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旅游的近代化考察

在严格意义上，托马斯·库克并非最早进行有组织旅游的人。在他以前，就出现了一些有组织的旅游，1838年，欧洲有了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团队旅游，一些英国人被组织起来乘火车去法场看绞刑。1839年，德国威斯巴登矿泉疗养吸引了大批游客：散步，静卧，跳舞，晒太阳，喝泉水，听泉水音乐，呷泉水沏茶。罗兰·德希尔（Roland Derhill）爵士任布赖顿火车公司主席期间，在1840年组织了几次火车包车的旅游服务。但是，托马斯·库克无疑是最成功的。1841年7月5日，他采用包租火车的方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从英国莱切斯特前往35公里以外的朗格伯勒的团队旅游。这次旅游共有570人参加，每人交一个先令，由导游陪同，目的是参加在朗格伯勒举行的禁酒大会。一个先令除支付交通费之外，还包括乐队演奏赞歌和一次带火腿的野外午餐以及午后茶点。在旅游史上，这次旅游被普遍认为是旅游近代化的起点。之所以被公认为旅游近代化的开端，关键在于托马斯·库克组织的禁酒团队旅游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创造了与传统旅游迥异的新型旅游方式，体现了现代旅游的雏形和基本特点。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加人数较多，规模空前；二是客源来自不同社会群体，具有广泛的公众性，影响较大；三是事先筹备活动，安排日程，有组织、有计划；四是首次包租火车，延伸了旅游的距离，且在当天全程往返；五是这次旅游固然非商业赢利性，目的也非观光消遣，却为托马斯·库克正式创办专门旅游代理机构——旅行社，为组织商业性旅游经营活动积累了经验、指明了方向。

这次意外成功激励了托马斯·库克，他组织了更多的类似的旅游活动，并根据客源市场观光消遣旅游需求迅速扩大的趋势，在1845年夏天组织了第一个以观光消遣为旅游目的的团队，350人参加，由莱切斯特前往利物浦，全程往返总共需要一周，以旅行社的形式，开了组织商业性旅游经营活动的先河。同时，托马斯·库克又利用伦敦举办世界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的机会，通过代办交通和食宿的方式，前后组织16.6万名游客前往参观，“以安排郊游活动起家的库克，更利用1851年的机会发展出庞大的旅游业，此后25年，他的名字就成了有组织旅游团的代名词。此后万国博览会一场一场举办，每次博览会都将大批参观者带到各主办国首都，使各国首都获得重建，焕然一新。各省省会受此启发，纷起效法，期望创造类似奇迹”。托马斯·库克对旅游近代化的推动功不可没，他还创造了许多的世界第一：1845年编写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旅游指南《利物浦之行手册》;1855年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包价旅游团队，《曼彻斯特日报》称其为“铁路旅游史上的创举”;1865年在伦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赢利为目的，向普通民众提供专门化旅游服务的机构——旅游办事处；1872年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周游世界的环球旅游团，10人参加，历时222天之久；1891年第一次正式发售与现代使用方式相同的旅行支票。多少年过去，托马斯·库克的名字依然在欧美发达国家家喻户晓，他被称为“旅行社之父”，成为旅行社的象征和旅游近代化的代名词。他的公司同样长盛不衰，迄今仍然驰名于世，在各国设有625家分支机构，拥有1万多名员工，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最广、历史最久、信誉最佳的国际化旅游集团公司之一。

托马斯·库克的作用和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此后的几十年间，在欧美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中类似的旅游服务组织和代理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以此作为标志，传统旅游结束，近代旅游开始，人类社会迈向旅游近代化的新时代，并呈现以下的特点：一是就旅游目的看，实现了从观光旅游向观光、休闲、度假、疗养、娱乐、健身旅游的转变，风景名胜、疗养胜地、度假中心、娱乐场所、休闲设施迅速发展起来；二是就旅游方式看，实现了从个体、分散、无组织旅游活动向团体、规模、有组织旅游活动的转变；三是就旅游范围看，由于先进的交通工具、科学的组织计划，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实现了从近距离旅游向远距离旅游的转变，游览空间延伸到全球范围；四是就旅游经营看，实现了从非商业赢利向组织商业性旅游经营活动的转变，赢利是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供给市场的主要目的，旅游服务业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兴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基于上述旅游近代化的背景及其主要特点，从旅游目的、旅游方式、旅游范围、旅游经营四个维度观照传统杭州旅游的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如下特点。

