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产节约——“三反”“五反”运动的最初动因

从客观的历史来看，“三反”“五反”运动最初的经济动因是国家为了解决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而发动的增产节约运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凋敝局面，经济财政形势的困难，体会到治理天下的艰辛。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给军队的一个指示中指出：“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负责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说：这一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很困难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历来是依靠进口的；水利事业遭到大破坏，年年受灾，而以1949年为最重；12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之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再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如此，铁路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在这里，陈云同志讲到了导致财政困难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从旧中国承接雄厚的物质遗产，反而不得不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穷困的烂摊子。有学者统计，1840—1905年间的65年，发生了9次列强侵华战争，13年零3个月处于战争状态。据初步统计，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的条约、章程、合同和专条达300多个，侵占中国领土173.9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法国、7个英国。这几十年里，外国侵略者索取战争赔款、续城费、犒军费以及经济掠夺、战争破坏造成的损失等，总计约上千亿两白银。1931—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破坏，使得中国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旧中国工业规模弱小，重工业尤其薄弱，钢的产量最高年份只有90多万吨。农业一直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国民党败退大陆，丧心病狂地炸毁工厂、矿井、破坏铁路、航运设备和水利事业。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西方晚了100~200年。对于1949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同旧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这一年钢产量仅15.8万吨，减少80%，煤仅3243万吨，减少48%，粮食为11318万吨，减少约25%，棉花为44.4万吨，减少约48%。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除了旧中国时代的国内外反动统治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财政困难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人民政府背上了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全部包下来的负担。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说：“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均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1949年12月8日，陈云同志在全国税务会议上说：“现在全国供给人数已达750万人，明年预计达到900万人。其中包括接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员。”如果不养活这些人，简单地遣散回家，必然造成地方治安问题，没有饭吃，就会走上不正当的道路，就要骂共产党，就要惹是生非，“他们跑到地方上去闹事，我们还要派部队去剿匪，那末，至少要两三年弄得我们不安，这个担子放在背上卸不下来。因此，我们必须管他们吃饭。这是毛主席的正确政策，必须执行。”全面接收的政策，在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同时，加剧了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1950年年初，全国军政人员达到900万人，财政开支浩大。

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经济恢复工作。1949年1月，东北地区开始普遍恢复经济，5月，山东解放区开始了这一工作。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长期战乱和反动政府的搜刮，基础设施和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江河湖堤长期失修，水旱灾害不断，城市工矿设备残破不堪。经济恢复需要大量投资。仅水利工程，著名的就有根治淮河、修建官厅水库、荆江分洪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开始动工和加紧施工的。1950年年底，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折合细粮897万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工程，建设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厂，所需要的资金额度是巨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折合黄金7亿两。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拥有6亿人口，每个人要拿出一两多黄金作为国家建设之用。而旧中国经反动统治阶级的盘剥，是一个著名的穷大国。中国人民已经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况。不要说培养建设工业化的技术人才，就是单单获得建设资金，也已经是横亘在我国工业化面前的一道难于逾越的壕沟了。

陈云同志在1950年10月1日回顾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时，我国尚未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6月25日，就在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做出大规模复员军队的十几个小时后，朝鲜国内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决定派兵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侵占台湾，阻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组织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19日入朝作战。这是一个贫弱的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农业国，与世界超一流工业强国、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之间的面对面的殊死较量。中国人民要赢得这场战争，是异常艰难的。战争意味着双方巨大的物质消耗。美国在这一时期运往朝鲜的作战物资达到7300万吨，直接军费消耗在200亿美元以上。抗美援朝战争给我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不得不加强国防力量，本来可以用在经济文化和其他事业的财力物力，不得不转向国防，财政概算的方针不得不“国防第一”。1950年国防费用达到28.01亿元，超支21.8%，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2.9%。这样的财政支出比例是必要的，是被帝国主义逼迫的。1951年，我们要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又要稳定市场，还要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抗美援朝的开支十分庞大。陈云在1952年年初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说：“周总理讲过，抗美援朝的支出要占去年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把银行印发的钞票也算在内了。如果不把印发钞票算在内，那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七。我们面临着的敌人是头号的帝国主义，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所用的兵力远远超过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用的兵力，前后达到一百多万。”1952年预算支出计划内国防费用占总支出的27.93%。

基础薄，国力弱，收入少，开支多的新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经济财政困难的局面呢？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筹集资金的办法，无非是剥削本国人民，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战败国的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这些办法，我国都不可能采取。我们筹集资金，增加生产是一个根本办法，勤俭节约也是一个好办法，这就是增产节约。

