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命题、方法与资料

（一）基本命题

本书先对“近代”、“杭州”、“旅游”三个概念进行界定。

1．近代

中国历史习惯上被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段，而学术界对其中近代部分上限与下限的划分一直存在分歧。之所以如此，除由于理论体系不同所造成的阶段划分标准差异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历史盛衰变迁的进程中，社会结构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演进并非同步进行，而往往是彼此先后。就本书所讨论的旅游近代化而言，其最初动力来自前文所述的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浪潮，使中国被船坚炮利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体系，即，由五口通商所带来的诸多外来因素的渗入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旅游的冲击，所以一般把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生视为研究的上限，如，《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提出的命题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旅游”和“旅游经济活动”，因为鸦片战争导致了包括上海、宁波在内的五口通商，意味着近代城市在中国开始出现，而旅游通常是围绕城市以及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移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过，该上限的界定只是理论上的标志而已，除个别方面如容闳游学西方、“公费观光团体”斌椿出访欧洲，直至19世纪后期，人口移动才对传统旅游产生直接的影响，刺激和催化向近代转型，或曰迈向近代化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目前还远未完成。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视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尤其是1911年以后，旅游活动、旅游方式、旅游市场、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开发等均呈现出新的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休闲和生活的方式受到重视，而且在旅游消费大众化的同时，出现许多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新特点，并充满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个人自由旅游的梦想和世界和平的梦想能否实现？人们会在旅游中小心地寻找自己家园并审慎地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还是会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在旅游中坠入不能自拔的物欲的‘丰饶羊角’”。因此，本书的研究首先限于1840—1949年旅游盛衰变迁的第一阶段，这恰与中国学术界习惯界定的近代时期相吻合。在该阶段，旅游近代化推进最快速的时期是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代，因此完全有理由把本书研究的重点时限确定在1911—1937年。

确定研究时限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该时期中国先后经历了两场空前的战争灾难：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937—1945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战争使神州大地遭到了严重破坏，陷入巨大的颠簸之中，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旅游近代化的进程。大致地说，当太平天国战争风起云涌时，中国旅游近代化的进程尚未真正起步；而日本侵华战争及随后进行的解放战争均波及全国许多地区，中国旅游近代化的进程受挫。因此，本书将研究的下限基本确定在1937年。当然，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在于其研究对象的时间性，而时间是线性的，难以绝对地割裂，“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因此，本书在叙述、解读近代杭州旅游时，或许会极其少量地引用1937年以后的资料作为佐证。

2．杭州

历史上，杭州的地域空间多有变化，总体上呈逐步扩大之势。隋时始筑城，东划胥山（今吴山）于城外，西侧包括云居山、万松岭，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唐代，杭州刺史李泌开阴窦、凿六井，白居易筑堤围湖，使市区与西湖结为一体，由江干一带向北延伸至今武林门一带。吴越国时筑牙城和罗城，牙城亦称里城，大致在凤凰山一带；罗城亦称外城，南起秦望山、六和塔一带，北至武林门外，西濒西湖达宝石山，东以菜市河（今东河）为界，由隋时的“三十六里九十步”扩大至70里（1里约0.5公里），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型”城市空间形态。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迎来杭州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的极盛时期，杭州成为南跨吴山，北至武林门，左依钱塘江，右近西湖，颇具气势的大城。元末，张士诚将杭州自艮山门至清泰门向东扩展3里，围原菜市河为城内，南面自候潮门以西缩入2里，将凤凰山截于城外，奠定了明清杭州城市的地域空间。辛亥革命后罢府、州、厅、县制而为府县制，设杭州府，下辖仁和、钱塘两县。1912年1月22日废杭州府，并钱塘、仁和为杭县。1914年设钱塘道，下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登、昌化等20县。1927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省分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筹办杭州市市政厅案，划杭县所属城区及西湖全部设杭州市，即，东南沿海塘至钱塘江闸口一带，西至天竺、云栖，北至笕桥及湖墅拱宸桥，东、西相距26公里，南、北相距30公里，东北与西南相距36公里，西北与东南相距23公里，全城包括城区、西湖、湖墅、皋塘、会堡、江干6区。7月，省务会议议决杭州市下辖江干、会堡、皋塘、乔司、湖墅、西湖、调露区及钦履区留下镇。10月，浙江省政府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杭州市暂行条例》修正案，根据修正案第三条规定，划杭州为城区、西湖、江干、会堡，皋塘、湖墅6区，划乔司、调露两区以及钦履区留下镇归杭县。1930年将杭州市划为13区，原有城区划为6区即第一至第六区，西湖区改为第七区，江干区改为第八区，会堡区改为第九区，皋塘区划为第十、第十一两个区，湖墅区划为第十二、第十三两区。1934年又调整行政区划，将原13区归并为8区，即第一、二区并为第一区，第三、四区并为第二区，第五、六区并为第三区，第七区改为第四区，第八、九区并为第五区，第十区改为第六区，第十一区改为第七区，第十二、十三区并为第八区。此后，行政区划仍有较频繁的更迭。

