。一个人承受的苦难越大，就越能洞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一面，就越能凝聚起与命运搏斗的抗衡力。去年我在上海开西方哲学学会年会时，张汝伦的一位学生告诉我，他老师把我排入“悲情的哲学家”之列，我想这可能是对的。但我是悲情哲学家，却不是悲天悯人，自暴自弃。
斯宾诺莎哲学与处世之道
关启匡：老师，我还想要追问一下，《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自序》里，您也提到斯宾诺莎哲学对于“人生目标追求”的关怀：“在他看来，财富、荣誉以及感官快乐尽管常常为人所追求，但这些都是虚幻的、短暂的和无谓的，心灵应当追求永恒无限的东西，这样才能使得心灵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苦恼的侵袭。”我想问的是，在您面对这么多苦难之时，您怎么还可以相信心灵有能力追求永恒性的东西？
洪汉鼎：你这个问题问得比较深。关于“永恒的东西”，我不是说什么物质方面的东西，我说的是“哲学”，即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这对我而言是永恒的。尽管世界与人生，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我是处于一个苦难的生活环境中，而且，现在的世界局势，你更可以感觉到人生的可悲，不管是埃及又或是叙利亚近年来的战乱，到处都看到纷争，是吧？但是，虽然人世艰难，你却不要悲观，你可以尝试去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就是说对这个人世的理解，追求一种永恒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我一生中，我不断地遭遇各种不幸，但我的的确确并没有被这种种不幸压倒，因为我爱好哲学！我不断地把精力花在这上头，看破人生的真谛，而我遭逢的一些挫败，都已经忘了，遗忘了！但是，对于永恒，我始终在追求！所以，我感觉到，在我这一生当中，能够一直地在那儿追求，一直地在那儿生发的东西，对我而言就是生命的意义。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改变这种人性的险恶，我只是要求能够理解到人性的丑恶。就算是对于人性的丑恶，我也是带着一种理解的心情看待的。有善与恶吗？没有，它们只是对情感的观念。[4]这大概就是斯宾诺莎给我的启发！
斯宾诺莎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他说，你们必须要理解，你不要去愤怒，也不要去谩骂，你要“理解”。因为，你愤怒、谩骂，这个世界会变好吗？也不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是残疾的？这就是自然给的，你要认清这一点，去理解它就行了，你不要谩骂。这大概是我最重要的人生态度。[5]
坎坷人生的另一种公平
洪汉鼎：我这一生，在我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书的《自序》里有交代过。我曾说，在我40岁以前，命运很坎坷，40以后，就比较好，这是我在写斯宾诺莎那本专著时的感受。从现在看来，我又不会这样写，无论40岁以前，还是40岁之后，我的人生似乎都是比较坎坷的，不仅受了很多挫折，而且还遇到了很多不平事，我总是用血和泪在做研究。但是唯有一点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我有一个相当好的身体。我有时安慰自己说：上帝对人还是公平的。
我曾经说过，在大陆由于右派问题，我是不受重用的，工作岗位也不好，也没有学术资源，更可怜地，没有自己的学生；但是我认为自己有一个相当好的身体，所以说老天是公平的。这句话可能蛮有天命的意义的。你可以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平，但是老天，它让你有一个较长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感到有点安慰。你们能懂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比如说最近台湾的这位李国修58岁去世了，这就很可怜，为什么？因为太早了。58岁，对不对？我想他也是吃苦过来的，可能晚近比较好，搞了一个戏剧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年岁上感到太可惜。所以，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就庆幸还好老天能够给我较长的生命，我至少能活稍微长一点，对不对？这也算是一种经验吧。你们将来琢磨一下，当你对人生愤愤不平的时候，当你感觉老天不公的时候，你问问自己得到长寿了吗？我认为，这也算是某种意义的安慰。
关启匡：老师何时又回到北京重搞哲学的？
洪汉鼎：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我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折。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重新招收研究生，哲学所和贺麟教授决定以招收研究生的名义让我回到北京。
注释
[1] 1985年北京大学根据国家政策又给我换发了毕业证，我的毕业时间又确认为1961年。
[2] ［德］费希特：《人的使命》，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205～2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 斯宾诺莎说：“善与恶的知识不是别的，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快乐与痛苦的情感。”又说“所以善与恶不是别的，只是自快乐与痛苦的情感必然而出的快乐与痛苦的观念而已。”（《伦理学》，176页）
[5] 斯宾诺莎说：“只要心灵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么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而感受情感的痛苦便愈少。”（《伦理学》，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