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囊括天人的大文化态势

徐复观于《两汉思想史·自序》中写道：“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一种大的演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尤以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及平民氏姓的完成，为我国尔后历史演变的重大关键，亦为把握我国两千年历史问题的重大关键。”（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李泽厚在《秦汉思想简议》一文中也指出，“处在先秦和魏晋两大哲学高峰之间，以董仲舒为重要代表的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其“形成与大一统帝国要求新的上层建筑相关”（《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二说涵盖面稍异，然指明汉代思想迥异于先秦，真正形成于大一统的武帝朝则一致。对大一统政治思想下之文学，昔人评述龃龉。如唐冯万石《对文词雅丽策》云：“臣闻四时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本之于汉帝。”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四云：“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 可谓仅述其事。唐李华《质文论》云：“汉高除秦项烦苛，至孝文元默仁俭，断狱几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则文不如质明矣。”元王构《修辞鉴衡》引张文潜语云：“汉高祖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秦古书未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纪诏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殊多贬意。而宋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杨时《送吴子正序》云：“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缺。汉儒收拾补缀，至建元之间，文辞粲如也。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继武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沛然如决江汉，浩无津涯。”又为褒词。诸说纷纭轩轾，但汉代文学兴盛于武帝时代之史实，已彰明昭著。由文学创作的兴盛推及对文学思想的确认，这一时期文风隆烈，威镇百年，实呈有汉一代鼎盛气象。然因当时文学有依附经学的特点，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的施行，为后世的研究蒙上一层厚重的迷障，因此，只有出入经学，才能省察其时蕴含于大文化思想结构中的文学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