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代的种族思想

公羊学世界观乃康梁一系的宗派性观点,并非为当时全体维新分子所服膺。要发动这些人,就必须诉诸较一般性、能为大家接纳的纲领。康派于1898年4月在北京成立的具准政党形式的保国会,即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保国会章程以此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之同义词,把保国定义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把保种定义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国会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3页。这里把国与民分开来说,其所谓的“国”仍相当于英语中的state或country,而不是指民族国家的nation。

在“三保”口号中,唯“保教”引起的争议最大,盖其有暗中走私公羊学说、让康自命为教主的嫌疑。因此同年6月严复发表《有如三保》《保教余义》,强调达尔文主义的“保种”,认为“保教”乃无稽之谈。视康为妖言惑众的张之洞则出版《劝学篇》,针锋相对地说:“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劝学篇》,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日期不详,第15页。张之洞历来被视为反动派,其实在当时也主张改革,但不走康有为的路子。他反对康的“保教”,却提倡以“中学为体”的保国思想,其中华中心意识实逊于康梁诸人的天下主义。张缺乏他们的救世情怀,只想把“中学”作为一种抗拒西方的本土意识形态。相形之下,公羊派则想和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之中心的西方争夺文化霸权。

“三保”口号中与本文有关的是当时的“种类”观念。从英国回来的严复于1895年已敲起“亡国灭种”的警钟。《论世变之亟》,《严复集》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同年,康有为亦警告:“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并以法属越南和英属印度为例,指出原住民在殖民地主义治下已沦为社会底层,故“吾神明之种族”必须及早为计,免蹈覆辙。《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166页。

种族主义的复苏,可以针对外敌,但也可把矛头指向内敌。从解构学角度看,一个名词没有先天的含义,它之指称对象视其处于“相异性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内之位置而定。“种族”一词如用来界定满汉之别,就会引申出光复汉族的结论。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即“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晚明抗清志士的著作被重新发现,成为后来排满种族革命思想的一个源泉。

明清之际倡种族思想者莫过于王夫之。他于1656年完成《黄书》,提出“畛”之观念:“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黄书》,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01页。王夫之是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帝系,视黄帝时代为华夏畛域之界定者:“昔者轩辕之帝也……建万国,树侯王,君其国,子其民”,但同时却“乘其合,稍其离,早为之所,而无夸大同”。在王夫之心目中,黄帝一系虽成为天下的共主,但对其他族系只“讲其婚姻,缔其盟会……甥舅相若,死丧相闻,水旱相周,兵戎相卫……名系一统,实存四国”。《黄书》,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34页。懂得统一之道并不够,也该懂得分离之道:“是故合者圣人之德也,离者贤人之功也。”《黄书》,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36页。其实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不见得是好事,它使黄帝的“家法沦堕”。种类不分的恶果,至晋代终“延非族以召祸乱”,到了宋代则中土尽亡于异族,“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黄书》,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04、505、507页。王夫之不能明说的是他身逢其会的明清交替,而此奇祸之重演,仍归咎于中土人士丧失了种类意识,变得连蚂蚁都不如,因为蚂蚁对其他昆虫之“窥其门者,必部其族以噬杀之,终远其垤,无相干杂”。《黄书》,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第504页。

这个“无夸大同”“名系一统,实存四国”的设想,与公羊学的取消内外有别,憧憬“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境界,是两个基本不同的话语。康有为的天下思想,后来演变为《大同书》中“去种界”的构想,亦即在全球范围让黄种人与北温带的白人混同,消灭不易改良的黑色人种。如把康的观点和同代的种族主义者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做一比较,颇有助于说明。张伯伦认为北欧人种最优秀的观点与康同,但当某良种(例如条顿民族)一旦成形后,张伯伦的主张是必须尽量保持其纯粹性,反对任何的杂种化。这与康的“去种界”恰好相反。张伯伦对“天下主义”之评语如下:“罗马帝国晚期的无人种、无民族的浑沌乃是一个有害的、致命的状态,乃违反自然之罪恶。只有一线光明照耀在此堕落的世界之上——它来自北方。”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trans.by John Lees,The Foundations of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New York:J.Lane Company,1911),Vol.1,p.320.这个逻辑基本上与王夫之的相同:“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黄书》,第503页。

《黄书》之独特,在异于儒家话语之言必宗尧舜与三代,而以孔子为圣道之集大成者。儒家思想里固然也有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但黄帝从来不是攘夷的典范。黄帝剿灭蚩尤并不被理解为种族战争,而被解作平定作乱的诸侯,肇文明之始基。如果强调文明教化,其中心人物自然是孔子,在康有为之流手里,就会把他变成教主,其言教既能推之四海放之万世,势必演为大同之义。但在《黄书》里孔孟都没有地位,王夫之要树立的不是一位教主而是一个种类始祖,并以之为奠立“中国”畛界之起点。

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的维新派仍未把黄帝与汉族扯上关系。他们重刊南明志士的禁书,是把明清之际当作重温满汉矛盾的集体回忆之场址。在当时改良主义的总前提下,维新派的种族革命思想也不可能彻底。从戊戌政变至1900年自立军事件,维新志士把“满洲全族”比作德川幕府,自比日本幕末的勤王之师,亦即把光绪帝比作明治天皇。陈长年:《庚子勤王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总82期(1994年),第101页。章太炎在1899年提出过后来令自己汗颜的保留异族的光绪为“客帝”之主张。《客帝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