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长衡练兵

官场愣头青曾国藩的奇耻大辱

太平军离开湖南后，那些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期间遭受沉重打击的官绅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在他们看来，太平军不可能再杀回湖南了。

官绅们当然可以活在幻觉中，但湖南巡抚张亮基不可以。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太平军将要顺江东下占据东南，但杀回湖南依旧是太平军的优先选项之一。湖南防守，丝毫不能放松。

对张亮基来说，最近唯一的好消息是曾国藩在郭嵩焘的劝说下，来到长沙就任帮办团练大臣。有曾国藩、左宗棠、江忠源三大牛人辅佐，张亮基才稍微放下心来。

曾国藩一来到长沙，就提出了编练新军的计划。曾国藩对张亮基说：“敌军起事至今，已经有两年多了。国家为此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没起到任何作用，真是令人丧气。我之前在兵部，听说前线的士兵，看到敌军就跑，完全不敢迎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这些士兵平时没有训练，所以临阵无胆无识，只能打败仗。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仿照戚继光、傅鼐的练兵方法，练出一支真正的精兵。”

对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张亮基深有体会。在之前长沙之战中，他就目睹了绿营的无能。

建立新军，张亮基之前不是没有考虑过。左宗棠之前提议从各地乡勇中挑选出两千人前来长沙集训，就得到了张亮基的首肯。然而，编练新军千头万绪，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张亮基知道自己不行。幸好这时候，曾国藩主动提出编练新军，张亮基便顺水推舟将这一重任交付给了曾国藩。

接下来的好几天，曾国藩都在巡抚衙门里，与张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等人商量建立新军的事情。在反复的讨论中，事情终于有了眉目。随后，曾国藩上了一道折子，以编练大团为幌子，获取编练新军的合法性。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一招瞒天过海，实在是太高。咸丰皇帝被骗，仅仅批示“知道了”三个字。这样模糊的批示给了曾国藩充分发挥的空间。给晚清历史造成巨大影响的湘军，就这样产生！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发展。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曾国藩要改变清朝已经施行了两百年的兵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很多原有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曾国藩的做法，并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对曾国藩的浪潮。

最先挑战曾国藩权威的是一个叫清德的副将。清德是典型的体制内的寄生虫，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花。论养花，他是高手；论带兵打仗，他就完全是外行了。太平军攻打长沙期间，曾挖地道轰塌南门城墙。清德见城墙崩塌，吓得赶紧摘掉顶戴，躲到老百姓家中。如此胆小无能，却能做到从二品的大官，可见清廷的用人机制出了多么大的问题。

清德带兵打仗不行，窝里斗却是高手。在与曾国藩发生矛盾后，他四处散布对曾国藩不利的言论，说曾国藩事事插手，不仅架空了提督，还架空了按察使、布政使，乃至巡抚。清德还诋毁被曾国藩重用的日后湘军的名将塔齐布，说他与曾国藩勾结，图谋不轨。

湖南提督鲍起豹公开支持清德，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默许清德对曾国藩的攻击，而曾国藩的重要支柱张亮基已经调离湖南，左宗棠和江忠源也已经离开了长沙。敌人渐渐增多，而朋友越来越少，曾国藩在长沙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这时候的曾国藩，并没有练成日后出神入化的坚忍功夫，面对清德和鲍起豹的攻击，他选择了正面回应。他的一封奏折，让清德丢了官。

曾国藩原以为清理了清德他的处境会好起来，但事实正好相反。他的主动出击，使得绿营和湘军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一连串的严重事件接踵而来，让曾国藩陷入噩梦当中。

首先是在湘南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绿营兵杀害湘军士兵。后来，应江忠源的请求，湖南派军援赣，其中有绿营兵，也有湘军。在前往江西的过程中，绿营兵再次杀害湘军士兵。曾国藩虽然愤怒，但也不敢彻底决裂，只得忍气吞声。曾国藩的退让使得绿营兵更加嚣张。