（一）旅游目的：观光、娱乐、朝圣

杭州自宋室南渡定都后，一跃成为东南地区至为繁华之地，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权威性的描述如“湖山映带”、“山川秀丽”、“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等基本始于此时。而且，随着时代的递进，诸如此类的美妙描述不断传世，像“四山凉翠滴杯底，看敛斜阳雉堞边”等。对此，清人还总结道：“杭州素称繁华之地，吴山既多胜景，西湖属名区，俗语故有‘上数天堂、下数苏杭’之说。”可以从中概见人们对于杭州的总体认知和感觉，其中，“西湖十景”是最主要的旅游吸引物。通过下文对在杭旅游较集中的几大社会群体如官宦、商贾、士人、香客、市民等的分析，观光、娱乐、朝圣似乎是其旅游主要目的。

1．官宦

在中国古代行政权力结构中，主要有中央和地方两大层面，前者是宰辅官、政务官，后者包括地方官、基层组织。其中，地方官员受制于朝廷的“回避”制度，如“北人南官，南人北官”、“东西互换”等，而且迁调频繁，加上秦汉以来大一统的疆域幅员辽阔，地方官员莅职在几百上千里之外乃为常事，故有“宦游四方”一说。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入仕制度，地方官员除少数捐纳为官者和军功保举者，多系经历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台阶而科举为官者。“之乎者也”不离口，是中国古代掌握丰富文化知识的精英群体，他们是最活跃的旅游群体之一。莅职途中、公事余暇，正是纵情山水的好时光。西湖风光秀丽，赢得了众多擅长诗文地方官员的登山临水、朝歌夜弦。白居易酷爱美丽的杭州，足迹遍布西湖的山水，甚至有12次到过较偏僻的灵隐、天竺，与名僧韬光汲水煮茗，结为诗友。美丽的西湖，激发着白居易的美感和诗情，在他的笔下，西湖气象万千，美轮美奂，《钱塘湖春行》是其中较有名的一首：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苏东坡曾两度为官杭州，前后5年，其间，游遍杭州山水，享尽西湖美景，他说：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夤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杭州的美也因此得到了扬名，所谓“杭州巨美，得白、苏而益章”。

2．商贾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本抑末，商贾被毫不留情地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尽管如此，受物质利益的驱使，商贾依然活跃，“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尤其至明中叶，因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事商业的利润已明显高于农业，不少人改变了过去对商贾贱业的传统看法，转而从事商业，甚至“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商品的流通特征、商贾的逐利本能，使从商者必须迈出户牗，游历四方。其出游的目的有二：一是在异地他乡从商；二是居家日久欲散心。前者多数低调行事，途中只是顺道观光娱乐；后者往往大肆铺张，极尽奢华，“载宝而行，倾财结客，舟车丝竹，不移而具”。“贾人之游”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潮流，导致许多城市各类娱乐休闲活动及服务业甚至青楼都极兴隆。且不说宋时的杭州，因是南宋都城，各色休闲活动如杂剧、蹴球、讲史、相扑等可供娱乐，富者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至明中后期，更是有增无减，具体表现在：一是茶肆兴盛。“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燕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茶肆既是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的社交中心，更是“燕会”、“酣歌”的休闲场所。茶肆选址讲究，要求便于休憩赏景，“由昭庆缘湖而西，为餐香阁，今名片石居。閟阁精庐，皆韵人别墅。其临湖一带，则酒楼、茶馆，轩爽面湖，非惟心胸开涤，亦觉日月清朗”。二是青楼如林。自古以来，出入青楼者各阶层都有，不独商贾，但因从商，商贾奔走四方，远离家乡，有妻者多不能挈妻随行，无妻者又不愿异乡娶妻，于是就有性饥渴的矛盾。西湖白天是商贾游山玩水的好地方，夜晚则成为莺歌燕舞的温柔乡，张凯元《西湖即事》即透露这样一种味道：

