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近视流行病学

近年来，我国近视眼的调查集中在儿童青少年，各地报道近视眼的患病率不一。1989年29省市7～22岁学生近视眼患病率普查发现，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近视眼患病率分别为12.3%、34.9%、51.2%和66.6%。1993年国家教委在全国范围内监测的84 198名学生中，小学生的近视眼患病率为18.05%，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为48.11%、64.18%，平均近视眼患病率为34.83%。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教育部的联合调查显示，2004年我国学生近视患病率达60%，居世界第2位，患病人数达6000万，居世界之首，且近视呈低龄化趋势，7～9岁年龄段近视检出率明显升高。各省市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小学生的近视仍在逐年上升。近视眼患病率相较于过去不降反升，学生的近视问题日益突出，近视对青少年健康的影响不仅仅是医学问题，特别是近年来，近视发生率持续升高给学生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由于儿童青少年的调节能力较强，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患病率的调查结果是在睫状肌麻痹后的电脑验光或检影验光结果。1988年5月至1998年7月，赵家良等随机抽取了北京市顺义区4338户、132所学校的6134名5～15岁学生进行屈光不正的流行病学调查。在该调查中，近视被定义为睫状肌麻痹（药物不详）检影验光的等效球镜屈光度（spherical equivalent，SE）<-0.5D。结果5884名学生完成了检查，应答率达95.9%，共有1236眼视力不良，其中屈光不正占89.5%。5岁近视的患病率为0，但是至15岁，男生近视眼患病率为36.7%、女生近视眼患病率为55.0%，5～15岁的总体患病率为21.6%。男生中5岁的等效球镜屈光度为+1.06D，至15岁时为-0.23D；女生中5岁的等效球镜为+1.35D，至15岁时为-0.84D。

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何明光等随机抽取广州4814户、71所学校的5053名5～15岁的学生进行屈光不正的流行病学调查。应用1%的环喷托酯睫状肌麻痹后进行检影验光和电脑验光。在该调查中，近视眼定义为等效球镜屈光度>-0.5D，近视定义为两只眼睛中至少有一只眼睛为近视眼。结果4364名学生完成了检查，应答率达86.4%，2335只眼视力下降，其中94.9%是由屈光不正引起的。何明光等在2004年报道，近视的患病率从5岁的3.3%（检影验光）、5.7%（电脑验光）增至15岁的73.1%（检影验光）、78.4%（电脑验光），5～15岁的总体患病率为38.1%。等效球镜屈光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从5岁时的+1.25D降至15岁的-1.50D。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周希瑗、皮练鸿等对重庆市永川区学龄儿童进行了屈光不正和视力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该调查研究目标地区定义在重庆市永川地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永川区是重庆市40个行政区县中的一个，该研究的学者选择永川区是因为考虑到其人口的稳定性和社会经济水平居于中国西部的中等水平，具有代表性。该研究以人口为基准，通过整群抽样形成样本，按照地理上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定义“群”，对该地区居住的6～15岁儿童进行随机整群抽样形成样本，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屈光度的检查通过1%环喷托酯睫状肌麻痹下检影验光。最终共有3079名儿童完成整个眼部检查。该研究结果表明6～8岁儿童屈光状态的分布为正偏态，而9～12岁和13～15岁为负偏态。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20.69%（637/3079），远视（≥+2.00DSE）、近视（≥-0.50DSE）及散光（≥1.00DC）的患病率分别为3.25%、13.71%和3.73%。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远视的患病率明显降低（P<0.001）、近视患病率明显增加（P<0.001）。重点学校的儿童近视（P<0.001）和散光（≥1.00DC，P=0.04）的患病率较非重点学校高。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该学者认为随年龄增长，屈光状态分布逐渐由正偏态向负偏态转变，9岁是屈光状态发生变化的关键年龄段；环境因素和学习强度可以影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屈光不正在儿童眼病中发病率最高，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是目前导致欠发达地区学龄儿童视力损伤的最主要原因。

2008年下半年，赵根明、孙夷、瞿小妹等对上海市徐汇区4所小学、4所初中以及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6531名在校中小学生进行了近视眼患病现况以及相关因素调查，徐汇区儿童近视患病率和上海市平均值基本持平，高于全国水平。研究对象的近视患病率达50.4%，其中小学生为43.3%，初中生为70.8%。该研究中屈光程度的判定标准与其他研究不同，其判断的标准为：0D≤球镜<-3.0D为轻度近视眼，-3.0D≤球镜<-6.0D为中度近视眼，球镜>-6D为高度近视眼。

为了解上海地区中小学学生屈光状态的流行病学特征，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学者开展了对学生屈光度和屈光参数的数据库采集和跟踪监测评估工作。瞿小妹、陈露等于2010年左右选取了上海市徐汇和虹口两区5所小学、5所中学和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共12所中小学，将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所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屈光度、眼轴长度及近视相关因素的调查。应用NIDEKARK-700A全自动电脑验光仪进行小瞳下屈光度检测，应用蔡司Iol-Master测量眼轴长度及角膜曲率。结果共随机抽取10 023人，9068人完成检查，应答率为90.7%。该研究中近视的定义为：①轻度近视眼：裸眼视力≤4.9，小瞳电脑验光的等效球镜度≥-0.75D且<-3.0D的眼；②中度近视眼：裸眼视力≤4.9，小瞳电脑验光的等效球镜度≥-3.0D且<-6.0D的眼；③高度近视眼：裸眼视力≤4.9，小瞳电脑验光的等效球镜度≥-6.0D的眼。近视眼患者为双眼或单眼（另眼为正视或远视）为近视眼者。研究结果表明右眼近视率为47.9%，左眼近视率为47.5%。男性右眼近视率为45.8%，左眼为45.5%；女性右眼和左眼近视率分别为50.1%和48.9%。不同眼别和性别的近视率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左右眼基本相同，女性高于男性。12～15岁女性近视率显著高于男性，14～15岁女性的近视率较男性高出10个百分点（79%vs 69%）。该研究的学者将至少有一眼为近视眼的学生定义为近视眼患者，共4850人，近视患病率为53.4%，占视力不良学生的87.5%。男性近视患病率为51.6%，女性近视患病率为55.3%，有统计学差异（卡方检验，P<0.001）。6～12岁学生视力不良率为45.2%，13～15岁学生为76.7%。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近视眼患者在视力不良学生中的比例亦增大。6岁学生近视患病率仅有23.9%，而15岁已有79.4%的学生近视。6～8岁的近视学生中轻度近视占绝大多数，6岁学生中，中高度近视患者仅占0.7%。轻度近视患者的比例随年龄增大而增大，至12岁时达32.4%，成为屈光状态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而后逐渐降低。13～15岁学生中度近视成为比例最大的屈光状态，达37%。而高度近视眼的患病率自6岁时的0.2%逐渐升高，15岁已达13%。通过对两年的结果分析，得出女性较男性易发生近视，但进展速率相似。10～13岁为近视的高发年龄，而发病较早（6～9岁）的儿童进展较快。通过两年的随访，该研究的学者发现屈光状态在两年的随访中向近视方向漂移，近视眼患病率由31.5%升至55.7%，两年中平均年发病率为18.7%；高度近视眼患病率由2.1%增加到4.2%。近视年发病率为1.1%。近视年发病率女性为19.9%，男性为17.6%；6～9岁近视年发病率为33.5%，10～13岁近视年发病率为47.8%。两年内屈光参数的平均年增长值为：等效球镜度-0.282±0.008D。保持未近视者占样本人群的42.9%；新发近视者占25.6%；持续近视者占31.5%。

