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章节涉及的基本问题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阐述“近代杭州旅游的盛衰变迁”这一主题。回答这一问题,从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尤其是基础设施改建和服务设施改进,对近代杭州旅游产生了什么影响?在中国传统旅游迈向近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近代杭州旅游呈现怎样的一种新面貌?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如何?对当时及以后杭州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又如何?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传统杭州旅游的转型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发展水平?如前所述,旅游近代化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现象,包括交通工具、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资源开发、旅游活动、客源市场、旅游文化等。换言之,回答上述问题,理应求详求全,覆盖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各个层面。但理论设想与实际研究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比较突出,将影响本书的定位。

第一,旅游近代化首先是围绕城市展开的。五口通商以前,出于“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的需要(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三。,中外交往几乎完全限于广州一处口岸。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清廷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次年,广州、厦门、上海开埠。道光二十四年(1844),宁波、福州开埠。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中外交往日渐频繁,一个以东南沿海、内陆沿江和北方边境地区各个通商口岸为主体,辐射东南亚周边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客源市场随之形成,中外游客主要往来于我国的上海、广州、天津、牛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汕头、厦门、福州、香港、澳门、台湾、琼州、北海、梧州、三水、江门等地,以及日本、朝鲜、俄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张俐俐:《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第53页。杭州固然风光秀丽,“毕竟西湖久擅名胜,游人恒留连不忍去,杭州繁盛半赖此湖”《三个月之杭州市政》(《杭州市政》周刊特刊),1927年,第71页。,历来是游山玩水、娱乐休闲最优胜的目的地。民国初年拆除城墙,“西湖搬进了城”钟毓龙:《说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1927年5月杭州组建市政府以后,在发展城市的8项措施中,就有疏浚西湖、改进旅游景区两项。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卷》丙9,1933年。市长周象贤曾明确指出:“欲繁荣杭市,首当整理西湖,吸引游客”杭州市政府秘书处编:《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1937年,序。。但与杭州的区位条件、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杭州始终未成中外游客光顾最多、最为频繁的旅游目的地,在境外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中,排名前列者依次是上海、天津、汉口,客流量占总数的80%左右,其余分散在厦门、汕头、镇江、宁波、苏州、杭州、大连、烟台、牛庄、哈尔滨、安东、芜湖、宜昌、温州等;张俐俐:《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在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中,排名前列者依次是上海、汉口、天津、苏州、镇江、汕头,其余分散在烟台、牛庄、大连、长沙、杭州、温州等。张俐俐:《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两项排名顺序表明,在大多数时候,来杭中外游客所占的份额并不高,杭州不是境内外主要旅游目的地。受此影响,杭州旅游近代化的进程不仅相对于落后上海等通商口岸二三十年,而且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基于这一认识,应实事求是描述近代杭州旅游的盛衰变迁,不能人为拔高。

第二,学术研究的开展,一定受到现存资料的限制。从总体看,现存有关近代杭州旅游的资料虽称汗牛充栋,但这些资料不仅分散,而且多囿于描述性的记载,至于反映当时旅游经济状况如游客人数、旅游收支等的资料则更少。资料的制约导致本书研究重旅游活动的具体描述而少经济状况的量化分析。

限于上述两点,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本书,除第一章“绪论”外,大致分成三部分:一是阐述传统杭州旅游的基本格局及其迈向近代化进程的背景;二是具体描述近代杭州旅游交通工具、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资源开发、旅游活动、客源市场、旅游文化的基本面貌;三是客观评价近代杭州旅游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当时和以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评估近代杭州旅游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具体而言,分为7章,各章节的内容如下:

近代以前,传统杭州旅游是怎样的基本格局?第一章“近代化前夜杭州旅游的盛衰变迁”首先把传统杭州旅游划分为起源、发展、繁盛3个阶段,以梳理其发展线索,并分析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发展水平,认为景点景区、游览线路、旅游产品、娱乐休闲、导游图书、旅游形象构成了传统杭州旅游的基本格局,奠定了近代杭州旅游的发展基础。在旅游史上,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团队旅游,开启了全球旅游近代化的进程,体现了现代旅游的雏形和基本特点,基于旅游近代化的背景及其主要特点,传统杭州旅游的发展水平大致包括以观光、娱乐、朝圣为旅游目的,以分散、自发、随意为旅游方式,旅游范围浅游,旅游经营薄弱等特点。

旅游近代化的推进,并非凭空或偶然出现,而是技术、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逐步提升的产物。第二章“社会进步对近代杭州旅游的影响”,从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描述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包括杭州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以及农村、市镇、城市三个层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认为杭州旅游近代化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近代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引起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前提的;以国门洞开、西俗东渐为背景,从欧美旅游风气、新式节日制度、旅游代理机构三个方面,叙述西俗东渐所引起的变化,就旅游涉及的对象而言,最初是政府倡导,然后影响工商及一般的居民,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