十里长堤柳色新，六桥凝碧水粼粼。

桃花似妒青楼女，杨柳如思白舍人。

莺语风前犹自涩，山容雨后尚含颦。

武陵旧日通来往，不向渔郎数问津。

田汝成说得更直接，西湖“湖山诸奇，名胜之燕集，殆无虚日，鲸吞海吸，青楼红粉，争相承迎”。商贾一掷千金，竭尽物质上的奢侈享受，以致家族衰败，“世远者吾不知已，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构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

3．士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结构中，士为“四民之首”，享有政治、经济、社会诸多特权，但直到明中前期，因旅游尚未登上大雅之堂，士人不屑一顾，不以此作为正经事看待。其中，湛若水可谓是看不起旅游的典型代表，认为，游有三等，即形游、神游与天游，游山水之形游为下等，神游为上等，以道学的天游为上上等。明中后期开始，随着城乡生活的日渐奢化，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士人已反对“古人游迹传诸后世者多羁旅寄寓之人，而仕宦者恒无闻焉”的说法，把旅游作为显示自己、区隔别人的象征。在杭州旅游的士人，自视清高，为表现与普通市民不同，凸现地位、身份，往往刻意寻找游览时间。或选择季节，“苏堤度六桥，堤两旁尽种桃柳，萧萧摇落。想二三月柳叶桃花，游人阗塞，不若此时之为清胜”。李日华曾与友人在冬季游湖，气温极低，“时河冰片段蚀舟，夕阳射之如碎玉。岸柳千树，寒条刺天，游者绝迹”，他却自鸣得意：“余以为清虚洞朗，无逾此时者，胜春江夜月多矣。”或选择时辰，“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张岱嫌与普通市民同游过于喧闹，满眼尽是“看七月半之人”，包括“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而需要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境，“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当然，夜游更为士人独钟，吴山、孤山、西湖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查人渶如此记述自己的西湖夜游：“即携茗碗藕果之属上小艇，任风吹去，近岸则棹转。”“往往命舟人卸蓬露坐，水气与露气融成一碧，此身疑在云际。”“突有火光十数团浮动纵横，倏忽不见，湖面如墨，岂东坡所谓非鬼非仙者耶？”此为月黑之游；“既坐把盏，放乎中流。俄有数百荷灯随波而进，沿堤树林如含霞彩。”此为浮灯之游；“遂于月夜被酒往。舟傍塔，耸身以临之，其中若有怪物槎桠，然醉眼不能辨，乃坐看水底月，风来波动，散若星光万点。”此为玩月之游。

士人旅游追求自得其乐，既选择与众不同的游览时间，也自创标新立异的交通工具，黄汝亨发明了一种新式游船，“尝夏游黄山白岳，见竹筏行溪林间，好事者载酒从之，甚适。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广，雅宜此具。归而与吴德聚某制之，朱栏青幕四披之，竟与烟水云霞通为一席，泠泠如也”。他称为“浮梅槛”，带到西湖，一时流行，于是自鸣得意地说：“每花月夜，乃雪澄山净，予时与韵人、禅衲尚羊六桥，观者如堵，俱叹西湖千载以来未有。当时苏、白风流，亦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谈。”其实所谓的“浮梅槛”，无非一叶竹筏而已。黄汝亨发明“浮梅槛”，并非为自己游湖所用，而是通过创造这种新的游具的方式，吸引大众眼球，实现愉悦身心的愿望。