2012年10月至12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毕宏生等对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和威海市环翠区的4～18岁在校（园）的儿童青少年进行了屈光不正的流行病学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根据不同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和威海市环翠区的在校（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简单随机方法抽取农村和城市学校，将抽取的学校每年级以班级为整群进行编号，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数个班级，将班级内所有的学生列为调查对象。共有6364名学生纳入调查对象，共有6026名学生接受了眼科和视光学检查，总体受检率为94.7%。

该研究对所有受检学生进行1%环喷托酯散瞳电脑验光。该研究中近视定义为双眼中至少有一只眼的散瞳后屈光度等效球镜值（SE）≥-0.50D；高度近视为任意一只眼的散瞳后SE≥-6.0D。所有受检学生右眼的平均等效球镜度为-0.22±2.06D，中位数为+0.38D，近视最低为-11.75D；左眼平均等效球镜度为-0.13±2.05D，中位数+0.50D，近视最低为-11.75D。视力较差眼的平均等效球镜度为-0.18±2.11D，中位数为+0.50D，近视最低为-11.75D。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右眼屈光度均值如图3-1-1和图3-1-2所示。

近视总体患病率为 36.9%（95%CI：36.0～38.0）。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P<0.001），从4岁的1.7%（95%CI：1.0～4.0）增加到17岁84.6%（95%CI：78.0～91.0）（图3-1-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视患病率与性别和居住地密切相关，女性高于男性（P<0.001），城市高于农村（P<0.001）（表3-1-1、图3-1-4、图3-1-5）。 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均是与近视患病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年龄增长（OR：1.56；95%CI：1.52～1.60；P<0.001）、女性（OR：1.22；95%CI：1.08～1.39；P=0.002）和居住于城市（OR：2.88；95%CI：2.53～3.29；P<0.001）的学生患近视的可能性更高。

高度近视的总体患病率为2.0%，10岁学生的患病率为0.7%（95%CI：0.1～1.3），14岁组的患病率为（5.9±1.3）%（95%CI：3.4～8.4），至17岁时患病率高达 13.9%（95%CI：7.8～19.9）（图3-1-6）。经单因素分析，高度近视的患病与性别和居住地有关，女性（P<0.001）和居住于城市（P<0.001）的学生患病率更高。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度近视患病仍与年龄（OR：1.50；95%CI：1.41～1.60；P<0.001）和居住地（OR：3.11；95%CI：2.08～4.66；P<0.001）密切相关，但与性别无关（P<0.25）。

山东省的本次流行病学调查选取了聊城冠县和威海环翠区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研究，两地具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分别来自山东省西部农村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城市较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山东省作为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后代教育上较为保守，学生课业负担通常较重，这一因素可能会使山东省少年儿童的屈光不正患病现状与国内其他地区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该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4～18岁在校（园）学生的总体近视患病率达到36.9%，从4岁组的1.7%上升至17岁的84.6%，根据图3-1-4显示，从6～7岁起学生的近视患病率即呈现显著的随年龄上升的趋势，这与儿童入学年龄相吻合，提示了增加的学习负担和压力可能对近视的患病产生重要影响。除年龄外，女性和城市学生的近视患病率要显著高于男性和农村学生，这与一般认识和多数此类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相吻合，这可能意味着遗传、环境和行为方式等因素在近视发病中起重要作用。通过本次研究，学者们还发现，受检人群的总体高度近视患病率为2.0%，但显示出显著的年龄差异。10岁儿童的高度近视患病率为0.7%，但在17岁年龄组，患病率已高达13.9%。与近视患病有所区别，高度近视的患病城乡差别显著，但与性别无关。

与国内目前已报道的屈光不正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相比，山东调查结果也展现出少年儿童屈光状态近视化的显著趋势，近视是导致山东省青少年学生视力不良的最主要原因。以5～15岁年龄段计，山东省在校生的近视患病率为34.5%，略低于中国香港的36.7%和广州市的38.1%，而显著高于重庆的13.71%和北京市顺义地区的21.6%。相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广州，山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青少年学生的近视患病率却差别较小，山东较为保守的教育策略可能对此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北京的一项调查结果比较，山东少年儿童学生的中低度近视患病率远高于北京地区的成年人。另有报道显示北京11岁儿童的屈光度与父母屈光度持平，而在18岁时较父母偏近视2.0D。以上结果均提示我国青少年近视低龄化趋势十分显著。

