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笔记和考研真题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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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2字
- 2020-11-19 03:36:55
第2章 两 汉
2.1 复习笔记
一、毛诗序
1《毛诗序》对诗歌特征和诗、乐、舞关系的阐述
(1)“情志统一”说
《毛诗序》进一步阐明了诗歌的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歌与音乐、舞蹈的相互关系。《毛诗序》把志与情结合起来谈,更清楚地说明了诗歌的特征。
①“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②《毛诗序》承认诗歌的抒情言志,情与志的统一。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根据文中的论述,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
③《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2)诗、乐、舞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紧密相联,《书·尧典》、《礼记·乐记》也有所阐明。《毛诗序》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叙述,显示出“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
2《毛诗序》对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关系的论述
《毛诗序》指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说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在音乐和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这指出了政治、道德、风俗与音乐诗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毛诗序》提出的诗“六义”说
(1)在诗歌的分类与表现手法方面,《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根据《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此,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而来。
(2)本来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表现方法,《毛诗序》赋予“六义”的新说法。风,指诗有教化臣民,并有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的作用;赋,指铺叙直说的写作方法,“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是比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起的意思,“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有一种“感发志意”的作用;雅是正的意思,“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赞美神明的歌舞曲。
(3)《毛诗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中个别表现一般的概括性以及典型性的特征。“六义”说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大于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
4《毛诗序》强调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毛诗序》对诗歌的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的论述,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1)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到诗的政治作用时,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2)这种理论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在思想上则是《论语》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不少人以此作为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准则。对诗歌的创作有着长远的影响。
(3)“讽谏”说
①“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毛诗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②这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二、《史记·太史公自序》【节录】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自述著作《史记》的动机,说明了其历史观,以及《史记》一书的创作精神。
1司马迁作《史记》的动机
《史记·太史公自序》揭示了创作《史记》的意图。借古鉴今,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动机;也是《史记》一书文学思想的基础。
2《史记》的文学精神
《史记》草创于太初年间。司马迁从不满当时现实出发,在《史记》里,揭露和抨击周围黑暗现象,同情被压迫的人民。进步的历史观点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相结合,使得《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
3“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里某些进步文人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义愤愈加强烈,则作品的思想性也就愈为深刻。司马迁在本文里就阐述了这种观点。
(1)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历述韩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后,总结说:“《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2)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3)司马迁的《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并没有发泄私愤,而是既写了他残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伟大之处。“发愤著书”说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4实录说
(1)司马迁提倡并在《史记》写作中实践“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即不虚假地对统治者歌功颂德,不隐讳他们的凶狠残暴的恶行,一切都照历史的实际情况真实地予以记录。
(2)司马迁《史记》在记录刘邦、刘彻以及许多酷吏时,正是实践了他的“实录”精神。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论衡·超奇》[后汉]王充
1《论衡·超奇》简介
王充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倾向比较突出的思想家。《论衡》是一部富于进步意义和战斗精神的重要著作。《超奇》是《论衡》第三十九篇,内容主要是对作家的品评。这篇文章把一般文人分为几种:儒生、通人、文人、鸿儒等.通过对鸿儒的赞扬,王充提出了品评作者的标准,论及作者的修养,以及反对崇古非今的问题。
2王充认为品评作者高下应以是否“博通能用”为标准
(1)王充认为,品评作者的高下应以他是否“博通能用”为标准。王充提出“贵其能用”的主张。他认为鸿儒观言宝书传之文是为了“抽列古今”“纪着行事”,有益于“治道政务”。
(2)王充崇实尚用的观点虽是针对论说文、史传文而发,但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文学。这不仅对于汉代一度出现的浮夸虚诞的文风,“劝百讽一”的辞赋具有针砭作用,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也有其积极意义。
3王充对作者修养问题的论述
(1)怎样才能成为鸿儒,也就是关系到作者的修养问题,王充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不能光从外在的“文”下功夫,而更需要从内在的“实”作努力。他认为“才智”与“实诚”是内在的“宝”。“才智”是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实诚”是作者的真实感情,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
(2)“疾虚妄”说
①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他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他坚决反对“奇怪之语”、“虚妄之文”,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
②王充认为有“真”才有美,而“真美”又是和“善”分不开的。只有高度真实的文章和著作才是有益于世的。而虚妄之作是必然毫无实用价值的。王充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表里如一,内外相符,这就为文章的内容形式提出了标准,为文章做到文质彬彬指明了方向。
(3)王充也十分强调作者的感情对创作的作用:“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才能“夺于旰心”。这种看法对文学创作和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后来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就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4王充反对评价作者崇古非今的倾向
(1)在评价作者问题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的倾向。批判那种“好高古而称所闻”,以为“前人之业,菜菓香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的风气。提出以时代作区分,而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
(2)王充不仅批判崇古非今,而且把后世超过前代,看成理所当然。他认为经验需要时间积累,文章应该今胜于昔。他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文章创作的历史继承关系,为较准确地评价当代作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
四、《楚辞章句序》[后汉]王逸
赋是汉代一种新兴的文学体制,《楚辞》开汉赋之先河,从艺术形式的传统继承关系来说,屈原为辞赋家不祧之宗。然而关于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却成为论争的焦点。
1刘安和司马迁对《离骚》的评价
早在西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传》,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肯定了《离骚》,认为义兼国风小雅,可与日月争光,司马迁同意他的论点,把它写入了《史记·屈原传》而加以发挥,反复阐明屈原发愤抒情,存君与国的用意。
2王逸对《离骚》思想性的评价
(1)东汉班固提出了不同看法。王逸的《楚辞章句序》,是针对班固而发的。文中着重论述屈原的高尚品质,他“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地对待现实的积极态度,揭穿班固所强调的“明哲保身”之义,实质上是“婉娩以顺上,逦巡以避患”苟合取容的思想。
(2)在王逸看来,产生在黑暗时代里的文学,其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就在于怨和刺。《离骚》所抒写的“愤懑”之情,正表现了屈原政治上的坚定性。
3王逸对班固依托经义贬低屈原的反击
(1)班固依托经义来贬低屈原,王逸引经据典以挥戈反击;至于他称《骚》为“经”,更是对《骚》极端的推尊。重视屈原作品的思想意义,是正确的;然而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并不和五经,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都是“依经立义”,那就胶柱鼓瑟,窒碍难通,流于牵强附会。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甄华而不坠其实晞”。这就揭示出《楚辞》的特点,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