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现状述评及其意义

受制于中国历史被分成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惯性思维，中国旅游的进程也被分成古代、近代和现代，其中，1840—1949年是中国近代旅游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不仅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为中国现代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中国旅游发展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具体表现在：吃、住、行、娱、游、购旅游六要素初露端倪并日益完善，显现近代化的特征；在全球范围，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业正渐成新兴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扩大。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旅游研究由此启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仅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统计，就有《旅行月刊》、《旅外岭东周报》、《旅行周报》、《旅行》、《旅行卫生》、《旅行天地》、《旅行杂志》、《旅行便览》、《旅光》共9种旅游报刊，其中，创刊于1927年春季的《旅行杂志》出刊周期最长（1955年改为《旅行家》，存在28年，出版28卷）。旅游书籍除各种游记、旅行指南、名胜介绍不计其数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相关著作、译作有数十种之多。这些论著立足现实，借鉴西方，内容包括旅游经济理论、旅馆饭店经营、旅行卫生、资源开发、景区建设、旅游审美、旅游文化。总体上，这些论著有明显的“两多两少”的特点：一是因西方旅游近代化的实践水平和理论研究都较中国领先一步，故研究中“拿来主义”的东西相对较多，自己创新的成分相对很少，如，论著中经常连篇累牍地引用西方旅游的各项统计数据，介绍各国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对策；二是研究者多数凭借个人经验，基于感性认知，针对当时中国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就事论事，现身说法，故研究中应用对策相对较多，理论思考相对很少，如，陈其英《庐山面目新认识》，蒋德敬《开辟浙东风景区 建设雁荡山》、《建设浙江名胜区域》等。尽管如此，它们也为今天研究中国近代旅游保留了第一手的资料。

但是，一般人“从一种想当然的经验出发，认为旧中国贫困落后，除少数官吏、富商和外国人偶尔的游山玩水之外，旅游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旅游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使“关于中国近代旅游的宏观经济分析，由于缺乏起码的基础研究，而大多语焉不详，甚至付之阙如”。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研究几乎停滞，鲜有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旅游业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冲击、影响、利益和问题，以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深远意义，尤其是随着中国现代旅游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持续提升，“人们对研究旅游经济现象和本质产生了广泛、浓厚的兴趣”，“旅游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分支和应用型学科”。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同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仍然处于对西方研究成果介绍、引进和演绎的阶段，而忽略了对中国自身旅游发展规律的探索以及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是着重关注旅游业的经济属性，而忽略了对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旅游业尤其是中国旅游近代化的研究。与这一背景相关的论著并不少，郑焱、杨庆武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国家图书馆数据库的检索，统计出1980年以来的30年间共有216种关于旅游的论著，其中，专著23部，期刊论文151篇，学位论文42篇，并按研究内容将其分为“近代旅游史总体研究”、“近代旅行社研究”、“近代特定人物及群体旅游活动研究”、“近代旅游思想研究”、“近代会展旅游研究”、“近代旅游地、游憩区建设研究”、“近代旅业同业公会研究”、“近代区域旅游史研究”、“近代出入境旅游活动研究”、“近代旅游企业建设研究”、“近代旅游经济研究”、“近代旅游出版物研究”、“近代餐饮业研究”、“近代旅游交通研究”、“近代旅游文化研究”、“近代旅馆业研究”16个类别。但就总体而言，将中国近代旅游作为分析核心的论著仅20种而已，主要有专著和论文两大类。