除整体近视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外，山东省的本次调查发现高度近视患病率在14岁时达到5.8%，在15岁时达到9.3%，这些数据均超过了新加坡的相应报道，其两个年龄的高度近视患病率分别为4.7%和6.8%。山东省17岁学生的高度近视患病率高达13.9%（95%CI：7.8～19.9），这一数字高于多数地区的同龄学生，也显著高于北京眼科通过研究报道的成年人2.6%（95%CI：2.2～3.1）的患病率。两个报道均显示高度近视患病体现出较为显著的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因此，本次调查的17岁年龄段学生的高度近视患病率在今后极有可能不断上升。高度近视对视力和眼健康的危害和潜在风险极高。2006年徐亮等通过研究报道，中国目前有1/3的视力损害是由于近视引起的，是仅次于白内障、位居第二位的危害视力的病因。因此，必须对青少年学生近视和高度近视的高发给予高度警惕。

山东儿童青少年屈光不正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可能因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误差。首先，山东位居中国华北地区东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逊于北京、广州等特大中心城市，但仍好于中部、西部等国内大部分地区，虽然调查同时囊括了农村和城市地区，但数据仅在本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还不能代表全国的整体状况。其次，本次调查仅取得横断面数据，暂时无法准确分析和判断青少年学生屈光不正的发展变化规律，无法对相关危险因素的影响进行前瞻性研究，相关的纵向性队列研究将在今后逐步展开，以获得更多和更加可靠的数据结果。另外，虽然本次调查的整体应答率较高，达到94.7%，反映出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对青少年视觉健康的极大关注，但在18岁年龄组，应答率仅为70.4%。18岁在校学生多就读于高中二、三年级，面临紧迫的高考压力，可能由于担心散瞳后视力模糊影响学习，许多家长和学生拒绝了本次调查，这应是导致该年龄段应答率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较高的无应答率和较少的样本量可能是导致近视（80.4%）和高度近视患病率（2.8%）均低于17岁年龄组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次调查报告主要报道了17岁的分析数据，18岁年龄组数据由于可靠性较低，此处仅作参考。

总之，我国青少年近视眼呈现以下流行特点：患病率高且随学龄段升高而急剧上升，其中以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为最高。女生患病率高于男生，城市学生患病率高于乡村学生。以近视为主的屈光不正是导致我国青少年学生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高度近视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甚至在17岁学生中达到了惊人的13.9%，必须对此给予高度警惕；近视的患病与性别、年龄和居住地有关，其他相关危险因素也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开展纵向性研究有利于掌握青少年视力低下和屈光不正的发生发展规律，有利于探讨建立有效的防控措施。

2001年的北京眼病研究结果显示，徐亮等对城乡共4319名成年人进行了屈光度的检测，平均年龄为（55.85±10.33）岁（年龄范围为40～90岁），近视（等效球镜>-0.5D）的患病率为21.8%，高度近视（等效球镜>-6.0D）的患病率为2.6%。

2009年何明光等报道广州市荔湾区成年近视的患病率为32.3%（平均年龄为64.4岁±9.6岁，年龄范围为50～93岁）。该研究的学者通过手持电脑验光仪对荔湾区1405名成年人进行了小瞳下右眼屈光度检测。该研究中近视定义为等效球镜度大于-0.5D，高度近视定义为等效球镜度大于-5.0D。60岁平均等效球镜趋于远视（60～69岁：SE=0.50D），至75岁平均等效球镜又偏近视（80～93岁：SE=-0.31D）。50岁以上成年人的眼轴长度随年龄增长无显著性变化，女性随年龄增长晶状体变厚。

另Cheng等（2003）报道，我国台湾地区65～>80岁近视的患病率为18.3%，我国50岁以上成年人近视的患病率与国外50岁以上近视的患病率相比没有较大差别，如加拿大卡尔加里43～86岁近视的患病率为26.2%，美国巴尔的摩40～>80岁近视患病率为25%。

儿童近视的患病率在不同地区和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儿童近视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区，Pan（2015）等对亚洲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5 672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韩国19岁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最高；新加坡青少年学生患近视的情况较中国南方更为普遍。Saw等（2002）对957名中国和新加坡7～9岁学生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视的发生率分别为新加坡36.7%、厦门市城镇18.5%、厦门市农村6.6%。然而近视患病率在东亚其他一些国家却非常低，蒙古国（2006）农村7～17岁学生近视发生率为5.8%，尼泊尔（2000）5～15岁儿童近视发生率为1.2%。但是，近视化并非高发生于全球所有地区。目前，世界上不同地区关于近视患病的报道差异较大，例如老挝、伊朗、南非、摩洛哥、巴西和波兰等国家的少年儿童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近视化趋势，近视患病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除了近年来近视高发的东亚地区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外，部分欧美国家儿童的近视患病率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一份报道显示，瑞典12～13岁在校学生的近视患病率也达到了49.7%，这一数据几乎与广州荔湾区的数据持平；而另一项来自墨西哥的研究结果表明，12～13岁年龄段在校学生的近视患病率也达到了44%。有学者通过报道指出，美国的近视患病率在近30年来显著上升。很显然，近视的危害并不只严重侵犯亚洲人群和华人。近视患病率在全球各地的巨大差异预示着其影响因素和发病机制可能是极为复杂的。

针对成人近视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相对较少，大部分为横断面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成人近视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老年人通常低于青年人。2010年新加坡28 908名（19.8±1.2）岁男性的近视患病率为64.9%。Wang（1994）等对美国43～84岁成年人近视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近视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明显下降，从43～54岁年龄组的42.9%，下降至55～64岁年龄组的25.1%，进一步下降至65～74岁年龄组的14.8%，75岁以上年龄组为14.4%。美国（1997）城市40岁及以上非洲裔和白种人的近视发生率也随年龄增长明显降低，但在80岁以上年龄组却出现患病率高峰。亚洲（2000）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出现了70岁以上年龄组的近视患病率较高的现象。在对1232名40～81岁华裔新加坡人的研究中，近视患病率在70～81岁年龄组同样出现了高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晶状体混浊膨胀的程度随年龄增加逐渐增加引起的。

以近视为主的视力低下是影响青少年视觉健康的最常见疾病，其发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遗传和环境是与发病关系最密切的致病因素。但是，目前仍未能阐明近视发病的确切机制，相关致病基因也不十分清楚。根据文献报道，我国几个不同地区青少年视力低下患病率差异较大，但在各地人群基因型比较单一的前提下，环境因素在发病方面可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包括近距离工作、户外时间、光照强度及时间、社会经济因素等。

