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高频腐败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改革开放前的腐败比改革开放后还要严重，毛泽东治理腐败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后腐败的病灶来自改革开放前。我们认为，有没有腐败与是否有效治理腐败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但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疾恶如仇，有效治理了腐败。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要用辩证的全面的观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相比，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较，是相当低的。1952年1月9日，薄一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讲道：“为什么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我们党内、人民政府内部、人民解放军内部和人民团体内部，仍然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期严重了呢？是不是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团体的素质在胜利以后反而退步了呢？是不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我们不能扑灭呢？毫无疑问，我们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不是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扩大，也不是和那时一样，而是缩小得多，只是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却是发展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衡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存在着两个参考系，一是与国民党时期贪污腐化盛行的状态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低频状态；二是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清明的解放区根据地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高频状态。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还要注意区分两个腐败频度：一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腐败频度；二是客观真实的腐败频度。

刚刚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考虑的是，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腐化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和打击，任其发展下去，党和国家将变质变色，将要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将因此而前功尽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们往往刻意强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腐败频度。在腐败现象出现苗头时，穷追猛打，绝不手软，警钟长鸣。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的长远战略。一般而言，政党为了进行政治统治与党派斗争，往往故意隐瞒自己党内的腐败现象，故意夸大其他党派内部的腐败现象。能够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样无私无畏地公开承认，甚至有意强调党内出现腐败现象提醒人们严加防范、下大力气治理的党，为世界所罕见。很可能，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宣布的腐败频度要高于事实上的腐败频度。

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中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大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在党内，有成千上万久经考验的坚强干部，有成千上万联系着人民群众的优秀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数党员奋不顾身，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延安时代，毛泽东、朱德亲手开荒种菜，周恩来成为“纺线能手”。一些民主人士深感延安与重庆的天壤之别。1940年访问延安的陈嘉庚称赞延安呈现“勤劳质朴、民生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新气象。共产党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使得辽西战役时的解放军战士不拿老百姓的苹果，解放上海时出现“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任，在1949年获得了执政党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看来，如何克服执政状态下的腐败现象，长久保持执政党地位，是一个新的考验。共产党以对人民和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丝毫不隐瞒党内的不良作风，防微杜渐，谦虚谨慎，发现党内腐化的苗头，立即毫不客气地大造声势，大张旗鼓地动员反腐败。在干部中出现腐化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出现腐化苗头立即给予严厉打击，这恰恰体现了共产党疾恶如仇，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