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特征

一、管理组织基础

中华传统管理在管理组织方面的基础，是家族化及泛家族化组织特征。

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单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涉及直系、旁系的亲戚关系，并以父子关系为基线上下传承，左右延展，成为一个家庭，或基于同宗同祖的多个家庭的亲缘性的族群。

家族的指导思想是家训、家诫，这是家族成员或后辈子孙们居家治生、立身处事的基本原则；家族生存、延续的基本理念是“家范”，家范的核心是家族的兴旺发达，如“诗书传家”“德勤”等；家规是以尊卑长幼、血缘远近的顺序确认的族群各成员的名分和层级规则。家族管理以家长为权威中心，行父为子纲、父慈子孝之礼。

在家长制管理下，经过长期的运作、积淀、繁衍、浸淫、发展，形成家族内部各家庭之间的关系，形成家族发展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式，形成维系和推动族群生存、发展的力量，形成族群的传统。这便是微观层次上的家族组织。

家族组织、家族管理基础上的家族关系和运作规律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形成中国历史的家族化组织管理传统。

家族化组织管理的特点有：第一，家族权力集中于“家长”，以“家长”为核心决策；第二，决策体现“家长”意志，由权威层系推动；第三，以家族利益为上，期望族群不断生存、发展；第四，用人“任人唯亲”，亲疏远近有别；第五，亲情重于制度，信用代替契约，理念替代规则；第六，依照“长子长孙”指定“接班人”的规则传承权力。

除家族组织外，历史上不同时代均有具有政府组织、经济组织、政治性组织、宗教性组织表现形式的多种组织类型。这些组织为了不同的目的，基于不同的需要，甚至依靠不同的联结纽带（利益、情感、信仰）形成和存在。然而在中国，“家国同理”“治家如治国”，家族制不仅在家族组织中存在，而且是一种一般的组织原型。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是基于血缘联结，还是依靠利益、情感、观念、信仰形成，其内在结构和运转规则都具有家族制的特征。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运转逻辑及其相应观念渗透、融化到了其他组织类型中，从实质来看，形成了一种泛家族化现象。

家族化组织管理、泛家族化组织管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组织运转规则、一种管理传统。它不仅存在于家庭和企业，而且存在于许多机构中。现代社会中，有些虽然不是家族，却又类似的亲缘性关系。例如，“可以将具有同乡关系的乡缘性、具有朋友关系的友缘性、具有同学关系的学缘性、具有同党关系的党缘性看作是具有亲缘关系或情谊关系族群”。这种变换了形式的家族，可以使人获得归属感、关系资源、认同感和抵御风险的力量。在一个部门中形成了“家族”体系，领导会关心、爱护部属，下级会忠于、报效长官，“家族”中就会出现“父母官”“家王朝”等理念和行为，出现“任人唯亲”“指定接班人”，或者朋党、圈子、宗派等现象。表现在企业，会出现“以厂为家”“终身任职制”和“终身雇佣制”的理念和行为，形成“亲如一家”的共同体。家族化组织管理文化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管理和组织管理的各个方面。很多企业看起来是现代化企业，有现代企业外在的所有形式，实际上是家族化组织的变体，实行的是家族化或泛家族化的管理，尽管管理者对此未必有清醒的认识。

二、管理规范

管理规范的特征是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的管理规范，情感化、经验化的管理约束和以德治国、儒法互用的管理框架。

（一）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管理

其一，以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和逻辑依然是自然层面上形成的不同个体个性、观念、利益和在此基础上结合而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社会力量乃至政治势力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逻辑，导致管理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在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官本位、权力本位，其源盖出于此。