中国共产党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搞建设也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约搞建设。陈云在这方面有许多思想，1949年在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中说：政府正增加税收，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1950年3月，他在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报告中说，要节约开支：“节约开支最主要的要抓住这么几条，即一个人要顶一个人用，生产中不浪费，能不花的就不花，能缓办的就缓办。”把节省下来的钱和人力都用到生产上去。刘少奇在1950年的一篇当时没有发表的手稿中写道：“为了要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与加快工业化，就需要由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以投资于经济事业。”“中国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用节约的办法由自己逐步地筹集起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的。”“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条件之下，我们尽可能地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话用以说明不注意节约是不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斯大林同志说过：‘一个农民，他积累了少量的钱，他不用这些钱去修理犁头，革新自己的经营，而却买了一架大留声机，……花光了’。这样的农民，是不会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的。这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能够从人民的节省中筹集一些资金以投资于工业，但我们却不这样做，而由大家在消费中花光了，那我们就不能创造人民的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根据薄一波的回忆，1951年10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其中的四条办法与节约有关：（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开支大于收入，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将抗美援朝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在1951年11月20日发表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提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普遍地深入地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批评一些人把增产节约当成生产工作之外的临时任务，而把增产节约提高到“不只是解决某些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人民国家的根本方法”的高度，提高到当时“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的高度，并提出增产节约应该从十个方面开展，包括杜绝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减低成本；精简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编制；坚决反对贪污蜕化行为；在私营工商业和一般社会方面，提倡节约和俭朴，反对浮华和浪费，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流通或储蓄等。

可以认为，就全国而言，1951年10月是毛泽东号召的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始时间。但是，就地区而言，1949年东北老解放区的劳动竞赛，是增产节约运动的先声。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最早是从东北开始的。

东北是老解放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在全国没有完全解放，党和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东北人民努力生产，承担着支援全中国革命的任务。1949年10月，东北地区的职工广泛开展了新的创纪录运动。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据不完全统计，创造新纪录的人数有5万多人。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率先向全国工人提出劳动竞赛的倡议。该小组在1950年改进工具15种，创造了5项生产新纪录，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1950年4月，全国总工会推广了马恒昌小组的经验，在全国国营工矿企业开展了学习马恒昌小组的活动。东北地区处于临近朝鲜的地理位置，工业基础较为雄厚。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当然地成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可靠的后方基地。增产节约运动成为紧迫的重要任务。1951年5月18日，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发表文章号召：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工业的潜力，在争取完成1951年生产计划之外，争取1951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500万吨粮食的财富。

增产和节约价值五百万吨粮食的工作，首先是在工业系统开展起来的。1951年5月，工业部门的东北局城工会议提出“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口号。增产节约运动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热情，为了完成增产节约计划而学习技术，许多厂矿开展了群众性动脑筋、找窍门、挖潜力的合理化建议运动。1951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中提出：“工业部所属厂矿一至八月在完成原定的计划之外，已为国家增产节约四百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一十四吨粮食……工业部所属厂矿三十八种主要产品，九月份有三十五种超过了国家生产计划。沈阳十四个国营工厂，九月底已超过上级企业机构分配任务的百分之十；五个工厂九月份一个月完成的增产节约任务，等于前八个月全部完成数的三分之一。”

到1951年10月，企业厂矿所制订的增产节约计划，已经超过1千万吨粮食。东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1951年10月26日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9、10月各个厂矿增产节约数字逐月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整个计划是可能完成的，现在的奋斗口号是争取超过计划。”

增产节约运动继工业部门开展后，又在非生产部门中开展起来。东北局号召：一切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毫无例外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等非生产部门中，要运用工业部门开展这个运动的经验，认真进行清理资财、登记家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所属各厂矿职工，于9月底增产节约了价值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的财富。该部写信向东北局报捷。东北局领导人复信说：希望你们不骄不躁为完成增产节约800万吨粮食的任务而奋斗。同时我也希望东北各国营企业与地方工业的领导机关与全体职工，都能像工业部一样，争取提前并超额完成增产节约的计划！

在华北，北京市20个国营和市营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在1951年1月至9月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为国家多创造了价值2100多亿元的财富。劳动模范刘德珍的一个小组，因为采取了提前修复两台发电机、增修一台滤油机和提出11件合理化建议等方法，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即为国家增产节约了4700多万元。琉璃河水泥厂8月份一个月的生产量，即等于日寇统治一年半生产总量的1/4，等于国民党统治2年零9个月生产总量的1/2。在这一个月里，该厂职工为国家创造了5350000万元的超额财富。

在华东，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11月15日积极布置增产节约运动，具体领导精简节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决定全市中共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增产节约的文件，以便在思想上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全市党的报告员，分别到基层单位去作有关增产节约的报告。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拟订了关于精简机关人员、节省财经开支、精简会议、节省水电、使用汽车和房子等的具体办法。在不妨碍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各机关将抽调大批干部到基层单位中去，帮助和加强基层工作，改变有些机关臃肿的现象。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精简节约委员会”，上海市常熟、杨树浦、卢湾等区人民政府，也先后召开了精简节约动员会，并拟订了精简节约的具体方案。1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山东省级机关进行整编节约。11月2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整顿财经纪律拟订增产节约计划，华北区级机关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

