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安医学的文化渊源

一、朱熹理学，以儒通医

作为徽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安医学的形成及发展，不仅得益于新安地区繁荣的经济基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更与其深厚的徽文化底蕴密不可分，可以说文化的因素已深入到每一个徽州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新安医家更是饱受儒、道、佛等中外传统文化、人文思想的熏陶，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徽州是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祖居地，故常被人称为“程朱阙里”；朱熹在著述中常自称“新安朱熹”。朱熹是著名的“程朱理学”奠基人，一生坚持“修身治国平天下”信条，孜孜不倦地从事讲学和著作，积极从政，努力施展治国才能。朱熹在哲学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理学”观念认为“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理依气而生万物，提出事物“只有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的整体“太极”论，太极是万物之“理”。他探讨了事物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也说明动静的无限性，不但相对立、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在“变”与“化”中渗透着渐化与顿变过程，也就是渐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顿变，同样顿变中也渗透着渐化。动与静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动静不复的生物运动，可分为阴与阳，化生成五行（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这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辩证法观点。他强调“知先后行”，注意“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人欲”而服从“天理”。他的“理学”哲学思想的产生，对中国儒学有极大影响，对新安地域人文影响深远弥久，并被儒学提到正宗地位。可以说，朱熹是和孔子一样的中华民族道德理念的集大成者。故《辞海》评说他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博极群书，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由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古徽州社会各阶层、社会活动、理念习俗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自古儒医相通，新安医家素有崇尚理学儒道的传统，通儒好儒往往是其一生的追求；许多新安医家本身就出自新安紫阳书院，深受朱熹的哲学影响，朱熹理学的忠孝礼仪、义利观等思想，深深扎根于其内心，成为其著书立论的基础及从事医业的行为准则规范。“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等理念，已深深融入其人生实践中；他们把知医懂医看成为人子者尽责尽孝所必须掌握的技艺，志在济世的手段；他们重视“知行合一”，学习效法古人的同时，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著书立说，最终不仅使新安医学兴盛一时，自成一派，名医名家辈出，遍布京城、乡里，而且也使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医家整体学术水平处于当时中医药学术界的较高层面。

二、儒道佛学，索求妙术

尊儒重教的思想和传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徽商经济实力的领先，促进了徽文化的形成和新安医学的发展，使儒风蔚然。

齐云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山脚下的横江是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的正源，有不少身怀绝技的异人、道人、奇士等隐居其中，许多医家得道士传授仙方仙术而成名医，更有不少医家本身就信奉道教。著名新安医家郑梅涧所著喉科专著《重楼玉钥》，以道家《黄庭经》所谓“咽喉为十二重楼”之语而命名，意为治疗咽喉疾病的灵验钥匙。上卷述喉科基础理论，辨证施治方法，载内服方24首，咽喉局部吹药方28首，熏、含化、外敷方6首；下卷专论喉科的针灸疗法，成为该书的特色。郑梅涧对白喉见解独到，其后人据此创制著名的“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病。他的医术医德高明，镌刻一枚“一腔浑是活人心”的印章，临证处方时以自勉。其子孙恪守祖训，不趁病家之危而邀利，印章至今犹存歙县郑村郑氏后人处。

九华山与黄山相邻，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广泛传播着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六道”、“十二因缘”等，被尊为地藏王菩萨道场，并将唐代高僧金乔觉尊奉为地藏王菩萨；这里佛教寺庙众多，僧侣不计其数，被称为“四大丛林”之一的百岁宫，就是为尊奉活了126岁的明代高僧无暇和尚而建造的。九华山的僧侣与新安医家交往甚密，许多医家信仰佛教，如新安名医程林为和尚，称静观居士，博才多艺，喜诗文金石书画，著有《伤寒抉疑》行世。

新安名医孙文胤更是从九华山天台大师习医而成名，著《丹台玉案》6卷，共载病证160余种，内服方673首，外治方110首，尤以论脉见长，调摄养生、补泻温凉、点吹擦搽、熏洗渍熨、酒醋水火、催吐蜜导、针灸拔罐，均博收约取，搜方俱全，内外并重，多切实用，提出注重调养神志、远色慎劳的养生观念。

明清时期的新安文化，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新安医家多深受影响，在其临证实践中，能够不论贵贱、不论妇孺老弱，处处表现出平等地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的珍重和医道的敬重，坚持“医乃仁术”的理念，实践着儒家“仁者爱人”、佛家“普渡众生”理想。

（郑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