专著类有：王淑良、张天来的《中国旅游史（下册）》“近现代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分11章23节，叙述近现代旅游发展的进程，介绍各种旅游活动的模式及著名人物的旅游经历，评点近现代旅游的思想理论，总结近现代旅游发展的经验教训。但该书系旅游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事实叙述相对较多，理论思维显得不足。张俐俐的《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分6章21节，从海关档案和其他档案中，收集1879年至1928年间中国出入境旅游人数、外国人客源产生地和入境目的地、国内旅游人数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际旅游收入和支出的数据，运用旅游经济的理论和方法，经过计量分析，对中国旅游近代化的发展状况做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计算了其增长过程中存在的周期波动、随机波动、季节波动，阐明中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基本规律和影响因素；通过比较，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追溯近代中国旅馆业的发展状况，揭示其管理水平、经营特点、运行规律等。该书完全以海关数据替代旅游数据，并以此分析中国出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收支情况，有夸大中国出入境旅游人数和作用等不足之处，但开创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旅游的先河，其许多观点、结论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性质，至今难以逾越。刘佛丁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一书之第八章“近代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系张俐俐所作，资料、观点、结论与上述《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大同小异。此外，现有的旅游史专著多以古代中国旅游部分为主，有关近代中国旅游的研究内容所占篇幅并不多，往往浮光掠影，甚至一带而过，如，彭勇主编的《中国旅游史》，除导论外，分5章19节，有关中国旅游近代化的内容仅占1章3节。

论文类有：在《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出版前后，张俐俐发表了《近代中国国际旅游客源市场浅析》、《中国、日本、美国近代国际旅游收支比较分析》、《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述论》三文，其中《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述论》根据档案和报刊中的文字记载，对中国第一家旅行社的发展状况和经营管理进行了微观分析，梳理出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贾鸿雁有《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旅游特点浅析》、《民国时期旅游研究之进展》、《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三文。第一篇总结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旅游的5个特点：踏迹访古，钟爱历史文物；心与物游，重视美感体验；游必有记，促进文艺创作；考察之旅，服务科学研究；奔走天下，长怀救国之心。第二篇概括介绍了民国旅游研究的主要进展，指出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三篇按照时间顺序，将民国旅游的发展进程分成抗战以前、抗战期间、抗战之后三个阶段，并从规模、内容、方式、文化等层面分析了旅游近代化的特征，指出民国时期在旅游实践和旅游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绩，表明该时期是中国旅游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由古代旅游向现代旅游转型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吕伟俊、宋振春《陈光甫的旅游管理思想与实践》，郑焱、易伟新《中国早期旅游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兼析企业文化建设与研究起于何时》，潘虹、庄东芳《陈光甫之中国旅行社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等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旅行社的经营业务、思想理念及其影响。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由西方传入中国后，最早出现于上海租界，再向华界逐步扩展，民国时期由沿海开放口岸向内陆城镇发展，成为人们旅游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并随着殖民主义的渗透成为政治空间，“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发展轨迹”，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在殖民主义影响下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本质特点。张进《近代商人与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一文，以张謇、荣德生、荣宗敬、陈光甫等近代商人营造地方社会环境、保护修复旅游资源、规划建设旅游景区、配套旅游服务设施为切入点，考察了近代商人在推动近代中国旅游事业现代化演变中的作用，认为近代商人发展旅游事业既是对近代旅游理性认识的现代反映，也是爱国爱乡、学习西方、发展公益的思想境界和人格追求的具体表现。李艳纯《近代上海都市旅游研究（1912—1936）》、姜涛《近代广东旅游的兴起与开发（1930—1927）》、潘研《俄日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的旅游业》、包振山《近代青岛旅游客源研究》、胡孝林《苏州旅游近代化研究（1912—1937）》、吴常燕《近代山东旅游研究（1840—1937）》等文，分别研究了上海、广东、大连、青岛、苏州、山东等地的近代旅游。