此后，绿营兵与湘军经常发生械斗。一次，一名湘军士兵试枪，不小心击伤绿营的长夫（旧时军队中长期征用的民夫）。绿营兵以此为借口，制造事端，吹起号角，摇动军旗，准备进攻湘军。面对绿营兵咄咄逼人的攻势，曾国藩再次选择忍让，他将那名惹事的湘军士兵当着绿营兵的面狠狠地鞭打了一顿。绿营兵这才收手，放过湘军。

绿营和湘军的矛盾逐渐升级，最终酿成了大事端。事端的起因是永顺兵（属于绿营，来自湘西的永顺）与塔齐布统率的辰州勇（属于湘军，来自湘西的辰州）械斗。绿营兵又像上次那样，吹起号角，摇动旗帜，准备攻击辰州勇。

这一次，曾国藩坐不住了。无休止的内斗极大地干扰了湘军的训练。另外，制伏绿营也是曾国藩获得官场威信，从而推行铁腕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许多方面）的前提。出于这些考虑，曾国藩决定出击，抓捕制造事端的绿营兵。

按照常规，抓捕绿营兵应由提督执行。所以，曾国藩派人拿着公文去请鲍起豹出面抓人。鲍起豹因而获得了挑拨离间的绝佳机会。

表面上，鲍起豹似乎很支持曾国藩，在得到公文后，立马派人把惹事的绿营兵抓了起来。背地里，鲍起豹派人散布谣言，说曾国藩要处决这些惹事的绿营兵。

绿营兵听信了谣言，群情激愤，日夜在长沙城中游荡，寻找机会对曾国藩以及塔齐布下手。长沙城中的文武官员，为了避免被绿营兵误伤，全都紧闭大门，不再出入。整个长沙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中。

这一天，曾国藩正在住处看书，忽然外面喊声大作：“曾国藩，给我滚出来！”“曾国藩，快滚出来！”

曾国藩放下书本，来到窗口向外望，只见门外聚集了不少人，有的拿着刀矛，有的拿着鸟枪，还有的打着火把。很显然，来者不善。

曾国藩走向门口，准备出去与绿营兵理论。他的随身亲兵拦住了他，说：“大人不可出去！外面那些人很显然是针对大人来的。大人出去，会很危险！我听说塔将军的官署今天已经被这些人袭击了，房子被烧掉，塔将军本人躲到菜地里才得以幸免。请大人三思！”

曾国藩听罢，昂起头，狠狠地说：“我是堂堂的帮办团练大臣，要是怕这些小毛贼的话，以后还怎么在湖南官场立足！”说罢，大踏步地走向门外。亲兵紧紧跟随。

曾国藩刚走出大门，还没说话，那些绿营兵就拿着刀矛向他砍来。其中一人走在最前面，挺着长矛向曾国藩的胸口刺去。曾国藩的随身亲兵见状，连忙挡到曾国藩前面。那长矛直刺亲兵的肋骨处，鲜血喷涌而出。曾国藩见形势危急，连忙夺路而逃。

曾国藩的住处和巡抚衙门是紧挨着的，骆秉章就住在巡抚衙门内。曾国藩来到巡抚衙门外，一边使劲地敲门，一边大声喊道：“中丞大人，中丞大人！开门，快开门！绿营兵哗变，要害我性命！”

或许骆秉章是真的没有听见，又或许骆秉章实在不愿意救援曾国藩，门始终没有打开。

这时候，刚才那名刺伤曾国藩亲兵的绿营兵又追了上来。正当那人再次挺着长矛，向曾国藩刺来的时候，门终于开了。骆秉章从门中走出，对着那绿营兵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那人见是骆秉章，连忙收回长矛，站立一旁。这时候，外面的绿营兵全部拥了进来，高举着刀矛、鸟枪、火把，向曾国藩和骆秉章示威。

骆秉章继续喝道：“你们想干吗？谋杀朝廷大员该当何罪，你们不清楚吗？还不给我退下！”

