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需要，文化的选择。这是因为它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并化解了各个层面的冲突。这个回应和化解与两宋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联系。

（一）科技理性与理论思维冲突的凸显

两宋时期，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耕地面积亦迅速扩大。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垦田数是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到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45年间，可耕土地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说明农民群众在改造自然中，发挥了积极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从宋代墓葬中已经发现成套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这表明农业耕作过程中程序日益细密。湖北黄州（今黄冈）农民制造了秧马，人骑秧马插秧，能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灌溉技术提高很快，如有翻车（今谓龙骨车），牛转、水转翻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等，能把水由低处引向高处。当时范大成形象地描述为“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王安石有诗“妇女喜秋凉，蹈车多笑语”，可见水车已普遍使用。

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以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矿冶业来说，北宋仁宗时，铁的年产量达到724万斤。而多数冶铁炉使用石炭（煤）作燃料，不仅加快了冶炼进程，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冶炼用的鼓风器，据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已由皮囊改为木风箱。其他如煮盐、制茶、纺织、瓷器等手工业，也很发达。特别是造船业，内河航行的“万石船”，能载重12000石；外海航行的“客舟”，或朝廷的海船“神舟”，不仅有抛锚、驾驶、起碇、转帆、测深等方面的设备，而且“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这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比较先进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农业工具技术都有很大发展。与农业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天文、历法也有很大的进步，随着天文、历法、建筑的发展，数学也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起来。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方面，也有发展和创新。毕昇创造了活版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磁针作为指南针，已用于航海；火药被制成“火炮、火箭之类”和“霹雳炮”、“火枪”等，已用于军事。

在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一些学者在总结前人积累的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科学理性著作。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记载了人民的发明创造，内容涉及许多领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李约瑟教授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其他如陈旉的《农书》、蔡襄的《试茶录》、秦湛的《蚕书》、刘蒙的《菊谱》等，都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成就的学术理论著作；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李诫的《营造法式》、喻皓的《木经》、毕功绩的《水利图经》等，则是总结手工业生产和军器生产经验和成就的著作。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推进了人们对于客体世界的认知和把握，也为当时理学家的哲学思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不过，理学家的哲学思考的主旨是回应和化解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和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表现在价值理想、佛教文明、理论形态转型等几个方面。

（二）价值理想的冲突

唐末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的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分裂，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致使伦常衰败，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惑。“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又说：“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这就是北宋在价值观念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冲突。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宋明理学家必须担当起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程（程颢、程颐）朱（熹）道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和张（载）王（夫之）气学，还是非主流派的王安石的“新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蜀学，司马光的涑学等，均获得一致的认同，并成为其学术思想宗旨或重要内容。他们所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结构，比较切实地化解了当时所面临的价值理想的冲突。

（三）佛教文明的挑战

自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与中国血缘的、宗法的典章制度亦发生严峻矛盾。虽有“三武灭佛”运动，但不能从思想上清除佛教的宗教信仰、价值理想、终极关怀之影响。唐代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各宗派空前繁荣，出现了诸多伟大的宗教家。佛教思辨的哲学逻辑结构较之儒教精致，因而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中国本土道教以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等元典，吸收佛教的思想和宗教仪式，亦使其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较好地回答了宇宙万物何以化生及化生的过程，也比儒家天命论略胜一筹。

在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双重挑战下，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这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共同目标。自从隋唐提出对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的方法以来，一直延续到宋初，还没有哪一种学说把儒、释、道三教真正“兼容并蓄”起来。虽然宋初的孙复和李觏等继承韩愈批佛、道，兴儒学的文化精神，指出佛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李觏认为，佛存有十害，去佛有十利；去十害而取十利，是国富民乐的万世之策。但事实上并不能做到去害取利，因为没有一种学说足以回应佛道的挑战，也没有产生一种三教兼容并蓄、融突创新的和合体。

到了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二字实古已有之，然程氏之所以称“自家体贴出来”，是指他创造了“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新和合体，即理学理论形态，由此才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并把“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做出了成功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在和合儒、释、道三教文化中，不仅达到了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高峰，而且超越国界，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并在与传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成为继生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由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奠基的理学，经由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的努力，而集道学、心学、气学之大成，使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整合更加完善。此后三教在思想哲学领域的冲突，就不如唐和宋初那样激烈了。

（四）理论形态转型的冲突

宋代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三大发明的完善，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城镇商品市场的发达，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但这一转型受到传统经学的阻抗，并与汉唐经学发生严重冲突。汉儒治经，偏重注解，名物训诂；唐儒治经，上承汉儒，依注作疏。《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疏是对注的梳理和解释，笃守“不破”，末流所及，造成“讳言服、郑非”的情境。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束缚着思想界，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创造，而只能陈陈相因，千篇一律。

在此一潭死水中，宋儒一石激起千层浪，大破汉唐“传注”，推翻“疑经”、“破注”的禁锢。不仅“舍传求经”，而且“疑经改经”，撼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学术思想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空气，一阵疑经、改经的新风缊而起，实现了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义理之学的转变。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群经之首的《周易》中《易传》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郑传注；刘敞《七经小传》，由疑经而改经；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诗经》有讲男女爱情之事，《尚书》是历史文献等。破除了《五经》为圣人之言的种种光环和权威，实现了思想解放，使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竞彩斗艳的繁荣局面，并使得隋唐儒、释、道三教之学向宋明理学的理论形态转生。于是宋明理学便作为有别于先秦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登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