近视眼的遗传问题十分复杂，认识和评论有很大难度。关于环境和遗传因素与近视眼的关系，一般认为遗传因素对学生近视眼的作用有限，只是近视眼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学前提，仅提供近视眼的可能性。20世纪的研究结果提示病理性近视眼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为单基因遗传，基因定位已发现其有三个突变基因位点，即MYP1、MYP2和MYP3。单纯性近视眼一般认为与遗传和环境均有关系，属于多基因遗传，多基因遗传的基因定位难度较高，因此单纯性近视的基因定位目前仍是空白，但已有很多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证实了近视的发生与遗传有关，有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家族中有近视者易发生近视，近视进展也较快。对一级亲属近视情况的家系调查结果表明（娄晓民，1994），近视组一级亲属近视率显著高于非近视组，近视遗传度为43.3%，不同程度近视者和近视不同初发年龄段者的遗传度有明显区别，轻、中度近视的遗传度分别为30.6%和57.3%，11岁前形成的近视遗传度为70.9%，12～15岁形成的近视遗传度为50.8%，16岁以后形成的近视遗传度仅为33.1%，由此提示近视程度越高，近视初发的年龄越小，遗传度越高。从近视多基因遗传的遗传度特征分析，显示了微效基因的积累效应与近视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量效关系，提示我们通过改善环境来预防近视的复杂性与可行性。

桑丽丽（2008）等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中小学生中单纯性近视学生一级、二级亲属的遗传度分别为0.2804和0.3170，近视学生一级、二级亲属的遗传度分别为0.3166和0.3631。高度近视学生一级亲属遗传度高于单纯性近视，提示高度近视遗传倾向要大于单纯性近视的遗传倾向，且正视、单纯性近视和近视学生的二级亲属遗传度高于一级亲属。一级亲属遗传度是女生、中学和重点学校学生较高，而二级亲属遗传度则是男生、中学和非重点学校学生较高，原因是二级亲属近视的发生发展受环境因素影响比较大还是二级亲属的资料信息收集不准确，或是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单纯性近视与近视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病，遗传因素在其发病中起一定的作用，环境因素在其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吕帆等（1999）的研究结果表明，近视学生与非近视学生之间其父母屈光状态和学习状况也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一方和双方近视其近视发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35.0%和85.6%。学生近视多开始于学龄期，在11～12岁小学结束或中学开始期间发展迅速。所以小学生近视应该属于早发性近视。一些研究者认为早发性近视有更多的遗传因素存在，而迟发性近视诱发因素主要是环境因素。

钟萍等（2004）的调查结果显示，父母一方患近视者，子女患近视的比率为40.40%，双亲均近视的子女近视比率为43.48%，明显高于父母均正常的子女近视的31.48%，父母一方与双方患近视对子女近视的影响没有差异。

年龄是影响近视患病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学龄前儿童近视的患病率很低，学龄期内近视患病率上升最快，进入壮年后维持稳定，中年及老年早期时降低，而老年后期又略为增加，胡诞宁等认为中老年时横断面调查资料显示近视患病率降低的原因有二：一为年龄增长引起的眼部改变，如年长后调节张力下降甚至消失以及眼轴缩短或其他器质性变化。二是队列因素，即由于年轻时所处环境不同，晚出生人群（即横断面调查资料上年龄较小者）的近视患病率低于早出生人群。老年后期近视患病率略有回升，一般认为是晶状体硬化使其折射率上升所致。

普遍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随年龄的增长近视患病率增加。Czepita（2003）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小学生近视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近视始发于入学时期，随着学年的升高，近视的检出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近视的屈光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眼轴与年龄呈正相关，随着年龄增大，近视度数增加，眼轴增长。8岁以前的视力低下以远视为主，9岁是近视增多的转折点，10岁以后，视力低下以近视为主。以上提示8～9岁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时期。

性别对近视患病率也有一定影响。早年性别对近视患病率无明显影响，近年来有女性高于男性的趋势。在我国青少年中，女性近视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主要可能与我国女性较内向、勤于阅读书写等近距离工作、参加体育活动较男性少有关。学生近视与性别有一定的关系，不同年龄阶段女学生视力低下率平均为34.02%，高于男学生的25.49%（2005）。王宏（2001）的调查结果显示，男生和女生的视力低下率分别为 37.26%和51.54%，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王连恩（1997）的调查结果显示，连续三年小学生近视患病率女生分别为16.47%、20.48%、29.71%，男生分别为8.39%、12.04%、19.34%，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显著，近视率女生明显高于男生。

不同地区、不同种族间中小学生的近视患病率也有差别。在我国，城市中小学生的近视患病率要明显高于农村中小学生，2000年全国学生健康调研的结果显示，城市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23.96%、50.10%和71.37%，而同时期农村中小学生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17.42%、35.49%和61.29%。城乡中小学生之间近视率的差别可能与城市学生的课业负担和近距离工作负荷较重、城市学生使用视频终端较多、户外活动较少（赵明清，徐凌忠，2007）有关。徐亮（2005）对整体人群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北京市区40～69岁中老年人的近视程度也高于郊区。

王宏（2001）的调查结果表明城镇学生视力低下率为51.59%，而农村学生视力低下率为37.29%，城镇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将各省市的同龄者按抽样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分上、中、差3片（不分城乡），作视力低常率的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片内检出率不仅显著高于差片，甚至高于省会片。3片间视力低常率14岁前均有显著差异，且年龄越小片间差异更大。14岁后片间差异逐步缩小，主要原因是差片中的视力低常率迅速上升。视力低常率为城女>城男>乡女>乡男（季成叶，林梅，2000）。美国12～17岁人群抽样调查显示中西部近视患病率最高（35.7%），东北部（32.4%）和西部（33.4%）次之，南部（24.1%）最低。