其二，政治化管理过程同时也是宗教化管理过程。中国正统儒家思想不仅是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是终极道德理想。中国两千年来传统的“三纲五常”具有“天理”“良知”的“至上神圣性”和“普遍必然性”。有研究认为，“宗教睦道德本源于社会性道德”，在中国“礼源于俗”的历史学的考察中显露出来。清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刘师培说，“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具有神圣性、要求“普遍必然”的中国的礼制是以民间经验性习俗为来源。它来源于远古至上古（夏商周）的氏族群体的巫术礼仪，经周公而制度化，经孔子而心灵化，经宋明理学而哲学化，但始终保存了原始巫术的神圣性，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即所谓“礼教”。礼教正是被论证和被相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的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例如，作为这个礼教的轴心和中国古代诸道德根基的“孝”，本是氏族群体为维护、巩固、发展其生存延续而要求个体履行的一种社会性的道德义务。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族为支柱的小生产的农耕经济的时代产物。但经由巫术礼仪到礼制化和心灵化之后，“孝”便成为“天之经、地之义”，成为先验或超验的天理良知，即某种具有超越此世间人际的神圣性的绝对律令。“不孝”不仅违反人际规则，而且触犯天条，当遭天谴。从汉代《孝经》宣告“孝”是天经地义，到历代小传统中关于孝和不孝的传奇故事，都说明“孝”曾经长久是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

其三，社会性道德、宗教性道德，以家族血缘伦理为基础发展、成熟而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使得家族血缘关系和人际情感关系成为中国传统主流儒家思想的基础，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的心理模式。在中国，家庭血缘伦理、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伦理是内在一致的一套东西。数千年中国的儒家礼教强调的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礼制几乎无所不在，贯彻到衣食住行起居饮食各个方面，将人伦规范、社会统治体制与精神信仰体制紧紧捆绑在一起。

所谓“天地君亲师”就是一种表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三纲五常”“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理”等，这些内在都是一套逻辑。道德化管理、政治化管理成为中国管理传统重要特色。

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化管理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便构成中国传统管理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

中国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强调自然层面的心理作用过程，依靠管理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团结群众，达到管理的目标。虽然中国历史上，在管理方面各家各派有不同主张，但由于受血缘宗法社会基础的制约，以情理交融为原则的“德治”和“内圣外王”一直居主导地位。

（二）情感化、经验化管理

在血缘伦理社会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中国人情感化、经验化思维方式，管理过程中有鲜明的情感化、经验化特点。

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天下一统”是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礼者，履也。”“礼”的实现，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而且渗透在人们居家日用、饮食起居中。传统儒家以人性的情感心理作为出发点，以亲情作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引申到宗教（三年之丧、祖先崇拜等）。从而，“孝悌为仁之本”不是理性哲学思辨的结果，也不仅是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心理的情理结构。

因此，“礼治”既要求具有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分工专职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框架及其管理、控制过程，也要借重亲子情、朋友义、同学谊、同乡思等等这样一些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实现。

从汉朝开始，中国社会管理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考核、推荐而构成的人才管理和文官体制，这种体制既包含了正式结构的一面，也包含了非正式结构的一面。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与各种亲族关系和人情关系，交织成一张张复杂的情理交融之网。

中国人经商谋事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而不厌其烦，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感性化、情感化管理是重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重经验而轻思辨。小农经济必然重经验、重实际、重应用，重经验理性。管理上保持清醒的理性姿态，重人事而轻鬼神，重入世而轻出世，重德育而轻宗教，重王权而轻神权，把管理活动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实务基础上。另一方面，它不重言论，不重思辨“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重视日常实践经验基础上的领会和领悟，重视事实、实践本身。儒家的这种“知行”观，不仅是道德修养格言，也是管理的方法论。

（三）以德治国、儒法互用

与上述特点密切相关的，是管理手段上的以德治国，儒法互用。制度化工具不发达，以感性化、伦理化为特征的思维方式，道德修养不仅是基于血缘基础的宗法家族需要，而且是社会管理对人的德行要求，同时它又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和终极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为精炼地概括了传统管理下人生道路的特色。

两千年来中华管理以道德管理为主要手段。一方面，小农经济，乡土社会没有产生出成熟的技术和职业规范来，仅仅停留在“艺”的层次上，另一方面，技术和职业化的工具、方法属于“机事”“奇技淫巧”，于儒家提倡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炼大为不利。不仅不被倡导和鼓励，反而备受压制和排斥。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德治国、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形成一种道德治国，儒法互用的统治方式。