人群并没有被骆秉章吓倒，谁也没有离去。那名刺伤曾国藩亲兵的绿营兵站了出来，指着曾国藩道：“曾国藩欺人太甚！辰州勇与我们械斗，却只处决我们的人，辰州勇那边一个人也没抓！岂有此理！曾国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绝不回去！”

骆秉章见硬的一手没有奏效，只好用软的一手。只见他摆一摆手，示意大家先冷静下来，然后说：“弟兄们，我想大家是误会了。你们的那几个兵，是曾大帅请来核实情况的，根本没有处决一说。大家切莫相信！”

那名刺伤曾国藩亲兵的绿营兵道：“你说的，可是真话？”

骆秉章道：“我是堂堂的湖南巡抚，两千万百姓的父母官，怎么会言而无信！”说罢，他将自己的亲兵叫过来，交代他说：“去把那几名永顺兵放了！”

待那几名永顺兵被放出后，聚集在巡抚衙门后院的这群拿着刀矛、鸟枪、火把的绿营兵才慢慢散去。

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曾国藩仍有些许后怕，他努力迫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对骆秉章施礼道：“谢中丞大人救命之恩。”

骆秉章拍了拍曾国藩的肩膀，笑道：“涤生（曾国藩，号涤生），你还是太嫩了，办事太操切，得罪的人太多，以后像这种抓人的事情，还是应该和我商量后再做决定。我现在担心的是，你躲得过今天，躲不过明天。你得想个法子才行。”

这天晚上，曾国藩整夜没睡。湘军以及他个人的命运，现在都到了一个节点上。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改变，那么不但湘军练不成，自己也有性命之虞。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之后，曾国藩决定向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写信求助。

吴文镕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做法，却对鲍起豹无可奈何，认为只能将此事上奏朝廷，听候处理。

曾国藩接到吴文镕的信后，长叹一声，道：“国家正值危难之际，皇上焦头烂额，我们做臣子的不能替皇上分忧，反而因为自己的私事打扰他，这是不对的。我还是躲开那些人算了。”就这样，曾国藩定下了把湘军拉到衡州去的计划。

如果说在绿营、团练之外另辟蹊径创办新军是湘军成功的第一步的话，那么移兵衡州则是湘军成功的第二步。正是在衡州，湘军奠定了日后成功的基础。

衡州奠基：湘军为什么那么牛

在衡州府城北部蒸水注入湘江的地方，有一块低洼之地，名唤演武坪。这里与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关，一个是吴三桂，一个是曾国藩。吴三桂在这里练兵反清，曾国藩在这里练兵保清。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湘军，就是在这里走上正轨的。

很多对湘军史感兴趣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疑问：湘军为什么那么牛？太平天国领导人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都是人中之龙，为什么就干不过湘军呢？这一节咱们就来剖析一下湘军成功的秘诀。

笔者认为，湘军之所以那么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针对绿营的弊端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二是湘军水师的建立。这两件事，都是在衡州完成的。

制度一：兵为将有。在湘军兴起之前，清朝制度规定，遇到大规模的叛乱，由朝廷指派钦差大臣主持军务，兵员由朝廷指派，粮饷、军械等都由朝廷派发。这样一来，无论是总督、巡抚等文官，还是提督、总兵等武官，掌握的军权都很有限。曾国藩编练湘军，兵员由自己招募，粮饷、军械自己筹办，摆脱了朝廷的控制。湘军实际上成了湘军诸将的私家军。

此外，曾国藩还改革绿营的征调制度，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架构，确保湘军控制在他的手中。绿营的征调，是一种东拼西凑的做法，其结果便是“兵与兵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战斗力低下。

湘军则不同。湘军的招募，均由统领亲自坐镇，不假手于他人。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由于是自行招募，所招的人大多是亲朋戚友。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愿意为直接上级拼命。这与一盘散沙的绿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国藩凭借着这些手段，牢牢地掌控着湘军，从而确保湘军听命于他。这是湘军成功的根本。否则，让朝廷瞎指挥，湘军必败。

