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到反腐败运动

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彻底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然走向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西北局的领导干部比较早地发现增产节约运动必然走向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趋势。195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各种不良倾向（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公私企业），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边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习仲勋紧接着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走去。”这已具有了由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到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认识，并且将此种认识转化为具体的工作部署。

习仲勋此种认识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应该是西北局领导层的大多数认识，不然不会在西北局形成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部署。习仲勋的这个报告得到主管《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的注意。1950年6月7日，胡乔木在给《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的信中，要求给予习仲勋的讲话足够重视，指示：“习仲勋报告应全登第一版。党报应表现出注意我党的各个最重要方面的问题的能力。”《人民日报》于当天在第一版的位置发表了习仲勋的报告。

值得说明的，习仲勋关于增产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关系的认识及其工作部署，局限于西北一隅。至少在1951年11月初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将增产节约运动彻底全面地发展为全国性的雷霆万钧之势的“三反”运动的思想。11月8日，志愿军委员会关于精简节约的布置向毛泽东并中央军委报告，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紧缩部队，节约增产，以克服困难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节约事宜做了布置，减少机关人员和勤杂人员，严格车、马配备，减少多余人员回国，爱护财物，节约使用，纠正浪费弹药的现象。11日，毛泽东在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此时的毛泽东更多考虑的是增产节约以支撑抗美援朝战争。

直到1951年11月20日之后，才有了将增产节约运动全局性地发展为“三反”运动的新阶段的契机。这一天，毛泽东批转了一份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所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东北局主要负责人的这个报告以及毛泽东对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报告的批示，在“三反”运动起源和发动的研究中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

据《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在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在增产节约中进行“三反”工作的经验，列举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丑恶现象，“其中提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东北局主要负责人1951年10月26日在东北一级干部大会的报告提到，自从1951年9月初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以来，发现在东北的不少机关、不少部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极其严重的浪费现象，“因工作不负责所形成的损失：如若干企业部门在生产中缺少精密的计算，以致积压资金、物质，未应用于扩大生产”“以国家资财作为‘小家务’，随意在国家规定的供给标准之外额外开支。”“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如某单位，今年七月比去年底增加人员百分之八十四。据估计他们如抽调出四分之一的人员，工作仍可以照常进行。”“生活铺张，如请客、送礼、任意购买家具，以及衣、食、住方面随意超越制度等。”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提出来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事实证明，恰恰是因为这些浪费现象的存在，才使得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得以浑水摸鱼，得以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资财。”“两个月来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工作中的无数事实证明：增产节约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这些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断送了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无法积累资金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因此，必须继续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高干部与群众的事业心和积极性，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心牺牲了千千万万个英烈而获得的红色政权会不会改变颜色。他重视东北局主要负责人的报告，立即从江山社稷能否安稳的高度，解读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对一个新政权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将东北局报告转发全国时，批示道：“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还要求在开展这项斗争后，每一个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调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就全国而言，在1951年上半年前，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仅仅作为增产节约运动的一个辅助措施，但是，在11月20日以后，以毛泽东对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报告批示为标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有突破增产节约运动所具有的财经方面意义之势。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引向深入，有必要开展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

《人民日报》马上作出反应。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醒目地指出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当成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但是，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情况马上有了变化。在“读者来信专页”栏目为读者来信加的通栏大标题是：“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发表了几封来信，反映了某些单位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对人民生命财产不负责任的严重情况。编者按说：“这种情况的造成，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各个单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有关部门必须对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一切负责人员予以应得的惩处。张家口市各机关进行了对贪污浪费的检查，该市人民法院并对四个有贪污罪行的干部作了判处，这是完全必要的。”还发表一篇报道：《张家口各机关检查贪污浪费，提高了干部觉悟改进了工作》。

到了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突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社论题目是《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在披露了大量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现象后，指出：这难道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吗？借剖析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新看法：“东北地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证明，增产节约运动的最大敌人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因此，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这是一个新的观点，标志着增产节约运动将被突破，一个为增产节约运动所不能涵盖的新的“三反”运动将全面开展。