黄曼（2005）的调查结果表明，视力低下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低，黎族学生比汉族学生低。因此，该研究的学者认为汉族高于少数民族视力不良与少数民族的族别有关联，是因每个民族的起源、形成时间、地点及成分都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民族形成后，一般都禁止和外族通婚，由于信仰、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对通婚要求的严格程度各异，对自身基因库的演变和发展也就不同（田蔓男，1996）。计晶晶等对包头市青少年近视相关因素分析表明，汉族（32.5%）的学生的近视率高于蒙古族（21.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地区学生近视发生率升高，尤以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检出率更为明显，而且中国和日本近视发生率远高于白种人（余健儿，2003）。

美国（2013）的一项针对6～72个月学龄前儿童的横断面研究显示，非西班牙裔白人学龄前儿童的近视患病率为1.2%，西班牙裔为3.7%，亚洲裔较高，为3.98%，非洲裔更高，为6.6%。而学龄期少年儿童不同种族间的近视患病率差异更大，在French（2013）等的研究中澳大利亚东亚裔12岁和17岁学龄期少年儿童的近视患病率分别为42.7%和59.1%，而同龄的欧洲白种人分别为8.3%和17.7%。

父母年龄与孩子近视患病率呈正相关（P<0.01）。

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近视患病情况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亲的学历越高，孩子近视的概率越高。父、母亲不同的屈光状态与孩子是否近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父母亲近视，孩子患近视的概率增加。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课外读书写字、使用电脑、玩手机或掌上游戏机和看电视的时间均与近视的患病率相关（P<0.01）。但是，综合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等因素后进行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平日每天读写时间、平日使用电脑的时间、周末使用电脑的时间和周末看电视的时间是近视患病的相关因素（P<0.01）；其中日常读写时间是危险因子，周末看电视时间是保护因子；而平日与周末看电脑时间影响不同。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除轮滑外，其余每周课外业余活动的时间均与近视的患病率相关（P<0.01）。综合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等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只有进行户外活动、参与琴棋书画活动、足篮排球运动和游泳运动是近视患病的相关因素（P<0.05）；其中，户外活动和足篮排球运动具有保护作用，而琴棋书画与游泳运动是危险因子。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读写姿势、执笔动作、躺卧看书、眼距离书本的距离、睡眠时间、看电视的距离和近距离持续用眼时间等因素均与近视患病有关（P<0.01）。综合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等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读写姿势、执笔动作和近距离用眼持续时间均与近视患病无关（P>0.05）；躺卧看书、看书距离过近、睡眠时间长和看电视的距离近是近视患病的危险因子（P<0.05）。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家庭书桌条件、读写照明灯选择、读写房间的顶灯类型、台灯类型、台灯所在位置和台灯的功率均与近视患病有关（P<0.05）。综合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等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照明方式选择、台灯偏于一侧是近视患病可能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台灯偏于一侧是患病的危险因子；其余因素基本与近视患病无关（P>0.05）。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各种食品的饮食频率均可能与近视的患病率相关（P<0.01）。综合年龄、性别和地区差异等因素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只有大米、奶制品和软饮料的摄取是近视患病的相关因素（P<0.05）；其中，令人意外的是只有软饮料可能具有保护作用；其他饮食与近视患病率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非近视的学生认为全面掌握视力健康状况是很重要的比例（58.5%）高于近视的学生（41.5%），近视的学生认为掌握视力健康状况不重要的比例（63.2%）要高于非近视的学生（36.8%）。非近视的学生认为视力低下对学习有很大影响的比例（59.5%）高于近视的学生（40.5%），近视的学生认为视力低下对学习没有影响的比例（53.5%）要高于非近视的学生（46.5%）。近视的学生比非近视的学生对自己视力担忧的比例普遍较高。不同视力状况的学生对视力健康状况的认识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近视的学生对视力健康状况的认知程度更高。

学生认为“上网是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所占比例最高，为62.8%，其次为看电视（26.3%）是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认为看书和遗传是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的比例较少。认为“戴眼镜对学习、生活和体育活动影响大”的比例相对较均衡；从未戴过眼镜的学生对戴眼镜的看法中“害怕”所占比例最高，为55.3%，其次为“无所谓”（38.4%）。戴过眼镜的学生对戴眼镜的看法为“讨厌”的占57.5%为，39.7%的学生觉得无所谓，2.8%的学生“喜欢”戴眼镜。

孩子是否足月产与近视的关系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孩子是否是单胎或者双胞胎、产后是否吸氧、母亲孕期身体是否异常均与近视无关（P>0.05）。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母乳喂养情况与近视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经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发现，各因素均与孩子是否患近视无关（P>0.05）。

一般认为，遗传在青少年近视患病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两大因素之一。既往研究结果表明（Jones，2007），父母是否近视是青少年近视患病的危险因子；父亲或母亲患有近视均可能增加孩子患近视的可能性。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近视患病的关系既往文献多有报道（Ip JM，2007；Saw，2002；Wong TY，2000）。父亲和（或）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孩子患近视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条件、家庭环境等密切相关，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行为方式，导致孩子室内活动或近距离用眼机会较多，从而导致近视患病率总价；另有研究认为（DiraniM，2008），智商因素也可能影响孩子患近视的概率，父母学历预示着孩子的智商可能也较高，这将在多个方面对孩子本身产生影响，致使近视患病可能性增加。父亲年龄大也是孩子患近视的危险因子，这可能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相关，更高的学历或更好经济状况可能意味着男性的晚婚晚育。与此类似，高度近视主要与父母是否患近视有关，在其他方面仅与母亲受教育程度相关，这提示高度近视的患病更多的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而非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可能在青少年生理性近视的患病中起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距离工作与近视发病的关系研究尤为引人关注。研究者很早就发现近视与近距离工作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调节紧张假说以来，在动物以及人类身上均发现持续近距离工作会导致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目前多数临床研究支持，近视的发生发展主要与眼调节功能和调节滞后量显著相关。在正视眼中，1米距离时调节刺激和调节反应相等，而随着距离的减少，调节反应小于调节刺激的量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调节滞后是近视的结果而非原因。Ip（2008）等研究发现，持续阅读时间超过30分钟的儿童发生近视的概率是持续阅读时间少于30分钟的1.5倍，而阅读距离小于30cm的儿童发生近视的概率是大于30cm的2.5倍。Saw等也发现每周阅读多于2本书的学生得较高度数近视（≥-3.0D）的可能性是少于2本书的3倍；每天阅读时间多于2个小时的学生得较高度数近视（≥-3.0D）的可能性是少于2个小时的1.5倍。Hepsen等对114名正视学龄儿童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对照研究发现，近距离阅读组的正视儿童近视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指出阅读和近距离工作是导致近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在所有相关变量中，只有日常读书写字用时是孩子近视患病的危险因素，这一结果支持大多数研究的一般观点。但是，近距离工作对近视的发生发展到底起着多大的作用，目前争议很大。Saw（2002）等调查研究128名3～7岁儿童发现，近视儿童和未近视儿童的近距离活动时间没有明显差别。此研究样本量偏少，可能结论有失偏颇。但Jones-Jordan等在835名6～14岁的近视者中发现，无论是为消遣而阅读的时间还是其他的近距离活动都与近视的进展无关，只有每周阅读时间再多10个小时以上，才会在1年后引起轻微近视进展（-0.08D）。而在改变近距离视物状态之后，近视的进展没有明显改善，这也从侧面说明近距离工作可能与近视发展的关系不明显。这些研究结果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本研究中，并非所有近距离用眼参数均与近视患病有关。对此，确实有必要开展更加深入、精确和前瞻性的研究加以确认。