某种程度上，以上所述的杭州只是狭义的杭州，即，杭州城区地域空间的变化。事实上，相对于广义的杭州，即，行政建置上的杭州，其地域空间要小得多，如后者清时即下辖钱塘、仁和、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8县。因此，本书所研究的杭州，只是一个较笼统、模糊的概念，并不完全限于上述地域空间，反映的是整个区域的面貌。

3．旅游

在中国古代，“旅游”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梁朝沈约的《悲哉行》写道：“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及唐，“旅游”一词开始大量使用，其中，《全唐诗》中以“旅游”为题的诗即有6首，“旅游”在诗句中出现的次数达25次之多，如贾岛的《旅游》。但是，古汉语强调字、词、句“三落实”，“旅”与“游”有各自的含义，不能轻易视为一个单词。所谓“旅”，《说文解字注》曰“凡言羁旅，义取乎庐；庐，寄也”，有“行走”、“寄居”等意义；所谓“游”，即浮行水上，有“游玩”、“游冶”等意义。换言之，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出行者离开自己的居住地，所处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如，旅客、旅居、旅馆、旅次等；后者强调出行者的动态活动，如，游玩、游学、游艺、游说等。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旅游”一词系外来语，因为中国在晚清以前没有旅游可言。那么，西方又怎样界定旅游呢？

在西方，学术界几乎都是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意义来界定旅游的，一类属理论性的定义，另一类因统计需要而定义。前者包括：1942年，瑞士汉泽克尔（Hunziker）和克拉普夫（Krapf）提出，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此前，日本修雷纶曾提出类似的定义，旅游是指进入一定的地区、州或国家旅居而外出旅行的外宾入境、旅居和出境一切形式的现象以及与此现象直接有联系的现象，而且特别是作为经济的现象。世界旅游组织（UNWTO）在1980年马尼拉会议后，拟用“人员流动”一词替代“旅游”一词，其定义指人们出于非移民及和平的目的或者出于导致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及精神等方面的个人发展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合作等目的而作的旅行。仑德伯格（Lundberg）则认为旅游（tourism）与旅行（travel）是同义词，“旅行可以是由于除上下班工作通勤以外的任何目的，人们离开他们的长住地社区前往异地所进行的行动和活动”。1981年，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AIEST）根据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的定义，提出旅游是“由人们向非永久居住地或非工作地旅行并在此处逗留所引起的相互关系和现象的总和”，就是所谓的“艾斯特”定义。后者源于旅游统计，其中，最早的文献是意大利包立欧（L.Bodio）于1899年发表的题为《旅意外国人之移动及其消费金额》的论文，其多把旅游作为一组活动看待，它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麦金托什（McIntosh）和格德纳（Goeldner）提出的定义：“旅游可以被定义为旅游者、产业供应商、目的地政府和目的地社区在吸引和接待旅游者和其他参观者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仑德伯格则组合旅行和旅游，将旅游包括的部门归纳如图1-1所示。