4．香客

每年春季，来杭州的香客多达10万人次，其中，大部分来自浙北即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少部分来自苏南苏州、松江和常熟三府，里面包括广大农村妇女。香客乘船循京杭大运河来杭州，船上装饰特制黄旗，上书“朝山进香”，船只一般停泊在松木场、拱宸桥一带。上岸以后，成群结队，或西行至灵隐、天竺，或步行到城隍山上。香客之所以把杭州作为朝圣的目的地，主要的原因在于“东南佛国”在其宗教信仰上的特殊地位。明代以来，蚕丝业已成为太湖流域尤其是浙北三府、苏南三府农户家庭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为乞求神灵庇护保佑农业尤其是养蚕丰收，香客纷至沓来，成为很特殊的旅游群体。

5．市民

市民的旅游需求似乎与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密切相关。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古代，人们因无力抗衡或无法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而把自己的种种愿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灵世界。江南民间充满浓厚的泛神论色彩表现为寺院遍布，祠祀兴盛。为了实现消灾避难、祈祷丰年、大吉大利的乌托邦，民间不惜举办各种庙会（香市），通过以演戏、杂耍为主要形式的娱乐、节庆活动，将对神灵的敬畏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时简直近于狂欢。无锡人钱泳曰：“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杭州每逢庙会，多由富家子弟出钱凑会，“妆饰各样台阁及诸社伙，备极华丽”，并且“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衢迎展”。古时生活艰辛，娱乐活动更少，庙会对广大市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欢乐和所必需的心理调节，于是“倾城内外，居民闻风往观”。田汝成则对市民利用朝圣尽情游玩的现象作了许多描述，例如：

（二月）十九日，上天竺建观音会，倾城士女皆往。其时，马塍园丁，竞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三月三日，俗传为北极佑圣真君生辰。佑圣观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启醮，酌水献花者。是日，观中有雀竿之戏。其法，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方。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翻，蘧蘧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荠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

（二）旅游方式：分散、自发、随意

从上述旅游目的看，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旅游的目的千差万别，但以观光、娱乐、朝圣为主，而就旅游方式分析，却呈现分散、自发、随意的特点。如，苏州人黄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1538）进京应科考时，正巧友人田汝成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他便激动地辍装往游，盘桓累日而不应考，“癖耽山水，不顾功名”。此例虽为个案，亦可说明旅游相当随心所欲。

王士性曾谈及：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

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人轿自宋南渡即。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

上述四段文字，其本意是说明杭州社会风俗及其与下层民众谋生之间的关系。但从旅游近代化的角度审视，至少提供了以下的信息：一是杭州旅游风气十分兴盛，即“恶拘检”“乐游旷”，之所以如此，源于两大原因：宋室南渡之习，西湖山水之美；二是西湖是“游地”，带动了相关服务业发展，“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借以谋生，养家糊口，因此轻易不可禁止高消费的“游观”，否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作者出于经济、社会的考虑反对禁革娱乐业，按当时的观念，确属超前；三是娱乐、休闲已渗入各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即使终日为生计劳累奔波的“舆夫仆隶”，夜也“归市肴酒”，一醉方休，尽情享受，城市及附近区块的夜生活绚丽多彩，“非独城中居民也”。