制度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江忠源编练新宁团练、罗泽南编练湘乡团练的过程中，都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曾国藩受两人的启发，非常重视思想道德教育。

曾国藩抓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是训话。就像农村每旬定两三天赶集一样，曾国藩每逢三、八的日子都会在全军面前训话。每月训话六次，每次几个小时。曾国藩手下的各级军官也仿效曾国藩，对部下训话。从这个层面来讲，湘军不仅是军队、大家庭，也是一所学堂。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以及做人的道理。这种耳提面命的训话，对保证湘军良好的精神面貌起到了巨大作用。

训话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忠君爱国、爱护百姓。曾国藩尤其注重后者。当时的绿营兵骚扰百姓的情况很严重，曾国藩发誓改变这一局面。在训话中，曾国藩反复陈说爱护百姓的重要，希望以此唤醒士兵们的天良，使他们做老百姓利益的保护者，而不是践踏者。此外，曾国藩还编写《爱民歌》等通俗易懂的歌谣，让士兵们传唱，从而潜移默化地使他们受到教育，懂得爱护老百姓。

制度三：设立长夫。绿营未设长夫，出征时需要征发大量民夫。强拉民夫的事件经常发生。曾国藩针对这一弊端，在湘军中设立了长夫。长夫所做的事，和民夫是一样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民夫是临事征集的，而长夫是固定跟随军队的。不用征夫，湘军骚扰百姓的事件较之绿营少了很多。

制度四：强化训练。曾国藩对训练抓得很紧。曾国藩练兵的重要特色是早起。每天天还没亮，湘军士兵就必须起床训练。曾国藩也同时起来，去各营视察训练情况。事实证明，经常早起能够振作精神。早起训练成了湘军保持朝气的重要手段。在一天的其他时间段，湘军也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训练，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达到了“无刻不练”的程度。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是湘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制度五：高薪。绿营兵的饷银，分为战时和非战时两种。战时饷银很高，所以太平军起义才两年，清廷的国库就空了。但非战时的饷银很低，不足以养家，所以绿营兵大多有自己的副业，对军事训练采取敷衍的态度。由于平时缺乏训练，这些人到了战场上就只能打败仗。对此，曾国藩深有感触。在建设湘军之初，他发给士兵们高薪。每名湘军士兵的月饷为三两多银子，足以养家。这样一来，湘军士兵不会分心，战斗力也就有了保证。

制度六：结硬寨。它最初的提倡者是罗泽南，后来经曾国藩大力推广，得到众多湘军将领的认可。湘军非常注重壕墙的建设。每行军到达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个任务就是建设壕墙。即便只是临时过一夜，也要建设壕墙。壕墙不仅是自卫的重要工具，也是置敌人于死地的重要手段。湘军遇到防守严密难以立即攻克的城池，往往将其围住，然后四面建设壕墙，一面对付城内的敌人，一面对付城外的敌军援兵。九江、安庆、江宁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都是这样被湘军攻克的。

制度是成功的保障，但仅仅有制度而缺乏利器的话，湘军还是不能成功。湘军有利器，那就是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在湘军与太平军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厮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配合湘军陆师攻占战略要地。比如1860年，湘军水师配合降将韦志俊部攻克枞阳，切断安庆太平军的补给通道。

第二，直接配合陆师作战。比如1858年，杨载福、彭玉麟督率湘军水师发炮配合李续宾部，攻克九江。

第三，阻断长江两岸的联系。比如1861年，彭玉麟率领湘军水师横截长江，使太平军陈玉成部无法渡江攻打武昌。

第四，利用水道运兵运饷。在古代，通过水路运输物资比陆路快捷许多。太平军后期之所以陷入被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水道大多被湘军占领，运送物资相当困难。

水师是如此重要，但最初湘军将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早提出兴建湘军水师想法的人，应当是郭嵩焘和江忠源。