基于西方和非西方对旅游的认知，本书在研究近代杭州旅游时，首先有以下两点前提：一是本书所指旅游是旅游活动的通称，除人类自身的旅游活动外，还包括围绕旅游活动展开的交通工具、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资源开发、客源市场、旅游文化，以及对当时及以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二是在有关中国旅游近代化的资料中，多使用“旅行”一词，如，中国旅行社的刊物即取名《旅行杂志》。而旅行显然不能等同于旅游，前者强调“行”，通过“行”进行各项活动；后者侧重“游”，“游”是活动的主要目的。但两者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旅游必须具备旅行的过程，即使是以各项活动为目的的旅行，也难免在旅行过程中借机游山玩水、娱乐休闲。因此，仑德伯格认为旅行就是旅游，两者是同义词，可以替换使用。本书较多使用“旅游”一词，以符合人们对于旅游的一般认知。

（二）学科方法

由于旅游活动的复杂性，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导性理念，“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历史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其他学科进行合作：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等合作”。对其研究自然将涉及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旅游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如对地理学科，阿·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写道：

从远古时候起，许多作家、好学的和善于观察的人已经看到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自希罗多德以来，许多旅行者描述了这些差异；自修昔的底斯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把它们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础。但是，把它们建成一门科学，即对它们寻求解释的想法，直至很晚近的时候才有，差不多到18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在那时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入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这种描述主要被当作一种具有实用性质的知识，或是人类的习俗及不同存在方式的一种生动别致的写照。它们是一些为旅行者导游的资料汇编，一些常常穿插许多使读者心旷神怡的惊奇故事的报道，一些充满历史回忆的地理和距离的罗列。

在本书研究中，似乎有三个学科特别引人注目，即，历史学、旅游学和社会学。

1．历史学

在古希腊文中，“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是询问或调查，后来延伸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诚如法国史学家马鲁（Henri-Irenee Marrou）的定义：“历史是人类的过去的知识。”历史学的研究“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并探寻其内在规律。本书即将进行的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无疑是对近代发生在杭州的人类的旅游活动进行探究，并根据对旅游活动的实践描述，考察其历史背景、地位影响和发展规律。本书作为旅游的专门史，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和空间范围内作了一定规定，时间上定位近代，空间内定位杭州，既是旅游断代史的研究，也是旅游区域史的研究，但必须在通史的背景下，就近代发生在杭州的人类的旅游活动做出真实的记录和合理的解释，因专史“所述者，仅一种连续抽象之描写而已。而在所有此种抽象现象中本有其具体之连锁，此种现象或皆产生于同一人群之中；或皆为同一人群之产品，而此种人群又往往有其某种共通之伟业（如迁徙、战争、革命等），为各种现象特殊之共通原因。……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虽完备异常，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始终留有不可或缺之部分。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其特殊性在于描写具体之真相，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所以通史之为物，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通史之事实，无异专史中事实之配景”。因此，研究首先必须对该阶段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的背景作较为深入的考察，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各种旅游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同时以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为指标，针对杭州地域空间内及与其相关地域空间的各种旅游活动进行整体性的探讨，在比较中，凸显近代杭州旅游的特殊性。

