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两　 汉

2.1　 复习笔记

一、毛诗序

1《毛诗序》对诗歌特征和诗、乐、舞关系的阐述

（1）“情志统一”说

《毛诗序》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清楚地说明了诗歌的特征。

①“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②《毛诗序》承认诗歌的抒情言志，情与志的统一。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根据文中的论述，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

③《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2）诗、乐、舞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紧密相联，《书·尧典》、《礼记·乐记》也有所阐明。《毛诗序》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叙述，显示出“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

2《毛诗序》对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关系的论述

《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这指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毛诗序》提出的诗“六义”说

（1）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此，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而来。

（2）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序》赋予“六义”的新说法。风，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是比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起的意思，“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有一种“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

（3）《毛诗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4《毛诗序》强调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1）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2）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在思想上则是《论语》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不少人以此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对诗歌的创作有着长远的影响。

（3）“讽谏”说

①“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②这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二、《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著作《史记》的动机，说明了其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

1司马迁作《史记》的动机

《史记·太史公自序》揭示了创作《史记》的意图。借古鉴今，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动机；也是《史记》一书文学思想的基础。

2《史记》的文学精神

《史记》草创于太初年间。司马迁从不满当时现实出发，在《史记》里，揭露和抨击周围黑暗现象，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进步的历史观点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相结合，使得《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

3“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里某些进步文人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义愤愈加强烈，则作品的思想性也就愈为深刻。司马迁在本文里就阐述了这种观点。

（1）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2）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3）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4实录说

（1）司马迁提倡并在《史记》写作中实践“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不虚假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不隐讳他们的凶狠残暴的恶行，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

（2）司马迁《史记》在记录刘邦、刘彻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论衡·超奇》[后汉]王充

1《论衡·超奇》简介

王充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倾向比较突出的思想家。《论衡》是一部富于进步意义和战斗精神的重要著作。《超奇》是《论衡》第三十九篇，内容主要是对作家的品评。这篇文章把一般文人分为几种：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等．通过对鸿儒的赞扬，王充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论及作者的修养，以及反对崇古非今的问题。

2王充认为品评作者高下应以是否“博通能用”为标准

（1）王充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应以他是否“博通能用”为标准。王充提出“贵其能用”的主张。他认为鸿儒观言宝书传之文是为了“抽列古今”“纪着行事”，有益于“治道政务”。

（2）王充崇实尚用的观点虽是针对论说文、史传文而发，但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文学。这不仅对于汉代一度出现的浮夸虚诞的文风，“劝百讽一”的辞赋具有针砭作用，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也有其积极意义。

3王充对作者修养问题的论述

（1）怎样才能成为鸿儒，也就是关系到作者的修养问题，王充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不能光从外在的“文”下功夫，而更需要从内在的“实”作努力。他认为“才智”与“实诚”是内在的“宝”。“才智”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实诚”是作者的真实感情，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2）“疾虚妄”说

①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他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他坚决反对“奇怪之语”、“虚妄之文”，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

②王充认为有“真”才有美，而“真美”又是和“善”分不开的。只有高度真实的文章和著作才是有益于世的。而虚妄之作是必然毫无实用价值的。王充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表里如一，内外相符，这就为文章的内容形式提出了标准，为文章做到文质彬彬指明了方向。

（3）王充也十分强调作者的感情对创作的作用：“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才能“夺于旰心”。这种看法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就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4王充反对评价作者崇古非今的倾向

（1）在评价作者问题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的倾向。批判那种“好高古而称所闻”，以为“前人之业，菜菓香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的风气。提出以时代作区分，而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

（2）王充不仅批判崇古非今，而且把后世超过前代，看成理所当然。他认为经验需要时间积累，文章应该今胜于昔。他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文章创作的历史继承关系，为较准确地评价当代作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

四、《楚辞章句序》[后汉]王逸

赋是汉代一种新兴的文学体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从艺术形式的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屈原为辞赋家不祧之宗。然而关于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却成为论争的焦点。

1刘安和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

早在西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传》，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肯定了《离骚》，认为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司马迁同意他的论点，把它写入了《史记·屈原传》而加以发挥，反复阐明屈原发愤抒情，存君与国的用意。

2王逸对《离骚》思想性的评价

（1）东汉班固提出了不同看法。王逸的《楚辞章句序》，是针对班固而发的。文中着重论述屈原的高尚品质，他“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地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揭穿班固所强调的“明哲保身”之义，实质上是“婉娩以顺上，逦巡以避患”苟合取容的思想。

（2）在王逸看来，产生在黑暗时代里的文学，其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就在于怨和刺。《离骚》所抒写的“愤懑”之情，正表现了屈原政治上的坚定性。

3王逸对班固依托经义贬低屈原的反击

（1）班固依托经义来贬低屈原，王逸引经据典以挥戈反击；至于他称《骚》为“经”，更是对《骚》极端的推尊。重视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是正确的；然而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并不和五经，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都是“依经立义”，那就胶柱鼓瑟，窒碍难通，流于牵强附会。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甄华而不坠其实晞”。这就揭示出《楚辞》的特点，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