首先，“礼”要求个体自觉、主动的履行，其中特别是包括对内在情感的要求（如敬、庄、忠、仁、义、诚）。所谓“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要以自己优秀的道德、才能的修养，获得组织成员心悦诚服的衷心拥戴，才能领导和统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次，仅仅依靠“礼”还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手段上，还必须借助中国的“法”才能使之成为制度化的约束体系，才能惩戒、打击那些不按儒家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不法之徒”，维护道德正统，实现有效管理和控制。由此，“法”成为中华传统管理手段的一个基本方面。自汉代董仲舒开始，礼法交融，礼法互用就已成为管理手段一个基本特征。自此以后，中央集权，四方听命，一直延续两千余年，这种“法”，既是制度意义上的“法制”，也包含了“惩繁、刑繁”手段一义。汉代以来，由国家管理体制高度统一（郡县制），权力高度集中实现的“书同文”（文字统一，形式化概念系统同一）、“车同轨”（货币、度量衡统一）、“行同伦”（伦常纲纪、行为规范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形成长期一统局面、历数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再次，礼法交融。那么，究竟是“礼”重要，还是“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是理性的形式化制度在中华管理传统中起基本作用，还是情感性的“礼”更为关键？很难有一个此是彼非的简单结论，因为“礼”“法”交融，“法”中有“礼”，“法”本自“礼”出，而“儒法互用”。

汉代儒学所完成的“儒法互用”，是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即把原典儒学所强调的以亲子情为主轴、对人际等级关系和人性积极情感的培育和规范的精神，输入到汉代政刑体制中，构成“以孝治天下”的“法制”。

“以孝治天下”。把具有现实情感的“孝”注入社会政治体制里，主宰整个社会政治体制，改变了原法家（如韩非）追求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性立法方向，转为重人伦、重实质、重情感、重社会关系、重权变的伦理立法。所谓“援礼人律”“法由礼断”就是如此。

“屈法伸情”。外在的、形式化的“法”要让步于实质的、情感化的“礼”。首先要“合情”，其次才是“合理”。父母杖子不犯法，殴打父母犯死罪。借债应该还钱，见利不能忘义，“合情”总比“合理”要紧。形式上，制度、“法”居主导地位，实质上“礼”渗入“法”中，成为“法”的基础，“法”由此而演变为道德法、伦理法。

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比起客观的行为和结果来，更看重行为者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以动机作为管理上判断是非、衡量轻重的标准。这样，形式化制度规范便失去了无差别性和严肃性，“善恶”比“是非”更重要，伦常比利害更重要，情义比讲理更要紧，教化比刑罚更要紧。灵活性有余而规范严肃性、形式性不足，这就是以德治国、儒法互用的实际写照。

三、中国传统管理的优势与劣势

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传统管理和西方现代管理各有其长处和短处。中西两种管理由于不同的管理价值观和不同的管理类型，管理方法和手段也不同，甚至存在相左的成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管理传统，既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也是今日现代化的沉重历史包袱；既有在21世纪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的部分，也有成为民族走向现代化严重障碍、桎梏的内容。

梳理相关研究，中华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长于整体而失之于个体

一体化管理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把握整个管理过程，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注重整体的价值。从正面说，避免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泛滥；从反面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的整体成为缺少个性、失去活力、舒服个体创造性的樊笼。今天，缺乏独立个性人格已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碍。

（二）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

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管理和以德治国、儒法互用的管理重精神、重道德的倾向，在不为物欲所惑，培育高尚道德情操方面确实功不可没。但同时带来了小农经济长期延续，经济发展缓慢，物质生活基础薄弱，空谈道德化生活，“穷过渡”的历史遗产。

（三）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

“安人”的管理、“中庸”的管理，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各种辩证关系和协调发展，保持了管理系统的和谐和稳定。但不重视经济成就，缺乏进取心，安于现状的观念也随之而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父母在不远游”等，成为历史上管理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四）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长期控制之下形成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威胁，自成一种秩序，“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古不变的“经”已成为社会进步、组织革新、体制改革的极大障碍。在今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依然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五）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

过分注重整体，注重统一协调的管理传统和思维惯性，导致管理上看重事物的“道”，看重事物的道德意义，强调全面的、系统的、不偏不倚的总体把握艺术。忽视了“器”“技”“局部”的价值和意义，阻碍了职业化技术和工具理性手段的发展，限制了微观层次上发明创造的空间。

（六）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

中国传统管理集中在实用的、现实的、人际的侧面，掺杂着情感的“人事”方面的经验、思想、成就非常丰富，协调人际关系，维持群体和谐的技艺非常高超。纯粹理性的、工具性的技术理性和职能理性却不发达。这不仅是现代管理工具、手段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思维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