2．旅游学

应该说，直到今天，旅游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方法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棘手难题。按照库恩（Kuhn）科学哲学理论，旅游学似乎处于“前科学”或“前范式”阶段，其特点是“对于基础理论没有形成一致，并不断的争论。……理论的数量几乎与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人一样多，并且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从头开始建构他的理论并证明自己理论方法的正确性”。更有甚者，如，特里伯（Tribe）提出“旅游研究是否能现实地描述为一门学科”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且认为与旅游相关的问题如此复杂，含义如此繁多，以致任何一位只有一门学科背景的专家都将无法承担研究的重任，从而否认旅游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是，莱佩尔（Leiper）认为旅游学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门学科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展示不同的特点。他在对旅游进行定义时运用系统的观点，提出旅游是一个系统，内部包括旅游者、客源地、运输（交通）线路、目的地及旅游产业5个要素，并在一个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经济、政策、技术相互作用的广阔环境下运作。瓦诺（Vann）提出切入旅游研究的4个方面，即游客、中介组织、资源供给、社会环境。米尔（Mill）等在《旅游系统》一书中，提出旅游系统的构成成分，包括市场、旅行、目的地和促销。促销将目的地推向市场，而出游则使游客（市场）到达目的地。

旅游学学科地位和研究方法之所以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热点，主要在于该学科具有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和前沿性，研究旅游很难就事论事，相反将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本书所研究的近代杭州旅游，就是试图在时空上，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解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现象，解决在旅游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尝试构建旅游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和一般方法。

3．社会学

如上所述，在西方，社会学首先对旅游活动进行研究，强调从社会整体的视角，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研究旅游活动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同样，本书在研究中，试图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解决三大难题。一是宏大叙事下的社会史研究很难把握历史的整体性，整体历史只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落实。社会史研究多采取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本书以近代杭州为研究对象，从较小的角度切入，利于描述一定时间顺序上和空间范围内旅游活动的面貌。二是近代杭州正处在传统旅游向近代化迈进的社会转型阶段，“社会转型”意味着现代性的生长与传统型的隐退及两者的融合，内容涉及近代杭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本书以旅游近代化为主题，分析杭州传统旅游转型过程中衣食住行的变化及特点，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学“生活方式”概念所包含的许多研究层面相契合，研究一定离不开社会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帮助。三是传统史学通常以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本书尝试改变以往研究对象的政治史范式，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入手点是微观的基层社会和社会群体，探寻彼此的旅游活动。也就是说，通过查寻资料，多做一些大众旅游活动的研究，而不是仅限于官宦、商贾、士人等社会群体。

几乎人类所有的旅游活动都是基于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展开的，对其研究自然涉及多门不同的学科。本书试图将对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设计成多学科交叉、综合的课题，借助不同学科交叉、综合的优势还原当时旅游的真实图景。但是，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一些很难回避的难题，如概念界定方法、价值评估标准、资料取舍处理甚至包括注释规范这样的细小问题，更重要的则在于各个不同学科怎样互相影响、互相吸取长处，这些都是知易行难。本书的原则是：因叙述的是近代杭州旅游的盛衰变迁，总体上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必须基于历史学的基础，至于研究的方法、手段提倡自由发挥，借鉴不同学科的长处，使研究更加充实。

（三）资料来源

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资料的收集和鉴别永远是项基础工作，如，20世纪20年代的“史料学派”曾提倡“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看来，对资料的重视，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也是传统治学方法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同样是本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有关近代杭州旅游研究的资料，大致上分成4个部分，即档案资料、书刊资料、口传资料和研究资料。下文略作介绍。

1．档案资料

档案资料因其原始性素来受到学术界的深度重视。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大陆档案管理工作的特点，以及档案整理工作的相对薄弱，使得利用档案不仅有许多禁区而且要求投入较多的精力，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得到了第一手资料，这种投入往往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现存的大部分档案资料都是来自民国时期的政府档案，包括法规、文件、报告、报表、计划书、调查表等，如《杭州市取缔西湖建筑法规》、《杭州市取缔开采山石规则》等法规、法则，展示了当时杭州市政府保护西湖的认识和举措。这些档案资料，一些未经整理，藏于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等处，少数已经整理，汇编成册，如《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1927—1949）》等，所记资料十分珍贵，对本书的研究帮助很大。