（三）旅游范围：浅游

在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诞生以前，船楫、车轿是出行的必备载体。因商品交换的需要，首先对交通工具感兴趣的是商贾，明隆庆、万历间，安徽休宁商人黄汴利用各种路程图引，编就《一统路程图记》，亦称《天下水陆路程》，全书共8卷：卷一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卷二南京至十三省水陆路，卷三两京、各省至所属府水陆路，卷四各边路，卷五江北水路，卷六江北陆路，卷七江南水路，卷八江南陆路，列举了当时全国水陆路程共144条。其中，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陆路”、卷二之十六条“南京至浙江、福建二省水路”、卷三之二十八条“浙江布政司至所属府水陆”、卷七之四条“江西城由广信府过玉山至浙江水”、卷七之五条“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卷七之六条“杭州逾路烂溪至常州府水”、卷七之十七条“江西由休宁县至浙江水”、卷七之二十四条“杭州府至补陀山水”、卷七之二十五条“扬州府跳船至杭州府”、卷七之二十六条“杭州跳船至镇江府”、卷七之三十条“北新关至缸窑瓶窑水”、卷七之三十五条“杭州府至上海县水”、卷七之三十七条“休宁县至杭州府水”、卷七之三十八条“浙江至天台山雁荡山水陆”、卷八之二条“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卷八之九条“杭州府由东阳县至处州府路”等，涉及杭州与外界沟通的线路及里程。杭州在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江南地区，借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联系全国各地，在上述13条线路中，涉及水路12条，占92.3%，王士性概括说：“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故明末徐霞客在江南游历时，就是通过水路，坐船由无锡经青浦、嘉善、桐乡等地，前往杭州，所经之地，在他看来，大多仍属泽国胜地，但许多水网交织的市镇十分繁华。受交通工具的限制，短时间、远距离的旅游即所谓的“壮游”几乎是奢望，人们多数时候只能在居住点附近旅游，如，杨循吉所云：“今吴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迹者耳，至于幽僻奇绝之境，固莫至也。然远方之客，虽至近可到之山，亦鲜有能及游者焉。”有学者曾以“博物君子”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为案例，将日记所载的旅游天数与长程旅游地点略作统计（详见表2-1）。

由表2-1看，旅游有短途与远距离之分，前者一般是天气晴朗适游或友朋相邀赴约，后者目的并非单一，得视具体情况。旅游期间，或访友、吊唁、讲会、购物，或是看庙会。李日华旅游频率相对较高，几乎每年有2～4次的远距离旅游，1～2天行程的短途旅游，每月有一两次。但就旅游范围而言，距离都比较近，短途多在住处附近，地点不一，常见的是乘船游湖，他称之为“浅游”，如，万历四十年（1612）八月十一日，饭罢与儿子步游湖边宝叔塔院与景观楼，“坐见全湖，远望江海，南北诸峰俱在枕席间。晴峦湿靄，顷刻百变。余为湖面浅游，当以宝叔塔为第一”。所谓远距离旅游，最常去的目的地是苏州与杭州，时间在5～10天，表明限于交通工具，鲜有远距离行程的“壮游”，而他所居嘉兴正介于苏、杭间，走水路至苏州，只要一天左右时间，即可达虎丘或盘门、胥门等地，至杭州需1～2天时间。

（四）旅游经营：缺乏

当人们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在地区间发生位移时，将遇到食宿、交通等约束或障碍，需要专人或服务机构帮助解决困难，提供便利条件。从旅游经营供需关系看，游客若要获得专人或服务机构的帮助、便利，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专人或服务机构则通过劳动获取报酬或赢得利润。事实上，在人类开始旅游近代化之前，这种供需关系一直存在，如，经营性的社会食宿服务机构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已初露端倪，养活了各色以此为业者，如，因杭民喜好歌舞游乐，“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古代旅游业虽已像现代旅游那样细化，被分为若干个要素，但旅游的经营意识、服务意识却十分薄弱，供需关系若即若离，彼此的依存度并不高。

1．食宿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居于旅游六要素之首的吃，在很多时候往往与住联系起来，是外出旅游尤其是远距离旅游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如前所述，杭州的食宿服务机构大致分国家驿馆、社会旅邸、寺院客房三类，若按经营性质定位，分别属于公务性、商业性和慈善性服务机构。国家驿馆作为驿传制度中为往来人员提供食宿等出行生活必需品的国家机构，滥觞于殷商时期，但称谓、职能等与现代有差异，“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但既然作为公务消费的接待机构，代表的是政府行为，接待意识、服务水平均受规章制度约束，普遍不高，不少官宦为此宁弃国家驿馆而选社会旅邸食宿。社会旅邸，通常称为“逆旅”，出现的时间则溯及尧时，“《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作为主要存在于民间、以家庭为单位的服务机构，赢利是其目的。因此，就档次看，既有奢华的宴饮，也有朴素的食宿，还有很简陋的鸡毛小店；就内容看，五花八门，甚至可以成为妓女和赌徒聚居的地方，常发生谋财杀人的命案；就管理看，申饬整治，严格有秩，如《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杭州城里，所有经营客栈的人，要将寄宿客人的姓名登记在一个簿子上，注明他来去的日期与日刻，每天还要多备一份，送交当地政府。寺院客房的客源有云游僧人、官宦士人、普通民众三类，因其信奉“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方便为怀”的教义和“积善缘，行方便”的宗旨，属于慈善性服务机构，一般不收取任何费用，相反还免费向游客提供食宿，袁宏道曾浪迹浙江四月有余，其间，过西湖凡三次，“湖上住昭庆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