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建尤其是近代交通工具的变革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引进,对近代杭州旅游的影响如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杭州旅游的近代化?第三章“基础设施改建与近代杭州旅游”第一部分分旅游目的地外部交通和旅游目的地内部交通两部分。前者叙述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在杭州引进和发展的水平,以及对近代杭州旅游的影响;后者首先介绍在传统社会,杭州的交通工具十分单一,陆路是轿子与马匹,游湖乘船,近代以来已有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公共汽车、西湖游船等,不仅有轻便、快捷、低廉等优点,更重要的在于因杭州道路的改变,这些近代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在杭州旅游当中,让人耳目一新,游兴大增。第二部分把拆毁城墙、铲除旗营、“西湖搬进了城”作为“杭州市政建设”的开端,讲述旗营旧址开辟为新市场,以及杭州市政建设中道路、桥梁、建筑物等“硬件”,电力、通信、自来水等“软件”,从城市的工作、居住、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分析杭州的城市化进程,认为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量是旅游需求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旅游的近代化首先是围绕城市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产生和发展的。

第四章“服务设施改进与近代杭州旅游”首先研究杭州旅行社的发展状况,认为尽管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营实体,至少在业务上与上海总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业务拓展、自身发展上具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旅游产品”、“以形象塑造为目的,编印宣传材料”、“以旅游经营为主线,兼营其他业务”三大特色。然后简单介绍近代杭州的旅游管理接待机构。旅游服务设施属旅游供给的范畴,是旅游目的地吃、住、行、娱、游、购六要素与游客活动相关的实物、设施甚至劳务的总和。本章接着对近代杭州的旅馆、餐饮、娱乐、购物等进行追溯,以凸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旅游服务设施对杭州旅游近代化的影响。其中,旅馆是研究的重点,既介绍数量与布局、硬件与软件,又研究规模与水平,结论是杭州近代意义上的旅馆的起步时间和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上海、北平、西安、苏州、温州、开封、长沙等重要通商口岸以及交通枢纽城市,但量和质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前提条件,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据此,第五章“近代杭州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分“古迹遗存保护”、“旅游资源开发”两部分。前者首先叙述近代尤其是民国各届各级政府对古迹遗存保护的重视,以及国家层面颁布的一系列保护、利用的条例;接着以灵隐寺、岳王庙、钱王祠、于谦祠、保俶塔、六和塔为典型案例,叙述近代杭州维护修缮古迹遗存的概况。后者分开辟公园、添建景点、疏浚西湖、整治环境4部分,介绍近代杭州旅游资源开发;其中,开辟湖滨、孤山等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以及添建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淞沪战役国军第八十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富有时代气息的建筑群,是旅游资源开发的特色。

第六章“近代杭州客源市场分析”聚焦旅游活动的主体——游客,分“旅游活动”、“客源市场”两部分,描述近代杭州旅游客源市场。前者从观光旅游、宗教旅游、会展旅游、修学旅游4方面,利用游记、回忆录、报导等文献资料,描述中外游客在杭州的旅游活动。对人员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站在国家或地区的层面进行剖析。第二部分“客源市场”首先把近代杭州旅游客源市场界定为境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三部分,然后分析各客源市场的特点。所谓“境内旅游”,指当地居民在杭州的旅游活动,仍以观光、朝圣、娱乐居多,吃喝玩乐是杭州当地居民旅游的主要目的,而且越演越烈,本节简单指出其中的三个原因;所谓“出境旅游”,指当地居民包括离地农村居民、失业城市居民、接受教育者、外出商贸者离开杭州,赴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旅游活动;所谓“入境旅游”,指其他城市包括外国游客在杭州的旅游活动,从境外游客旅游目的地、境内游客旅游目的地排名顺序看,杭州排名偏后,不是境内外主要旅游目的地。遗憾的是,因缺少相应的统计数据,未对近代杭州境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的客流量、旅游收入进行详细描述,这是今后亟待加强的资料收集和重点研究领域。

中国传统旅游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重安居、畏客居,以儒家自然审美观和保守内敛旅游观及庄子的“逍遥游”为基础。在近代中国,这一“浅游”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积极入世、富于实践不时受到干扰。第七章“近代杭州旅游文化概述”认为近代旅游思想虽是中国传统旅游思想的延续,但发生了变化,具有“旅游是一种心理的需求”、“旅游有助于国家的自强”、“旅游有助于公德的培养”三大特点。把商品意识的增强作为本章内容加以研究,是想说明:就旅游供给者而言,必须持续开发,满足旅游需求者多元化且不断变化的需求;就旅游需求者而言,在旅游过程中购买满意的商品,是其最大的愿望。本章通过描述导游指南、旅游商品,反映近代杭州正不断增强的商品意识。前者概括了近代杭州导游指南多种类、较应时、用照片、重细节的4个特点;后者在简述几例旅游商品后,认为西湖龙井茶、王星记扇子、张小泉剪刀、杭州丝绸是近代杭州四大特色旅游商品。

结语分“基本特点”、“总体水平”两部分。前者首先归纳近代以来杭州旅游“以旅游作为城市定位”、“旅游六要素初步具备”、“旅游目的地地位提升”三大特点,接着从市政建设、地方经济、发展方向、西湖风貌四个方面,分析近代杭州旅游对当时及今后杭州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尤其是旅游发展的深刻影响,其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同时存在。后者在简单对比杭州、上海两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总体水平的基础上,评估了近代杭州旅游的发展水平,认为近代杭州旅游的总体水平并不高,旅游目的、旅游方式、旅游产品、旅游服务仍较传统,旅游竞争力相对有限,相对落后于上海、北平等重要通商口岸以及交通枢纽城市。杭州虽未成为主要旅游目的地,但因明确城市发展方向,初步具备旅游产业,基本形成客源市场。清末民初不足50年的时间是杭州传统旅游走向近代旅游承上启下的时期,在杭州甚至中国旅游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