研究还发现，平日使用电脑的时间、周末使用电脑的时间和周末看电视的时间也是近视患病的相关因素，但却并非全部是危险因子，其中周末看电视时间还是保护因子。曾有学者通过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看电视时间长与近视发生无关。这可能是因为看电视的距离比较远；而实际上，看电脑也属中距离工作，这可能决定了这些因素在青少年近视患病中所起作用并不显著；反而可能因为多看电视而减少了近距离工作的时间，从而起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Rose（2008）等也发现电视及电脑等与近视的发生发展无关。并且Chew（1988）等进行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近视患病率的明显增加，而此时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还没有大规模出现和流行。因此，将近视患病率增加归咎于电脑等现代化电子产品的使用增多需要谨慎论证。至于近距离工作与高度近视的关系，研究仅发现周末每天读写时间是高度近视患病的相关因素，而其余参数均无关联，这强化了环境因素在高度近视发病中作用较弱的传统观点。

在进行课余活动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在户外进行的一般活动和主要在户外开展的足篮排等大球运动对于近视发病具有保护作用；而主要在室内进行的琴棋书画练习和参与游泳运动是患病的危险因子。因此，室内和室外活动因素可能在近视患病中起显著不同的作用。早在1993年，Pärssinen等在芬兰学校进行的一项为期3年的随访研究发现，户外活动时间对近视具有保护作用，近视进展快的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比近视进展慢的学生少，在此研究中，这种相关性只有男生具有统计学意义。学者们通过随后的大量研究发现，近视的患病率与室外活动时间呈负相关。Jones等（2007）通过研究发现，在504名实验者中，在试验结束时有107（21.2%）人成为近视，从事体育活动的时间对近视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并且从事体育活动的时间比从事阅读的时间对近视发生发展的作用更大。

到底户外活动多长时间对近视具有保护作用呢？各个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近视的儿童比不近视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每周少5个小时。Dirani等（2009）在新加坡的研究结果显示，近视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比不近视的每周少3.5小时，并且发现不同种族近视的患病率不同，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而户外活动时间则正好相反，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Rose等发现悉尼和新加坡的华人户外活动时间相差11小时/周，如此巨大的差别也导致这两个地区近视患病率的显著差别（3%vs 29%）。研究发现，即使很少的户外活动时间对近视的发生都具有保护作用。Jones等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户外休闲活动或者体育活动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即使是在户外活动时间最少的一组（0～6小时组）也存在这种现象。三年级的学生如果户外时间多，那么其在8年级时患近视的概率会降低。对于父母近视的学生，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以降低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户外活动时间从每周0～5小时增加到14小时或更多，近视的概率会降低1/3。Guggenheim等发现户外时间比单纯体育运动时间的多少对近视的发生发展具有更大的保护作用。Dirani等也发现总的体育活动时间与近视的发生发展呈负相关，而室内体育活动则与近视无关。这也说明户外活动的重要性。

对于户外活动增加对近视具有保护作用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户外活动增多，近距离工作时间相应会降低。第二，户外光照强度高，使瞳孔缩小，景深增加，成像清晰度增加，可以减少因成像模糊引起的眼轴增长而减缓近视的进展。Flitcroft等（2012）在其研究中详细分析了室内和户外视物时，不同距离的物体在周边视网膜上引起的屈光状态情况。也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户外活动对近视的保护作用。第三，还有人推测户外时间增多对近视的保护作用，是因为太阳光中不同波长的光的影响。而从动物实验来看，无论是采用暴露于阳光下来增加光照强度还是通过用卤素灯来照射，都可以降低近视进展。第四，也是目前广为接受的解释，光照强度增加可以引起视网膜局部多巴胺的释放增多。

读写姿势、执笔动作和近距离用眼持续时间均与近视患病无关，这一结果可能与一般认识不同，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以上变量在近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作为“果”存在，而可能并非是“因”。除此之外的躺卧看书、看书距离过近、看电视的距离近等因素是近视患病的危险因子；但这些习惯对于近视是作为病因还是结果目前仍很难界定。据统计，执笔动作和看电视的距离与高度近视患病有关，这应当与高度近视视觉质量差有关。

照明方式选择可能也会影响孩子近视的发病。学者们通过研究和分析表明，使用台灯时偏于一侧是近视患病的危险因子。台灯偏于一侧可能造成局部用眼环境照明的不均匀，双眼视觉范围内环境明暗变化剧烈，可能会对视觉发育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统计分析，房间内台灯和顶灯同时开启孩子患近视的概率最低，提示均匀的照明环境对孩子的屈光发育有益。

另有研究分析了学生对于眼保健知识的了解，结果发现近视的学生比非近视的学生对自己视力担忧的比例普遍较高。不同屈光状况的学生对视力健康状况的认识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非近视的学生认知程度更高。这一结果表明在学生中开展视觉保健知识宣教的重要意义；另外，可利用近视患病学生对于自身视力下降的忧虑，通过恰当的方式改变其不良习惯，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