1853年，应江忠源的请求，骆秉章、曾国藩派兵援赣。罗泽南的湘乡勇是其中的一路军队。郭嵩焘就是跟着罗泽南来到南昌战场的。

在南昌期间，郭嵩焘随江忠源驻扎章江门。章江门的对面就是战略要地文孝庙。清军和太平军在文孝庙展开了多轮激烈厮杀。

清军对文孝庙的多轮进攻都无功而返，这令郭嵩焘感到很困惑。通过盘问俘虏，郭嵩焘得知了原因。太平军之所以能守住文孝庙，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水营作为后盾。

郭嵩焘于是对江忠源说：“敌军自顺江东下以来，横扫长江，没有对手。官军要想灭掉他们，必须先灭掉它的水营；要想灭掉它的水营，必须先编练强大的水师。”

江忠源对此深有感触，当即请郭嵩焘撰写奏折。郭嵩焘写好后，江忠源即将此奏折上奏朝廷。奏折的大意是请湖南、湖北、四川造船，广东提供炮，编练长江水师。

朝廷收到奏折后，批示允许各省编练水师。于是，各省兴建水师的事业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做这事的人不少，但最终做成的却只有曾国藩一个人。

和其他各省一样，曾国藩开始造水师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其中最主要的是不知道怎么造战船。曾国藩是一个讲究技术的人，他冥思苦想参照古代的造船法造了许多船，但最终都不满意。

就在曾国藩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少水师人才来到他的身边。一个名叫成名标的人自长沙来到衡州，向曾国藩说明了快蟹、舢板两种船的制作方法。另有一个叫褚汝航的人自桂林来到衡州，向曾国藩说明了长龙船的制作方法。长龙、快蟹都是大船，舢板是小船。

曾国藩非常高兴，当即令成名标、褚汝航两人试着制造。结果很成功。之前曾国藩自己造的船，是由民船改造过来的。民船的底板不足以承受大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往往会被震裂。但这次成名标、褚汝航造的船，完全没有被震裂的痕迹。欣喜若狂的曾国藩当即命成名标、褚汝航在湘潭开设船厂，专门造船，很快造成快蟹船四十艘，长龙四艘，舢板八十艘。

这时候的曾国藩，还不知道舢板是最适用的，虽然舢板造得多，但并不占绝对优势。迷信大船、轻视小船，是当时人的普遍心态。

这一天，曾国藩的好友黄冕从长沙来到衡州，曾国藩请他观看水陆各营。观看完毕后，曾国藩很不自信地对黄冕说：“陆师还算有点把握，水师怎么样，真是不好说，我看不怎么行。”

黄冕沉思一会儿，说：“不见得。依我看，陆师不如水师可靠。水师别开生面，敌军的水营肯定比不上。只是长江港汊很多，大船不好掉头，恐怕不如舢板小船适用。应该多造舢板。”

听了黄冕的一席话，曾国藩才开始重视起舢板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黄冕判断的正确，舢板确实是最适用的。湘军水师开始出征的时候，舢板小船还不占绝大多数，但到1856年前后，舢板小船就已经占绝大多数了。

船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又把曾国藩困住了。对于当时的湖南人来说，水师是闻所未闻的事。愿意统带陆师的将领很多，愿意入陆师的士兵也很多，却很少有人愿意入水师。

当时曾国藩手下最重要的两员水师将领是褚汝航和夏銮。这两人虽然都熟悉水战，但都是从广西调来的，本身也不是湖南人，很难融入湘军这个几乎全是湖南人的集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人都不会湖南话，与来自湖南乡下的士兵很难交流。久而久之，他们在湘军水师中的权威便受到了挑战。他们从广西带过来的兵，遭到了湖南籍士兵的杀戮。

种种迹象表明，非湖南籍的将领带不了湘军水师，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日后湘军水师的两位重要领导人彭玉麟和杨载福进入了曾国藩的视野。