继1951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后，《解放日报》在11月23日发表题为《为完成与超过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的计划而努力》的社论中提出：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饶主席号召华东地区一切国营工厂、矿山、交通、邮电等企业和其他财政经济部门及一切国营与公私合营的全体人员，高度发扬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从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提高设备利用率、改善操作方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减少废品、减少浪费等方面，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和超过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三万五千亿元的财富而努力。”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在全国国营贸易系统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全国国营贸易企业在1952年里实现增产节约总值人民币11万亿元。为此，1951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国营贸易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

各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在会议报告中强调了增产节约运动。11月29日，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时做总结报告，题目是《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11月30日，西南局负责人邓子恢在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联合干部大会上做报告，题目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在全国性增产节约运动开展之前，也有地区和部门提出要注意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可能与边区根据地节约朴素的优良传统有关，也可能与西北经济发展缓慢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不得不增产节约有关，西北的干部比较早地注意增产节约。195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有“自三月间，彭德怀主席号召反对贪污腐化、铺张浪费、本位主义等不良倾向后”一语，说明西北的干部至少在1950年3月已经注意到增产节约的重要性。在1951年11月29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习仲勋提出：“虽然去年我们曾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也有很大成效。”他提出许多增产节约的措施，其中提出：“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打破保守观点，揭发并克服贪污、浪费现象”“对于那种浪费金钱又办不好事业的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开展批评并加以纠正。”“对于各个方面发现的贪污案件，必须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开展必要的斗争，用以教育干部。”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此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被当作了增产节约的辅助措施，而增产节约才是中心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12月7日的社论《开展国营贸易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提出：“必须把反贪污浪费的运动，作为全国国营贸易企业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可分割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部分，才能有效地实现加速资金周转与减低商品流转费用的任务。”看似把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提高到重要高度，但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是为增产节约服务的辅助手段或办法。11月30日西南局负责人邓子恢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联合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认为增产节约的意义重大，通过增产节约，可以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进一步密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联系。铺张浪费的作风“如果不加以制止，让其发展，就有败坏革命干部、腐蚀革命组织的危险，因而也就有使党和人民政府脱离群众的危险。挽救的办法就是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贪污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实行增产节约，来消灭这种现象，克服这种不良倾向，以达到挽救干部、纯洁组织和提高工作的目的。”显然，这是把增产节约当成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目的，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成了增产节约的手段。可见，此时，尚没有将增产节约运动发展成为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反腐败运动。

应该说明的是，此时个别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比较早地发现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不是单纯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当作增产节约的一部分工作。

高岗在1951年8月31日的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指出在胜利后，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的老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害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号召东北各个机关和各个部门，开展反对贪污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高岗的报告共历时3小时。东北局通知各机关、各部门将传达高岗报告和整党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并深入检查本单位的工作。据《东北日报》载，9月3日东北人民政府北陵机关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传达高岗同志的报告，布置展开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于9月6日召开各部门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动员。财政部为帮助所属各单位开展反贪污腐化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特抽出30个干部组成检查组，深入各单位有重点地搜集材料。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党委对本系统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并在党的会议上，详细地讨论了为什么开展这一运动，特别是在贸易部门开展这一运动的意义。9月5日贸易部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动员大会，把事先搜集的材料中反映的问题揭露出来。当晚又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法和步骤，要求单位的负责同志，要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再向群众作一次动员报告，表明坚决的态度，还要求随时批判“领导上有官僚主义，我不能不贪污”“我从来不摸钱，那里能够贪污”“厚俸才能养廉，现在薪俸还低，我怎能不贪污？”等不正确的思想。开始揭发贪污事实时，号召下层负责同志带头检讨，召集活动分子会议。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工作人员动员大会，展开了坦白和检举贪污行为的运动，还组织已经坦白的干部到各单位作典型报告。

1951年9月开始，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先后在东北一级各个机关和各个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揭发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加强和提高了他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东北日报》在9月7日《反贪污斗争必须形成群众运动》的社论中，指出了反贪污斗争能否开展起来，能否收到应有的效果，其关键在于能否开展群众性的运动，并介绍了沈阳市的反贪污斗争经验。社论指出：贪污的人员虽然是极少数的，贪污的数目也有多少不同，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地危害着革命事业，他们都是“害群之马”。因此，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与处理，根绝一切贪污行为。10月26日，东北局负责人又作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具有把增产节约引向深入，引向“三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