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评

从中国佛教教义发展史来看，华严宗自我标榜为“圆教”，即自宗的教义是圆满无碍的，而其他宗派被判为是偏颇不正的“偏教”。华严宗人不满意空宗的某些主张，以为心色皆无，一切皆空，那就有连成佛的根据和佛国天堂也逻辑地被否定的危险。他们也不满意唯识宗的某些观点，以为能变为境的识是真空的，而所变的境是虚妄的，这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他们认为，最为圆满的说法是，客观现象是假，本体是真，同时本体和现象又相即相入，现象和现象也圆融无碍。他们以为这样就是摆脱了空有两宗的理论矛盾和窘境。其实，这种宗教教义的具体说法的变化，并不能解决矛盾，摆脱窘境。现象是怎样由本体派生出来的呢？真实的本体又怎么派生出虚假的现象呢？虚假的现象又怎么能和真实的本体圆融无碍呢？不同的现象之间又怎么能圆融无碍呢？华严宗人的以本体为真实、现象为虚假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谬误。或许他们也意识到这种种左右支绌的理论困难，后来就愈来愈强调本体就是“真心”、“净心”、“本心”，而且这种“真心”本体就存在于众生的心中。现象和本体的关系，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都在众生的心中解决，一切唯心，随心所变。这是求助于自我意识来解决矛盾，取消矛盾。华严宗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遇到困难，就用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来解决，这样就始终是在唯心主义圈子内兜来兜去，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解决困难，克服自身的矛盾。

从中国古代认识发展史来看，华严宗的性起缘起理论虽然是神学唯心主义的，但是它在阐述宇宙生成和描绘宇宙图景时，也不时地透露出辩证的思想火花，比如普遍联系的观念，一体性、整体的观念和相对性的观念等，广泛地体现在华严宗人的著作之中。他们揭示了本体和现象、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多重的复杂的联系，如果我们剔除宗教性的内容，就可以发现有值得认真总结的合理因素。他们把宇宙视为统一的整体，又强调万物的相对性，彼此相资相待、相入相即，这是曲折地反映了客观辩证法。华严宗的又一个理论贡献是，运用和阐述了一系列哲学范畴，丰富了古代哲学范畴史。他们通过理事、体用、本末、性相、一多、相即相入等范畴的阐发，程度不同地揭示了本质和现象、一般与个别、同一与差别、相对与绝对、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等若干对立范畴的内涵。比如关于本体与现象的论证，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它认为本体是内在的，现象是外现的，本体比现象更根本，这就是合理的。它看到个别与一般是对立的统一，而在个别中包含了一般，认识了个别就把握了一般，这也是精彩的。再如，它看到既有差性又有同一性，在有的论述中还猜测到了差别包含了同一，同一并不否定差别的辩证法等等，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和批判地继承。

十分重要的是，在看到华严宗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时，还应看到它的谬误，分析造成谬误的认识根源。华严宗宣扬宇宙万物由“一心”生成，宇宙是大调和的整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本体真实，现象虚假，众生应当超脱世俗世界，进入佛国天堂。这一华严基本义理是完全错误的，形成这种错误理论的原因很多，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要是：

（一）把现象的变动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进而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是华严宗陷入唯心主义的重要根源。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甚至连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华严宗认为，既然现象是由因缘条件和合而成，是有生灭的，就是无自性的，不真实的，这是把现象形成的条件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华严宗人还把本质规定为永不变化的绝对的东西，从而和不真实的现象对立起来，歪曲了本质和现象的内在联系，这样就错误地得出了本体真实、现象虚妄的唯心主义结论。

（二）歪曲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是华严宗无限夸大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统一的重要根源。华严宗人看到了个别与一般是对立的统一，这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而华严宗人把一般（理）视为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东西，把个别的事物说成是第二性的虚妄的东西，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同时，他们又以为一般是完全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理”遍于“事”），而个别也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事”遍于“理”），这样就必然导致夸大矛盾统一的“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的结论。

（三）片面夸大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导致华严宗人陷入“一多相即”的诡辩。华严宗人看到了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的统一，但是他们不懂得世界是多样性的物质的统一，不同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各有具体的特殊规律，是不能无条件的相入相即的。他们承认差别性，而又夸大同一性，实际上否认了差别性，以至认为狮子的眼就是狮子的耳，狮子的一根毛中就有整个狮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抹杀了事物之间的差别，取消了部分和整体的差别，陷入了诡辩。

华严宗人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是唐王朝统治的需要。他们宣称“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是为了说明佛国净土和世俗社会、佛教生活和日常生活是相入相即的、圆融无碍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粒尘土中也有“佛国”存在，众生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进入“佛”的境界，从而把人们从苦难的现实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国。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信徒，扩大本宗势力；一方面又可以减少反抗唐王朝的势力，以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华严宗的理论还包含了肯定现实一切价值的倾向和浓厚的调和色彩，客观上是歌颂唐王朝是美妙清净、和谐一致的，并感化社会上不同地位的人们无视差别、互相调和、和睦共处。华严理论为佛教神学和封建统治服务的社会意义是非常鲜明的。

华严宗的哲学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思维模式、论证格局，特别是一套常用范畴，如理事、性相、体用、本末、一多等，长期地影响着唐以来的思想发展。它的哲学思想的一些观点是尔后一些唯心主义流派理论的张本。如理事说与程朱理学是一脉相通的，而心包无限空间和无尽时间的观点，又和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有着思想渊源的关系。

[原载《中国哲学范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