彭玉麟自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后，归家奉养老母。后又出来为耒阳一富商管理当铺，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曾国藩建设湘军水师的时候，彭玉麟正在家中为母亲守丧。在曾国藩的诚恳劝说下，彭玉麟怀着拯救桑梓的念头加入了湘军。杨载福自成功守住湘阴后，名声大噪。这次也被曾国藩调入湘军中。

曾国藩并没有马上命彭玉麟、杨载福管理水师，而是把两人安排在他弟弟曾国葆的营中历练。

没过几天，曾国葆就找到曾国藩说：“我这几天考察雪琴（彭玉麟，字雪琴）、厚庵（杨载福，字厚庵）的处事能力，发现他们都是大将之才，绝不会久居人下。我请求做他们的副手。”

曾国藩大为惊讶，当即叫来彭玉麟、杨载福两人，任命他们为营官，命他们各自招募一营士兵。彭玉麟、杨载福就这么成了湘军水师的将领，与褚汝航、夏銮平齐，但地位稍低。

早期湘军水师中的名人，除彭玉麟、杨载福外，还有鲍超、黄翼升、李成谋、李朝斌。

鲍超是四川人。他本是体制内的绿营兵，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的梦想并不是当一名普通的兵。他仰慕的是关羽、岳飞，他要做的是大将军。所以，当李沅发在新宁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的时候，鲍超立刻就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骑上一匹快马，赶赴湖南。然而，当他辗转千里来到湖南的时候，李沅发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折腾了几个月，没赚到一分钱不说，还把国家管饭的工作给丢了，这时候的鲍超，别提有多难受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鲍超很快被日后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而广为人知的向荣看上，再次成为一名绿营兵。后来，鲍超跟随向荣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因勇猛善战而名声大振。

命运还在继续和鲍超开着玩笑。他在战斗中受伤，被迫回长沙。这时候的鲍超，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找不到新的工作，而囊中只剩下几百铜板。他用这些钱买来鸡鸭鱼肉，准备和老婆一起饱餐一顿，然后饮毒酒自杀。

这一幕被他的一位邻居看到。这位邻居立马将情况告知了日后湘军的另一位名将黄翼升。黄翼升连忙赶到鲍超住处，阻止了他们夫妻的轻生行为，怒斥鲍超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信我的话，就去参军，不但死不了，还能富贵！”

鲍超听从了黄翼升的劝告，再次投入绿营军中。这次他的上级就是之前说到的那位被曾国藩重用的塔齐布。现在，曾国藩编练湘军水师，鲍超又投入杨载福营中。

救下鲍超的这位黄翼升是湖南长沙人，以前是个铁匠，又曾做生意卖爆竹，但都没法养活自己。曾国藩编练湘军水师，黄翼升投入军中。后来成为湘军水师重要将领。

李成谋，湖南芷江人。李成谋未发迹的时候，家里很穷。他父亲去世了，家里连买口棺材的钱都没有。李成谋的舅舅实在看不下去了，借给李成谋几两银子，命李成谋兄弟三个去买副棺材葬父。李成谋和两个弟弟商量说：“这几两银子虽然可以买口好棺材，但不够款待那些帮我家办丧礼的乡亲们。不如这样，咱哥仨拿这钱去赌场博一把，要是赚了钱，就款待乡亲们，要是赔了，咱们自己葬父，不需旁人帮助。”

两个弟弟都叫好。哥仨就这样去了赌场，玩了整整一夜，把银子全输掉了。于是，三人找来芦苇，包裹好父亲的尸体，将之埋在黄牛墩。后来李成谋发迹了，大家都说是因为黄牛墩风水好的缘故。若果真如此，那真是因祸得福了。

曾国藩编练湘军水师，李成谋投入军中，后成为湘军水师重要将领。他和黄翼升后来都做到长江水师提督。另一位湘军水师重要将领李朝斌和黄翼升一样，是长沙人。黄翼升、李成谋、李朝斌三人地位相等，都是湘军水师第二等的将领。

就在湘军水师编练成行的时候，太平军杀入了湖南境内。年轻的湘军即将迎来第一次考验。结局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