2．报刊资料

报纸、杂志和书籍这些出版物，是本书研究重点收集的资料之一。

具体而言，一是报纸，数量繁多，如在1931年仅杭州本地出版和发行的，即有日报8种，日销售量22600份（详见表1-1）。这些当时出版的报纸，虽为吸引读者眼球，多数内容故弄玄虚，大摆噱头，但能直接反映旅游活动各个方面的情况，极为重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注意查阅诸如《申报》之类的权威性报纸，从中收集社会名流游记、旅游活动信息、名胜古迹整治等方面的资料。二是杂志，数量同样繁多，如在1931年仅杭州本地出版和发行的，即有63种，其中，日刊7种，3日刊1种，6日刊1种，周刊7种，旬刊6种，半月刊18种，月刊19种，双月刊1种，季刊3种。本书以《旅行杂志》为主要资料，从中收集旅游活动、旅游随笔、风景名胜、旅馆饭店等方面的内容。三是书籍，包括研究论著、调查报告、旅游指南、名人游记等。需要说明的是，书刊资料数量大，内容多，难以面面俱到，在研究过程中，只收集与当时杭州旅游相关且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还有境外游客所做的游记。其中，在欧美影响最大的数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sloum）和赖特（G.N.Wright）于1843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这个古老王国的风景和社会习俗》，该游记以130多幅精美的蚀刻铜版画和生动的文字描述，将一幅幅中国风情画展现在西方人面前，包括对杭州的介绍。清末民初又有一些境外游客的游记，真实地记录了杭州的古迹遗存、生活方式等，如，毕晓普（Bishop）夫人于1897年来中国时，最先到达的城市就是杭州，在她两年后出版的《长江流域见闻录》一书中，对杭州做了直观而生动的描述，且刊登了梅藤根医院、司徒尔教堂、灵隐大雄宝殿、京杭大运河两旁的江南民居等照片。美国传教士费佩罗（Feipeiluo）出生于中国，1898年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中国，著有《杭州游记》一书，留下的杭州老照片数量惊人，包括城隍庙里的求签者、大运河边的船民、石屋洞里的菩萨以及玉皇山上的七星缸等。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后代慕阿德（Moule, Arthur Christopher）从小在西湖边长大，说得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应聘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学教授，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论著，在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行在所（杭州）考》，是专门考证杭州古都风情、西湖山水的。20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盖洛（W.E.Gallo）曾数次到中国考察，并于1911年出版了《中国十八个省会》一书，杭州赫然列于中国各省会之首，内有凤山门、太平桥、商业街等今天罕见的场景。

3．口述资料

本书使用了一些口述资料尤其是文史资料。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口述资料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原因主要在于当事人多数年逾古稀，回忆仅凭印象估计，不可能提供准确数据，于年月、事实有一定的差错，描述性的内容多，归纳性的评判少，加上当事人在回忆时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与事实有距离。但是，这些文史资料因具有亲历、亲见、亲闻“三亲”的特点，一说就清楚了，如唐德刚所说，民国时期有许多的事情，自己本来懵里懵懂，经当事人叙述，就恍然大悟，把自己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又说，读千百种胡适的传记，还不如读一部《胡适口述历史》，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本书使用的口述资料主要是各地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如，杭州市政协所编《杭州文史资料》，熊恩生、王其煌主编的《杭州文史丛编》等，后者分《政治军事》（上、下）、《经济》（上、下）、《文化艺术》、《教育医卫社会》4卷共6册，反映的是近代杭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资料的不足。

4．研究资料

学术研究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前人的积累和成果密不可分。本书也即如此。尽管对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成果不多，仅有寥寥几篇论文，但前人对近代杭州尤其是中国旅游近代化的研究，不论在理论、方法还是思路、资料上，都为近代杭州旅游的研究提供了帮助。正是前人开创性的工作，为本书提供了极大便利。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资料，本书的面貌将逊色得多。

对近代杭州旅游研究资料的挖掘恐怕难以一蹴而就，相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本书的挖掘以及即将开始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而期待学术界有更多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