曾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母亲怀孕时年龄、母乳喂养与孩子近视患病有关，但经过分析认为，以上孕产因素均与孩子是否患近视无关。这可能与研究时收集母子孕产信息不够充分有关，此方面研究还有待改善和挖掘。

近视学生中父母亲近视的比例均为31.1%，非近视学生中父母亲近视的比例分别为16.0%、16.2%，近视学生的父母亲近视的比例高于非近视学生。大部分学生的父母亲学历是高中包括中专和本科包括大专，初中学历的也占了一定比例。父母亲文化程度不同与学生是否近视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差异，这一结果与山东儿童眼病研究的结果不同，可能与父母亲不同文化程度的构成比不同有关。

近视与非近视学生读书时眼睛与书本的距离在20～30cm的比例分别为67.4%和72.8%，学生近视与读书时眼睛与书本距离之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随着读书时眼睛与书本距离的增加，学生近视率降低。近视与非近视学生写字时手指尖与笔尖的距离在2～3cm的比例均高于70%，学生近视与写字时手指尖与笔尖距离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57.5%的学生没有在车上看书，35.7%的学生偶尔在车上看书，学生近视与在车上看书情况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76.4%的学生没有开灯睡觉的情况，17.5%的学生偶尔有，近视学生与开灯睡觉情况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

近视学生中平均每次读书、写字持续时间小于1小时的比例为17.2%，大于3小时的比例为11.0%，非近视学生中平均每次读书写字持续时间小于1小时的比例为19.2%，大于3小时的比例为9.3%，学生近视与平均每次读书、写字持续时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随着一次读书写字持续时间的增加，学生近视率升高（P=0.011）。

近视学生中42.5%每天晚上做作业所需时间为2～3小时，11.0%大于3小时，非近视学生中每天晚上做作业所需时间在2～3小时的比例为36.7%，9.3%大于3小时，学生近视与每天晚上做作业所需时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做作业时间的增加，学生的近视率升高。

学生近视与平时和周末看电视时间无显著相关性，与周末节假日玩游戏机时间相关。在周末及节假日，学生平均每天玩游戏机时间绝大多数超过小时，其中大于4小时的比例为17.7%，而不玩的比例仅为19.0%，学生近视与休息日每天玩游戏机时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随着玩游戏机时间的增加，学生近视率升高（P=0.034）。学生近视与平时和周末使用电脑的时间无关。

79.0%的学生每天做两次眼保健操，另有7.7%的学生从来不做，学生近视与做眼保健操次数间的差别没有统计学意义。多数学生会感觉眼睛疲劳，近视学生经常感觉眼睛疲劳的比例为31.3%，非近视学生经常感觉眼睛疲劳的比例为18.5%，学生近视与眼睛疲劳程度间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随着眼睛疲劳程度的加重，学生近视率升高。

小学生中有21.18%不注意读写光线，有20.08%不注意读写姿势，有23.61%有躺着看书的习惯，有2.20%有走路、乘车看书的习惯，视力正常学生用眼习惯好于近视学生，而男女生之间用眼习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调查3所学校桌椅高差合格率仅为20.96%，过低率为3.23%，过高率高达76.81%，学生在家庭学习用的桌椅高差合适率也仅为27.92%（356/1275）。按国家规定，读写桌面照度应大于150lx，有30.67%学生家庭晚间读写桌面照明过暗（391/1275）；学校教室的采光系数合格率为70.97%，后墙反射系数合格率仅为1.61%，玻地面积比合格率为69.35%，课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为74.19%，照度均匀度合格率为67.74%（42/62），教室黑板均无局部照明，照度合格率为70.97%、照度均匀度合格率为59.68%、反光系数合格率为95.16%，教室使用的都是日光灯照明，日光灯管全部与黑板平行排列，100%不符合卫生要求。学生在家学习时，有13.8%（176/1275）以节能灯、35.60%（454/1275）以日光灯为光源；以电视屏幕对角线5～6倍计算，有67.06%（855/1275）学生看电视距离太近。

研究结果表明，视力正常学生与近视学生比较，除读写光源中节能灯、其他灯的使用率外，近视学生的家庭视觉环境符合卫生标准率低于视力正常学生，但两类学生的电脑家庭拥有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学者们在研究光线在预防近视眼的发展中的作用时发现，人眼不仅是调节反射，同时瞳孔反射在改变眼屈光度上亦有重要作用。这些反射相互作用的表现与结果决定了一个完整的视觉活动的水平，提供合理、良好的采光照明是应付眼疲劳及防止近视眼发展的基本条件。徐凌志、郝广煜等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学生在家学习时光线过暗；日光灯效率高、照明亮，但光色有些偏紫，观察物体时可产生色像差，易致眼疲劳；普通白炽灯虽发光率低，但光线柔和、均匀，目感舒适，基本无色像差，适用作台灯光源节能灯属；荧光灯其光闪频率为100次/分，人眼虽不感知，但也可影响脑和眼的与头痛；所以节能灯、日光灯不适宜作台灯光源，合格的护眼灯光线柔和、几乎没有频闪是学习神经细胞，诱发多种不适合适的光源。因此，徐凌志、郝广煜等认为所调查学生的近一半应改变学习所用台灯光源。按标准要求，学习桌面光线要有一定的亮度（照度应在150lx以上，如40W的白炽灯作台灯或合格的视力保护灯），且不能与周围光线对比太强、明暗差别过大，因此，学习房间除台灯外还应有一个室内的照明光源，并照度接近150lx。因此，通过调查，徐凌志、郝广煜等建议学校改变灯管排列方向，应与黑板垂直，在教室窗户外不要有高大树木，控制班级学生人数，座位安排有适当的坐距和行距，黑板上缘应安装照明光源，教室后墙保持净面。