世界旅馆业（食宿）的发展过程可概括为客栈、大旅馆、商业旅馆和现代联号旅馆4个阶段，其中，后三者是对客栈的不断背离，在选址、设计、建造、投资、经营、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摆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客栈模式，进入所谓“饭店”时代。以此反观杭州的食宿服务机构，尚处在客栈阶段。之所以如此，或许因基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特点是自给自足，“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对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很少需要出行尤其是远距离出行，即使偶尔为之，对食宿并不在意，也没有多少可供选择，随遇而安，如，白居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甚至自备食宿用具：

幸生胜地，鞋靸间饶有山川；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野航恰受，不逾两三；便榼随行，各携一二。僧上凫下，觞止茗生。谈笑杂以诙谐，陶写赖此丝竹。兴来即出，可趁樵风；日暮辄归，不因剡雪。愿邀同志，用续前游。凡游以一人司会，备小船、坐毡、茶点、盏箸、香炉、薪米之属，每人携一簋一壶二小菜。游无定所，出无常期，客无限数。过六人则分坐二舟，有大量则自携多酿。约日游舟次右启。某老先生有道。司会某具。

所携用具考究复杂，应有尽有，但以粮食、书籍为主。

2．交通

前已述及，船楫、车轿是出行的必备载体，杭州风光秀丽，区位上恰好在“左江右湖”，游客来杭或在西湖娱乐休闲，一般都是乘船。载客的船称夜航船，因多开远距离，且在夜间航行，夕发朝至，故称此。航船至迟出现在宋代，普遍航行于江南尤其是浙江水网密布地带，甚至有人认为，航船就是俗称的“轻”，元人陶宗仪解释道，“凡篙师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进而指出，夜航船最盛于太平时期，到处都有。士人对夜航船颇有兴趣，认为出城游玩的第七件乐事就是听到“航船歌”，所谓“欸乃亦可听”。张岱以为“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故而留下了一部《夜航船》，收录了4000多个准备对付夜航船中“村夫俗子”的粗浅“学问”，包括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计二十大类125个小类，从侧面体现江南水乡寂寞苦旅的景象，也给乡村社会带来了许多新奇故事和希冀。而西湖之中则有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大者可容百人，小者能容20～50人不等，船只刻造精巧，在水面上行如平地，且有多种名目，如百花、河船、罗船、金胜、黄船、董船、刘船、十样锦、金狮子、劣马儿等，还有“水月楼”、“烟水浮居”、“湖山浪迹”等诗情画意的美名。王叔承写西湖游船有湖船、游敖、画舫或舴艋。还有所谓“楼船”，分为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号载书画，小号藏美人，每有客至，则让歌童演戏，据虞淳熙形容：“湖舟具有楼名，而实无楼。春水登之，宛如天上作也。……于是实为楼，闭户开筵，却宛如闺中坐矣。启牗而榜人窥我闺人，牗因不时启，不知有西湖也。”在形制上较小的游船，称“小艇”，装饰却更华丽。

