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文化中的政治、艺术、文学

以宫廷文化为中心的大文化圈的形成，意味着先秦南北文化、众家学术思潮和汉初藩国思想的三重意义的组合。而此组合本身，又以大一统思想为凝聚核心，这又是考察其时政治、艺术文学之特征的关键。

政治思想理论之一统与帝国实践行为之一统辅成相应，构成汉代盛世罕见的两极拓展现象：一方面充分显示一人专制的威力，一方面充分表现兼容并包的气势；前者被视为文化专制，后者被视为文化开放。我以为，这大一统局面形成的两个方面，正是政治思想在变化、差异和对立统一中的和谐。因为在当时，只有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一人专制）才能完成汉王朝统一大业（如削藩、巩固封建宗法制等）；又只有以兼容并包的开放思想，才能在强权基础上保证王朝统一大业的形成、稳固、延续。缘此，董仲舒所倡导的、汉武帝所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亦出此需要。在学术上，所谓“罢黜”，实质是对“百家”旧学的兼综扬弃；所谓“独尊”，又是依托先秦六艺文化树立新儒思想。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倡“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泽甚美”；孔安国《古文孝经训传序》称“省万邦之风，以知其盛衰”，“云集而龙兴，虎啸而风起……胡笳吟动，马蹀而悲；黄老之弹，婴儿起舞。庶民之愚，愈于胡马与婴儿也。何为不可以乐化之”；皆取文化兼容之势。同时，武帝朝伐匈奴、通西域、平两越、击朝鲜等重大的政治、军事举动，拓开了地理屏障：诸如匈奴休屠王金日附汉，渐启外族南下交易方物、献乐玩艺之风；张骞出使西域，遂开西方商旅之路；而中西人员之频繁交往，各族语言之密切交流，以及外来宗教、语言、艺术、乐器一时充斥汉廷，均为汉代外向型文化的形成作出贡献。

从政治看艺术，汉代艺术思想成熟期那种既粗犷雄劲，又俊逸明快的特色，也是与国力、文化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在代表汉代艺术的画像艺术中有鲜明表现。缘于疆域的拓张，汉代画像能够兼括南北艺术风格。如以秦岭和长江中下游为界的北方，因“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和“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汉书·地理志》），故画像题材多战争、狩猎等尚武内容，体现了雄浑豪放，刚健有力的北方艺术风格；四川江浙一带的南方，则由于“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地理志》），故画像题材又多生产劳作、宴乐出巡等内容，体现了情采俊秀、笔意流韵的南方风格；合此二者，又充分说明了汉画艺术以大一统政治思想为背景，兼容南北艺术的结果。在创作构思方面，汉画艺术又表现出囊括天人的气势，这一点除了与南方文化之神话巫术思想有关，还与当时方士文化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兴盛有重要联系。史载：汉武帝曾命人画云气车“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这种神怪思想已广泛渗透于壁画和陶器、铜器雕刻艺术之中，使汉画艺术达致一激越 飞动、跨越时空境界。汉代画像艺术风格或以古朴粗犷逞势，或以蟠屈隐约见趣，或以巧妙构思抒情，或以技法娴熟为美；然其间最深层的主题，却是来自生活的写实精神和发自幻想的人神模式，构成现实浪漫交互的二重组合的艺术世界。而从汉代画像艺术风格的演变观其成就，这一艺术虽经西汉中、后期发展而至东汉时代达致高峰，但其所展示的汉文化特征又显然发轫于武帝时期完成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理论思想。

汉代文学思想与汉代艺术思想在大文化背景下的特征是一致的。刘熙载《艺概·文概》云：“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此就文体而言，且兼涉汉初作家，然其重点亦在武帝时期。而文体的并兴，文风的多样，又是文化包容开放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的作家与理论家中，虽然董仲舒素被后人目之为以经术显称的代表，但其所倡导之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对当时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却具有非凡的威力，起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