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评《新写作的对开本》（1940年春季刊）[346]

现在人民阵线一派风平浪静，之前为《新写作》贡献了最具刊物风格特征的稿件的文学流派突然间销声匿迹了。但是，《新写作》从自己的灰烬中获得重生，以略微改变的面目重新出现，仍然是左倾的刊物，但少了左翼书社的气息，没有那么刺耳，大体上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和以前一样，它刊登了许多杂乱的散文和诗歌，但这一次没有文学批评；除了乔治·巴克[347]的一篇奇怪的短文之外，没有与政治直接关联的文章。罗莎蒙德·勒曼[348]小姐发表了一则篇幅有一万字的散文故事，名为《红头发的丹特莉斯小姐》，或许是迄今为止回忆“战前”（另一场战争）黄金时代的最好的作品。它唤醒了爱德华时代那种平和而倦怠的气氛，很难讲述它是如何做到的。它只是描写了一个生活小康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无聊和庸俗，他们的团结和本质上的善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年过三旬的作家开始描写“战前的岁月”，而且没有那种几年前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轻蔑。或许这并不表示对过去的向往，而是他们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那段特别的历史真的已经结束了。

亨利·格林[349]先生写了一段很有魅力的描写，算不上是一个故事，讲述了那段时期的一所预备学校的生活。乔治·弗雷德里克·格林[350]的《无罪释放》和拉尔夫·埃维尔—萨顿[351]的《逃兵》（倒霉运的故事）以及约翰·索姆菲尔德[352]的《第一堂课》（法西斯的暴行）都更加接近旧时《新写作》的风格，但勒曼小姐写活了艾哈迈德·阿里，她的《德里的早晨》是一篇精致的作品，就像一幅美妙的水彩画。另一篇东方作家的文章——柏平才[353]的《沿着滇缅公路》则比较平淡无奇。安德烈·尚松[354]的日记选集（现在他在马奇诺防线）清晰地描写了现代战争的特征和如今正在发生的价值颠覆。

另一方面，那些诗歌大部分都写得不怎么样。里面有一首史蒂芬·斯彭德写的不算特别突出的诗，奥登和麦克尼斯没有作品刊登，戈隆威·里斯[355]的《一个女孩说》应该刊登在妇女杂志里。但威廉·普罗默[356]从《寡妇的阴谋》或《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开始有了充满希望的新起点，它类似于滑稽的民谣，很像穿越到现在的布雷特·哈特，这首诗让我们觉得滑稽诗或许有望再次超越《潘趣》的水平。就篇幅而言，战争时期的《新写作》不是那么物有所值，但它的品质并没有下降，让我们满怀希望，觉得它会是这场战争无法消灭的事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