乘船或雇船均需付费，有时价格不菲，尤其在旅游旺季，船家则会乘机哄抬价格，如，田艺蘅曾于春天二月与友人游杭州西湖，“而欲买舟，则舟价腾踊而名舟且尽发，其所留者率衣袈敝舫耳”。因此，在旅游过程中也会碰到旅费告罄的尴尬事，“余之驾一扁舟，越四百余里，来观西湖荷花，岂非所谓独往者乎？不意羁旅穷途，至不能归，所谓游西湖未有如今日之穷者也。余固不作游客，地主寡情，亦无所恨。武林士人，问其微名，颇蒙结纳。至于笔耕诸长技，平日所以自给者，到此邦乃一无可恃。余因赁屋雇舟舆之费未足以偿，以书画求售，亦竟不应，遂不得脱身归。适绍兴友人夏卤均欲归，问余欲渡江否？余念吏于江东者，亦有同社之友，而行迹颇疏，假使复为杭州守，则如之何？且今旅资罄竭，亦不能复游，须复夏子之舟，乃能渡江”。无组织、无计划，自得其乐式的旅游，竟使一代名士归庄陷于窘迫之境，他不得不仰天长叹：“嗟乎！进退维谷，行止难定，游至于此，方可悲矣。”

在西湖娱乐休闲，如果租不到船，仅靠步行，一定很疲劳。但乐趣在其中，徐霞客记述了自己的西湖一日游：

十月初一日，晴爽殊甚，而西北风颇厉。余同静闻登宝石山巅。巨石堆架者，为落星石。西峰突石尤屼嵲，南望湖光江影，北眺皋亭、德清诸山，东瞰杭城万灶，靡不历历。下山五里，过岳王坟。十里至飞来峰，饭于市，即入峰下诸洞。大约其峰自枫木岭东来，屏列灵隐之前，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昔黥于杨髡之刊凿，今苦于游丐之喧污；而是时独诸丐寂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余遍历其下，复各扪其巅。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下山涉涧，即为灵隐。有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日精，久不一瞬。已入法轮殿，殿东新构罗汉殿，止得五百之半，其半尚待西构也。是日，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为徘徊久之。下午，由包园西登枫树岭，下至上天竺，出中、下二天竺。复循下天竺后，西循后山，得三生石，不特骨态嶙峋，而肤色亦清润。度其处，正灵隐面屏之南麓也，自此东尽飞来，独擅灵秀矣。自下天竺五里，出毛家步渡湖，日色已落西山，抵昭庆昏黑矣。

因几乎赖步行，所历风景独绝，“靡不历历”、“遍历其下”、“奇遇”、“独擅灵秀”，不夸张，不渲染，却似一部真实的风光纪录片。

3．娱游

工业革命以前，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与非西方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的相似：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子，用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制作衣服，用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限于生活方式，在人们旅游活动的内涵中，更多的是注重身心“愉悦”，具体表现在或游山玩水，或出入高消费的娱乐休闲场所，享乐、舒适被视为是旅游活动的主流。在西欧，甚至因享乐风气之盛出现了所谓的“消费社会”（consumer's society），如，人们在住宿上追求豪华、高档、大规模、新服务的饭店，因为在此可以充分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财产。这一点区别于16—18世纪英国的国内旅游（domestic travel）着重的是所谓知识的收集。其出发点明显受功利主义驱使，或直接担负经济和政治的任务。在中国，最值得“游”的景点无非是名山、大湖与园林三大类，李流芳于西湖情有独钟，曾称：“往时至湖上，从断桥一望，便魂消欲死。还谓所知，湖之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盖山水相映发，他处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同时追求高消费的快活：

第一种快活，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

第二种快活，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土田。

第三种快活，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版本；宅畔别置一馆，馆中再约真正同心朋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一人，作为主人，分曹别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

第四种快活，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

第五种快活，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然后一生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楼妓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

至于携妓冶游或者出入青楼，人们早已对此司空见惯，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谭元春《再游乌龙潭记》对“姬”的描述：

至中流，风妒之，不得至河荡，旋近钓矶，系筏垂下。雨霏霏湿幔，独无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盖立幔中，湿透衣表。风雨一时至，潭不能往。姬惶恐求上，罗袜无所措。客乃移席新轩，坐未定，雨飞自林端，盘旋不去，声落水上，不尽入潭，而如与潭击。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处。……而客之有至者，反以为极畅，乃张灯行酒，稍敌风雨雷电之气。忽一姬昏黑来赴，始知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而问之女郎来路，曰不尽然，不亦异乎？