有关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一直很薄弱，几乎接近空白，至今仅有几篇论文涉及。在周峰主编的杭州历史丛编之五《元明清名城杭州》中，如《元明清杭州的饮食业》、《元明清杭州的西湖园林》、《明清西湖画舫》、《元明清杭州的旅游》等，杭州历史丛编之六《民国时期杭州》中，如《杭州最早的市内公共汽车》、《杭州民间娱乐事业》、《杭州西湖园林》等，或多或少有叙述近代杭州旅游的内容，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民国时期城市政府行为与杭州旅游城市特色的显现》一文认为：1927年正式设市是杭州城市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关节点之一；截至抗战爆发前的十年时间内，杭州市政府依据城市特色，确定杭州旅游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以西湖风景区开发为重点带动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发展，从而使杭州城市功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旅游城市的特色显著增强；杭州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从—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作为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主体的城市政府，已初步显现推动城市发展的主导性作用。《杭州旅游业和城市空间变迁（1911—1927）》一文，考察了1911—1927年间杭州城市从“闹市区”到“新市场”的空间变化，以揭示杭州和周围农村、杭州和大上海之间，在社会和文化关系上的重大变迁，认为变迁影响了杭州对自己城市的重新定位，以提供新的服务并替代正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产业，而最终导致新的旅游业的出现。“像现代杭州这样的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了上海这样的城市”。《民国时期杭州近代旅游业研究》一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史料，从民国时期杭州旅游景观的改旧增新入手，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杭州的三大旅游支柱产业：以“中国旅行社杭州分社”为代表的旅行社企业，以中西式旅馆为代表的旅游住宿业，以铁路、公路为主的新式交通客运业。特别关注这三大行业中具有近代旅游特征的经营活动和营销策略，力图探求杭州近代旅游业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新兴的旅游产业给近代杭州城市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

对中国旅游近代化也包括近代杭州旅游研究的简单回顾，表明虽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相关学术成果并不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显不够。正因如此，加强对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富有意义、充满挑战的课题。而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困难，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以下是选择对近代杭州旅游进行研究的缘由：

第一，如上所述，多年以来对中国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或传统旅游的考察上，而缺少对旅游近代化的具体解读，有关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也相应地很薄弱，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至今仅有寥寥数种论著。因此选择某个地区某个时期的旅游进行具体研究，探索其盛衰变迁的历史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旅游活动的本质、规律和特点，可以为研究中国旅游发展的进程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弥补过去重中国古代旅游轻中国近代旅游的研究缺憾。

第二，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整个19世纪，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的诞生，改变了旅行速度，催生了旅游近代化的发端。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西俗东渐与价值观念的衍变，市政建设有序展开，城市功能开始显现，中国旅游业已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而要深入了解中国旅游近代化的基本状况、发展水平，以及对当时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必须解剖某一个案，通过还原当时交通工具、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资源开发、旅游活动、客源市场、旅游文化的面貌和情景，以具体地区、具体时期为研究的切入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旅游近代化的进程提供实证支持。

第三，社会发展是一种历史的现象，表现在发展的前后连续，今天的发展必定以昨天的存在为基础。近代是中国历史也是中国旅游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考察旅游近代化如何经过艰难曲折，逐步地、缓慢地向前迈进的不可回避的历史环节。杭州自宋室南渡定都后，渐成东南地区繁华之地，同时也是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作为杭州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获得了迅速发展，2015年实现旅游总收入2200.67亿元。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9.31亿美元，接待入境游客342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1.2亿人次；拥有各类旅行社685家；星级酒店186家，其中，五星级酒店24家，四星级酒店46家；A类景区54个，其中，5A级景区3个，4A级景区34个。《杭州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2006—2020年）》确定的未来杭州旅游发展的目标是：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并构建“一心一轴七区五翼”的旅游空间格局。所谓“一心”，是“旅游增长与创新中心”，即，杭州的中心都市区，特别是以西湖为核心的城市建成区；“一轴”，是以“三江一湖”（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为旅游发展轴；“七区”，是七大“优先发展区”，包括西湖风景旅游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京杭运河杭州旅游带、湘湖旅游度假区、钱江观潮旅游区、千岛湖风景旅游度假区、天目山自然旅游区；“五翼”，是杭沪、杭宁、杭甬、杭徽和杭金衢旅游合作翼。因此进行近代杭州旅游研究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将从某一侧面展示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风貌，揭示杭州从传统旅游迈向近代旅游的轨迹，从中获得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

可以预期的是，首次梳理近代杭州旅游的盛衰变迁，揭示杭州旅游近代化的进程，有利于唤起人们对杭州以致人类所有历史文化遗产更多的珍惜和呵护，为共建共享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东方品质之城，朝着建设世界名城目标大步迈进的杭州提供历史的注脚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