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反”“五反”运动的性质

研究新中国高频腐败及其治理方略，不可忽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指1951年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场全国范围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的运动，史称“五反”运动。

发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初衷是什么？人们赋予“三反”“五反”运动什么意义？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启迪？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们认为，“三反”“五反”运动是由增产节约运动引起的，而增产节约运动的经济动因，是国家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的经济财政方面的困难。保卫新兴的国家政权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旧中国没有给新政权留下优厚的物质基础，新政权获取资金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在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企事单位中存在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为了增产节约，有必要开展反浪费、反贪污活动。在反浪费、反贪污活动中，发现浪费、贪污与官僚主义有关。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温床。一些领导干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群众情况和具体实际工作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不愿意研究。还有些干部貌似辛辛苦苦工作，专门在一些次要的事务问题上，在次要的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不去抓工作的中心和问题的本质。有的干部业务生疏，高高在上，只知道“签名”和“盖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报告中曾经提到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案例：中央贸易部在1951年向苏联进口治疗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为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再如，天兰铁路某一段的定线设计，设计工程师们设计了十三条线路的方案，争执了一年之久没有结果，延误了工期。”所以，把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并列，构成了“三反”的内容。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揭发出党政军民内部的贪腐行为，大多与社会上的违法资本家相勾结。因此，要彻底进行“三反”运动，必须反掉资产阶级的“五毒”。“五反”运动是对“三反”运动的深化，对“三反”运动的对象和领域进行了拓展。“三反”“五反”运动从整体上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围，已经从实现增产节约计划的经济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整顿干部队伍工作作风，清除腐化分子，挽救和教育犯错误的干部，抵御违法资本家对国家干部的腐蚀拉拢，保卫和巩固新政权，保持政治清明的政治运动，成为移风易俗、清洗旧社会污毒的社会运动。

经济史学家往往从经济学的视角，比较注重“三反”“五反”的经济意义。但是，吴承明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承认“三反”“五反”运动超越了经济意义，认为“‘三反’‘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服从于增产节约这一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或者专门研究新中国历史的专家们，则看重“三反”“五反”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将“三反”运动定义为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就其功能而言，“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可见，该书比较看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意义，肯定了建构新社会政治形态的重大意义。与之相类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比较重视这场运动的反腐败性质的同时，又延伸出来社会综合意义，认为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洗刷了旧社会官场和社会上的污泥浊水，“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造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看法，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1983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说法相一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认为：“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2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从性质来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

除了经济史家比较注重“三反”“五反”的经济价值外，比较多的学者们在肯定“三反”“五反”运动的反腐败政治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了“三反”“五反”的社会价值。我们认为，这场斗争的最初的直接起因，来自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面临的经济财政困难。为了克服经济财政的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增产节约运动。但是，增产节约运动本身的发展和后果，大大超出了经济范围。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必须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增产节约的目的。这样，从逻辑上，增产节约运动注定具有反腐倡廉，追求清明政治，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保持国家稳定，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