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景岳的治学理念

张景岳认为，医非小道，“性命是关”，“其义深、其旨博，故不出人之智不足以造达微妙，不有执中之明不足以辨证毫厘。使能明医学之纲目，则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得失，则兴亡之机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缓急，则战守之法如斯而已……医道难矣，医道大矣，是诚神圣之首，民命之先务矣”。习医者必须“慎敬”，要深研古典，尊师重道，勤奋治学。并批评那些“阴阳不识，虚实误攻，心粗胆大，执构偏庸”的医生是对病人“非但无益而反害之之徒”。提出“不贵于能愈病，而贵于能愈难病……医之高下殊有相悬，譬之升高者，上层有一层之见，而下一层不得而知，行远者进一步有一步之闻，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学无止境，为医尤是。

一、崇古厚今，治学严谨

张景岳治学严谨，探究古典医籍，善于观察，独立思考，见解独特，体现了“学古不泥古，辨疑不苟同”的理念，“凡读书稽古之士，宜加精究，勿谓古人之法如此，便可执而混用”。对《伤寒论》的研究，也备极推崇，但也不是全盘接受，在论述“古法变通”时说：“凡用药处方，最宜通变，不可执滞”，“有此法未必有此证，有此证未必有此方。即仲景再生而欲尽踵其成法，吾知其未必皆相合；即仲景复言而欲尽吐其新方，吾知其未必无短长。于戏！方乌足以尽变，变胡可以定方，使学者能会仲景之意，则亦今之仲景也，又何必以仲景之方为拘泥哉”。在当时崇古尊经的风气下，能对人人视作经典的《伤寒论》提出这样的看法，确实是难能可贵。他对《伤寒论》的研究，以及运用八纲辨证方法，开创了中医研究的新途径。

张景岳的求实精神、务实态度在医疗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方气候炎热，伤阴的患者颇多，因此朱丹溪的“阳有余而阴不足”论很受重视，更由于朱丹溪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医名很大，张景岳早年生活在南方，亦曾尊崇丹溪之说，在《景岳全书》中写道：“予自初年尝读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未尝不服其高见。自吾渐立以来，则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来，则始知其大谬矣。”学术思想的改变是在他北上以后逐步确立的。当时他所到之处，都是冰天雪地之域，天寒地冻，寒气当令，时人感受寒邪为多，寒为阴邪，易伤阳气，阳虚之人颇多。遂对朱丹溪“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逐渐产生疑惑。此外，他出身于“先世以军功起家，食禄千户，世袭指挥使”的家庭，所接触的大多是贵族官僚等上层人物，这些人生活优裕，多为富贵思淫欲之辈，平时不知保养，恣意戕伐真元，虚者多，实者少。这也进一步使他温补阳气的学术观点得到巩固，形成“凡临证治病，不必问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以调荣卫精血之气。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的重阳主补思想。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张景岳治学“慎谨”。《类经·序》中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竹头木屑，曾利兵家”。意即凭借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成就，常常可以促进医学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医学发展。参阅张景岳的论著，可见多处运用此法的痕迹。如他借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阐发命门理论；借自己丰富的物候、气象学知识论证运气学说；借兵法等军事常识指导临证，曰：“古有兵法之八门，予有医家之八阵。”而创造了著名的八略和八阵。分析其之所以能在医学领域里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张景岳对各科都有广泛的兴趣和广博的学识。

三、探奥寻蕴，质疑求正

质疑求正，辩驳前人谬误是张景岳研究医书的重要方法。不破不立，他每每借助此法阐述和确立自己的学术见解。《景岳全书》中有《辨河间》《辨丹溪》《误谬论》《升阳散火辨》《阳不足再辨》《伤寒无补法辨》等批驳性文章，《类经附翼》有《质疑录》，内列《三焦包络命门辨》《大宝论》和《真阴论》等争鸣性专论，晚年他更以《质疑录》为名，质正疑难问题四十条例。其所辨谬求正的问题，大者如“阴不足阳有余”之类基本观点，小则涉及一脉一证，一法一方。“如伤寒一证，必辨虚实，攻补兼施，而不泥‘伤寒无补法’之一言；中风则必辨十二经之见证，而不以治伤寒之法治之；血证先清外感，次理内伤，而不泥洁古‘见血无寒’之语”；其质诸对象，既有轩岐经论，亦有四大家名言，更有众多为时医所恪守的习见。凡“理有可疑，则虽前代宗匠，奕祀之所奉为典型者，亦不护其所短，必为之摘发其万一，以质诸天下后世。”尽管对其质疑的所有问题，张景岳未必都求得正确结论，但多数是很有见地的，其中不少是理论与实践、智慧与经验的结晶。就是这些真知灼见，组成了景岳学术思想的整体。若无质疑求正的精神，便不会有张景岳对基础医学及临床医学的众多贡献。他师古而不泥，善读前人之书；注重临证实践，不拘于前贤章句；悉心探奥寻蕴，善于发现疑窦及前人偏弊，并敢于发难质疑诸经旨名论等。

四、治学处事，精一执中

张景岳认为：“道本一源，理无二致；自一源而万变仍归于一，自二致而错乱，则错乱遂歧为两。”“故人能得一，则宇宙在乎手；人能知一，则万化归乎心。”因此“精一执中”为治学处事之要法。“凡天人之学，总无出此”。就医学而言，“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活法虽多，对证则一”。若能得病之一真，则“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者本也，“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为首务”，“一拔其本，诸证尽除矣”。故“治之极于一”，“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可见，“精一”精神贯穿于张景岳论证诊治之始终。而“精一”的实质就是求本法、求一法，就是抓住关键，挈其要害。

五、三以相参，五以相伍

《易·系辞》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疏注：“参，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提出了借助错综比较验证疑难问题的研究方法。张景岳研究《内经》的基本方法是“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在《类经》中反复指出：当“三以相参，五以相伍”。在注释许多经义时也着重强调此与某章某节“所当互考”。故他自己对一些隐晦深奥的经旨，每每借助其他篇章的有关论述，错综比较，相互参证，以求得确切的本义；或互为补充，互相发蕴，以获得完整的经旨。

六、从类分门，类以求便

张景岳研究《内经》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借助分类法。他认为《素问》《灵枢》，“惟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晰其韫”。故结合临床情况，遵循主次原则，他将《素问》《灵枢》内容分门归类，排列成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类。而“类以求便也”，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