有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戴眼镜不好看、不想戴眼镜，但对戴眼镜的坏处了解得很少，近视学生对戴眼镜的看法正确率低于视力正常的学生。其次，不论学生视力是否正常，他们对近视形成的原因除“读写姿势不好”外，其他的认知率很低；学生对预防近视的知识除“注意读写姿势”外，其他掌握的很少。小学生的近视知识知晓率低于中学生，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近视知识掌握也更多。然而，中小学生知识的总体知晓率都偏低。吕自明等（2000）通过调查也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超过70%的同学不知道每次看书的时间应不超过1小时。每次看电视时间超过1小时而中间不注意休息，操作电脑时的距离小于50cm，有时会选择卧位边休息边看书的同学均高达半数左右。因此徐凌志、郝广煜等认为开展学生近视健康教育时应以学校为主。

徐凌志、郝广煜等选择了29个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并将其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最终筛检出11个因素，年龄、对戴眼镜的看法、看电视距离、家中有无电脑、玩电脑最长时间、是否注意读写光线、是否注意读写姿势、户外活动时间、母亲是否近视、母亲文化程度、学生家庭学习桌椅高差与小学生近视有统计学关联。而其余18个因素，性别、课外用眼学习时间、平均玩电脑时间、课间户外活动、看课外书、平均睡眠时间、有无躺着看书的习惯、有无走路乘车看书的习惯、上电脑课持续时间、父亲是否近视、父亲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体重指数、对戴眼镜坏处的认识、对近视原因的认识、预防近视的知识、黑板照度、家庭采光与小学生近视无统计学关联。

多项流行病学横断面或队列研究结果表明近视与户外活动显著相关（澳大利亚，Rose KA，2008；新加坡，Dirani M，2009；中国台湾省，Wu PC，2010；Jones LA，2007，2011，2012）。Guggenheim等（英国，2012）对3241名7～15岁青少年进行了整群抽样的队列研究，发现经常户外活动的青少年较较少户外活动的青少年近视进展的危险性降低[hazards ratio（HR）=0.75，95%CI：0.60～0.96，P=0.023]。虽然体育活动也与近视发生相关，Guggenheim等同时发现户外活动较体育活动有较高的对近视发生的预测性。户外活动对近视的保护作用机制可能与高强度光照水平、自然光的光色系、自然光光谱以及增加的血维生素D水平有关，以上已被动物实验证实；且户外活动视野好，近距调节和远视性离焦减少；也可能与户外活动时强光下瞳孔缩小、景深增加，使视网膜成像质量好（高阶相差降低），看远时的调节需求降低有关。

大部分关于近视与近距离工作关系的研究是通过评估比较在校儿童青少年在校读写时间。Hepsen（1993）和他的团队发现技校的学生较私立学校的学生有较低的近视率，可能与近距离用眼时间有关。Saw（2001）等发现新加坡孩子每周读书的本数与其近视的程度相关，读得越多，近视程度越高。Rose（2008）和他的团队报道了澳大利亚和中国籍新加坡6～7岁儿童有显著不同的近视患病率，澳大利亚儿童为3.3%，新加坡为29.1%，尽管澳大利亚的儿童每天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家庭作业。Rose等学者推测可能与新加坡孩子近几年不断增加的学前教育有关。有关成人近视与近距离工作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多与职业有关。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显微镜学家、医学生、近距离工作的纺织工人有较高的近视患病率。鸡和灵长类动物实验提示视网膜离焦在眼轴增长和屈光度增加中扮演重要角色，屈光度数的改变伴随着短暂脉络膜厚度改变和随后长期的巩膜改变。远视性离焦引起脉络膜的快速变厚，使视网膜不断后移；近视性离焦引起脉络膜快速变薄，使视网膜不断前移。在人类，调节滞后使近距离工作时视网膜像位于视网膜后，这种远视性离焦可能引起眼球后极部的视网膜向后移动以达到成清晰像的目的，从而导致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发生发展。目前多数临床研究结果表明，近视的发生发展主要与眼调节功能和调节滞后量显著相关。在正视眼中，1m距离时调节刺激和调节反应相等，而随着距离的减少，调节反应小于调节刺激的量越来越大。但是，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调节滞后是近视的结果而非原因，因而，近距离工作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机制尚需更深入的研究。

在排除了年龄和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新加坡受教育程度高、住房条件较好、月收入水平高及长期近距离工作的人群的近视患病率较高。在韩国，高收入家庭孩子的近视患病率高于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家长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好的家庭中，近视的家族聚集性更明显。Mirshahi等（2014）也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在校学习时间越长的人群近视的发病率越高、程度越深。高收入者近视患病率高的原因可能与高收入者的教育水平高，近工作量多有关；教育水平高导致了高近视患病率和高收入等继发关联；高收入与高度近视患病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对于拥有较少睡眠时间的青少年，其近视的患病率较高。Xu（2016）等对8030名中小学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13～18岁青少年较高的近视患病率与其较少的睡眠时间有关。Hua（2015）等的研究同样发现，具有较长的睡眠时间是青少年非近视眼的保护因子。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长期睡眠不足，引起全身自主神经紊乱，特别是眼部局部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导致睫状肌调节功能紊乱所致。Jin（2015）等对中国武汉的726名青少年进行疲劳的调查，结果发现较少的睡眠时间是产生疲劳的相关因素。同时较少睡眠时间的青少年可能具有较大的学业压力，且近距离用眼增加，较少的睡眠时间如何影响近视的发生进展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亲吸烟尤其母亲怀孕早期吸烟，可能影响儿童屈光不正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吸烟的青少年近视的患病率较低（Saw SM，2004；Stone RA，2006；Iyer JV，2012；BorchertMS，2011；El-Shazly AA，2012.）。 然而，Rahi等（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母亲怀孕早期吸烟与其子女高度近视相关。父母吸烟在近视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上述研究有的未考虑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有的未考虑父母亲的屈光状态和年龄的影响，因而父母亲吸烟与近视的关系尚需更深入的研究。香烟成分复杂，其中尼古丁是香烟中的主要成分，香烟对近视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乙酰胆碱起作用。动物研究结果表明（Stone RA，2001；Stone RA，2013）暴露于烟草可能通过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来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尼古丁拮抗药物可以抑制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发生。尽管人类试验没有明确关于被动吸烟和近视的证据，动物实验已证实几种拮抗尼古丁药物能够抑制小鸡形觉剥夺性近视的发生。

（毕宏生　吴建峰　胡媛媛　沈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