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拉迪亚·吉卜林[89]

拉迪亚·吉卜林是这个世纪唯一不算糟糕得彻头彻尾的英国流行作家。当然，他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因为迎合了中产阶级。在战前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驻印度的英国家庭中，他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当代任何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他就像伴随着你成长的家庭守护神，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无论你喜不喜欢他。我自己十三岁的时候很崇拜吉卜林，十七岁的时候很不愿意读他的书，二十岁的时候很喜欢读他的书，二十五岁的时候则很鄙夷他，现在又很崇拜他。一旦你读过他的书，你就不可能忘记他。他的某些故事，比方说《奇异旅程》、《船舷的锣鼓》和《魔鬼的烙印》，写出了那类故事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平。而且，它们讲述得非常精彩。至于他的文风粗俗这个问题，那只是表面的瑕疵。在没有那么显眼的结构和用语简洁方面，他是最出色的。毕竟，写写无关痛痒的散文要比讲述一个好故事容易得多（见《时代文学增刊》）。而他的韵文诗虽然几乎成了劣作的代名词，却有一种过目难忘的奇特品质。

“我失去了不列颠，我失去了高卢，我失去了罗马，而最糟糕的是，我失去了鸣鹃鵙！”

或许这只是一段押韵的文字，而《通往曼德勒之路》或许还称不上是一段押韵的文字，但它们确实“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它们让你想到，即使要成为这样一个代名词也需要有一定的才华。

吉卜林的作品中比无病呻吟的情节或粗俗的风光手法更让人觉得倒胃口的，是他将才华都用在宣扬帝国主义上面去了。你最多只能说，他作出那个选择在当时要比在现在更能被人原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帝国主义是多愁善感、无知而危险的，但它并不全然是可耻的。那时候“帝国”所唤起的画面里有辛勤工作的官员和边境的冲突，而不是比弗布鲁克勋爵[90]和澳大利亚的黄油。那时候一个人仍有可能既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又是一位绅士，就吉卜林的个人品质而言，无疑他就是这样的人。值得记住的是，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家，但是，或许没有哪个作家如此一以贯之地克己自制，从不庸俗地招摇展示自己的个性。

如果他从来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或许他会成为一名舞厅歌曲的作者，他原本是会走上这条路的，那或许他会成为更优秀更可爱的作家。可在现实中他选择了这么一个角色，当你长大之后，你总是会把他想象成为一个敌人，一个风格独特的怪才。但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不禁希望我能以某种形式向这位对于我的童年如此重要的讲述故事的人致敬——如果可以的话，鸣炮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