记中花费较多笔墨描述随行妓女遇雨时的窘迫，对于作者而言，似旅游中的一大乐事。前所述及的李日华出游或应邀娱乐，也会携带歌妓或“姬”，乐人乐己，一次坐酒舫游湖时，“呼广陵摘阮技二人，丝肉竟发，颇有凉州风调。酒酣月出，登烟雨楼清啸。二季更为吴歈新声，殊柔曼揽人也”。简言之，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所谓“旅游”无非是偶尔为之的游山玩水、出入高消费的娱乐休闲场所，讲的是视觉旅游、生理休闲。

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生活方式遭破坏。久居都市，长期从事工业化生产劳动的人们已感觉到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紧张繁重、环境质量下降的压力，表现出追求秀丽、恬静、轻松、纯朴自然环境的强烈愿望，而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分为工作和闲暇两个不同的概念。从1871年英国在国家立法中第一次出现带薪休假的规定开始，旅游、度假、娱乐、休闲悄然走进大众生活，矿泉、海滨、山地、城堡、田园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尤其是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旅游景点更受普遍欢迎：

在诺曼底的吉维尔尼，画家莫奈生前的住宅和花园吸引着旅游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将那个地方与他的绘画联系起来，比如与莲花有关的作品。……到1890年代，已经有马车旅游，前往位于索福克的斯杜尔山谷的“古堡乡村”，旅游者被诸如黑文这样的风景画吸引，而这幅风景画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精华”的象征。

此后，随着旅游近代化的纵深推进，风景名胜、疗养胜地、度假中心、娱乐场所、休闲设施更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登上大雅之堂，继而转向大众消费，逐渐汇集成近代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有关旅游的论述已纷然而出，而且不少争论也持续到18世纪。即此而言，中国消费社会的出现时间，恐怕并不会晚于西欧”。即使如此，杭州可供旅游、度假、娱乐、休闲的活动仍停留在游山玩水、出入高消费场所的层面，直至清末民初才有一定发展。

4．购物

在旅游过程中，游客购买商品自己使用、留作纪念、转送他人，乃是人之常情。游客所喜爱的传统杭州旅游商品大致分成三类：一是朝圣中所需宗教商品，如香、蜡烛、锡箔，因庙会集中在春季，故对于经营者来说，“冬季三个月不如春季一个月”。二是所谓杭线、杭剪、杭扇、杭粉、杭烟“五杭”，顾德昌、胡宏昌、胡日昌、冯仁昌“四昌”，在一份香客典型的购物清单上可见一斑：脂粉、剪刀、丝绸、丝线，以及扇子是最有名的杭产商品。三是小孩玩具，《捏泥人》云：

西湖每当春桃秋菊之时，游人接踵，有售泥孩者，买之以娱童稚。《西湖志》曰：嬉游湖上者，买泥孩、花湖船等物回家，分送邻里，谓之湖上土宜。张遂辰《春游词》曰：“柳荫舟子笑相呼，手抱泥孩出酒炉。”形容如绘。

商家店铺十分关注游客尤其是香客的朝圣动向，针对春季庙会香客纷至沓来的情景，在寺院庵堂周围遍设经营场所，“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商家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云集成市，“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月阅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应该说，在物质财富欠丰盈的古代社会，除少数官宦、商贾、士人的高消费外，对于多数人来说，“田园精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足道乎”固然曼妙至极，但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愉悦境界，唯有温饱才是终日忙碌的首要目标，所谓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患。因此，在偶尔为之的旅游活动中，除少数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及朝圣活动必不可少的宗教物品外，人们的购买能力其实十分有限。与其说西湖庙会“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的场景是交易频繁、商业繁盛的表现，还不如说是游客凑热闹的成分更多些。对此，田汝成早就有评论：“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因缺乏相应统计资料，几乎不太可能描述游客购物方式、购物种类、购物消费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