《社论》特意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有的地方还只把它当作某些专门机关的工作。这显然是完全不对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不少贪污分子已经完全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利用职位盗窃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已毫无革命工作人员的气味。他们所给予国家建设事业的损害，是难以计算的。但是，许多地方却还没有认真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斗争。可见，《人民日报》是有意将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

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异乎寻常地集中刊发了一批有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文章。除发表社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外，还转发了上海《解放日报》11月19日社论《严惩贪污！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的摘要。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的通讯是《东北反贪污斗争深入开展，东北揭发并打击了贪污蜕化行为和官僚主义，加强了干部群众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与这篇通讯相匹配的有以下文章：《武汉第一纱厂和天津钢厂机电车间举办反浪费展览会，推动了反浪费运动的开展》、《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务室主任路星元贪污腐化严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已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并送司法机关惩办》、《南通专区部分农村中发生严重的浪费现象》等。党员干部的检讨有《山西省人民政府交通局对该局发生严重贪污案的检讨》、《河南省人民法院商丘分院副院长张泽的检讨》、《睢县司法科科长郭唤民的检讨》、《前睢县四区副区长轩辕尊言的检讨》等。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用3/4的篇幅发表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内容。

继毛泽东对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作出批示10天后，即1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西南区会议情况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的批语道：“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批示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比以往更加注意各地反贪污反浪费事情了。继毛泽东批示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邓小平的报告又使毛泽东提到了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的事，可见，反贪污反浪费成为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一个重点。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电文批示说“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之外，还特别提到了“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并且强调这是“一件大事”，要全党注意，筹划发动一场针对贪污浪费的“大清理”运动。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电报的批示中，提及对贪污浪费要来一个“大清理”运动，而在同一天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则用了“大斗争”一语。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就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报告，毛泽东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还要求各地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可以说，毛泽东在给东北局高岗、西南局邓小平和华北局薄一波的报告或者电文所作的批示和批语，体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图。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这应该是党中央在全国发动“三反”运动的最重要的标志。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决定，亲自修改了两遍，加写、改写了大段文字。毛泽东加写道：“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反贪污，必须反浪费。毛泽东特意加写和改写了一段文字：“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反浪费，必须反官僚主义。毛泽东特意加写和改写了这样的文字：“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也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毛泽东指示：将这个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地委和军队的军党委。在省委或地委召集县委人员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人员开会、在省军区或军党委召集军分区和团级以上人员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决定》对落实工作督促紧密，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其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于1952年内，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举行动员大会，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同志号召开展检查运动肃清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1951年12月2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举行“三反”动员大会，刘宁一副主席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指出：有的人以为工会中只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没有贪污，这是不对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相互关联的。就目前已揭发出的事实看来，全国工会系统中贪污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根据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因贪污而造成的损失即有人民币599587万元之多。刘宁一强调说：我们首先要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以身作则，认真地彻底地检查自己；然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国工人动员起来，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严格地整顿自己的队伍。最后，刘宁一号召大家要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到全国工人中去，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

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号召，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响应和配合。

1951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指示在强调“继续加强抗美援朝，提倡和推动增产节约，以及推动思想改造学习等三项工作，是本会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的同时，又说：“推动增产节约运动，必须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密切相结合。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的大敌，它对于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对这种严重现象不加以制止和克服，就会腐蚀我们新生的国家机构。而官僚主义正是贪污与浪费的温床，凡是贪污浪费最严重的地方，必然是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地方。因此，不坚决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增产节约运动就不能顺利展开。这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正是为增产节约铺平道路。目前各级政府正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各地协商机关必须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力地协助这一运动；要把这一运动发展到社会各阶层群众中，依靠群众，协助政府，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同时也应发动群众，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盗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彻底地肃清这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作风，肃清一切反动的国民党作风的影响，树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为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扫清道路。希望各地接到这一通告后，按照当地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来协助推动这一运动，并盼将工作情形随时报告本会。”这表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扩展到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群众也要响应并协助这一工作。全社会都要参与这项运动，为净化社会风气而奋斗。

同一天，已经进行了四天的天津市第三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了如何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会议代表一致认为应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951年12月31日，华东区的饶漱石在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动员报告，号召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

可以认为，1951年年底，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及各地各部门的积极响应为标志，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