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董仲舒文学思想概述
董仲舒是以强烈的政治目的建立其学术体系，并影响他的文学思想的。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既肯定大一统专制的合理性，又为这一政治制度的完成建构起囊括天人的学术思想大体系。
正因为董仲舒政治思想是配合封建社会进程中出现的高度集权的一人专制和兼包并容的开放态势之需要，所以他在维护专制之主至尊无上地位的同时，并不肯定“家天下”，相反，却赞成禅让和征诛两种政权转换方式，表现出“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由此，董仲舒文学思想亦非持为一人专制服务之主张，而是以发扬汉初人文精神，建立新的礼乐秩序为目的。
在董仲舒文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中表现出目的论色彩，在他看来文学具有工具的性质，是通过人的主观性有目的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他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下引此书仅举篇名），显然具有对先秦典籍作适应时代需要之新解释的意蕴。他推阐“《春秋》无达辞”云：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
可见“察”《春秋》之辞“得一端而多连之”的思想，是富有创造性意味的；而这种创造性又必须限定在一定历史与现实的范围为政治服务的。同于此理，他对《诗》也作了符合功利目的之解说：
圣人事明义，以炤耀其所闻，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身之养重于义》）
董仲舒一面强调《诗》的显德意义，一面又重视《诗》之刺政功用。如其《举贤良对策》云：“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这虽直接继承了汉初《诗》学的微言大义，其因为大一统政治目的而旁涉兼容，显然又较汉初说诗通侻。
董仲舒文学思想并不拘守旧有礼法，而是以其雄阔辽远的心胸顾瞻天地间之大美，他提出“天地之行美也”（《天地之行》）的思想，是试图以天地运行规律规范社会人生。如其论“天”：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天地之行》）
论“地”：
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气所以养阳也，暴其形所以为忠也，著其情所以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终也，献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归其功所以致义也。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同上）
此以“天”之“为尊”、“为仁”、“为神”、“为明”、“相承”、“为刚”、“成岁”、“生杀”之“美”，与“地”之“事天”、“养阳”、“为忠”、“为信”、“藏终”、“助明”、“助化”、“致义”之“美”，通过“其法取象”之异质同构的联系，比喻“君”与“臣”之“美”，其中虽不乏比附而显得荒诞不经，但这反映董氏的大美思想却是现实的。这种天地之美落实于人生，又是一种“仁之美”的表现。
在董仲舒眼中，人生修养所必需、文学创作所表现的中和美思想是“循天之道”而来的“仁美”，具有至德养民的政治理想色彩和以中和理天下的现实政治目的。其解释中和云：
中者，天下之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存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循天之道》）
此说推阐了《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观点，并结合于阴阳五行学说而表现出较先儒更庞大、更完密的审美体系。如其将天地和美落实于社会人生，则谓“世治而民和……世乱而民乖”（《天地阴阳》）；将和美落实于容貌衣着，则谓“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则目悦矣”（《为人者天》）。他如对宫室建筑、音乐歌舞等艺术的中和要求，都是由天地之美落实于人生现实的。董仲舒仁美观的另一面人格美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汉书》本传载，董仲舒既是一个“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谨肃方正之人，又是一个“三年不窥园”的勤劬学者。因此，他在“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使其学大行之际，却受到两次政治和人生的厄难：一次是“仲舒以（公孙）弘为从谀，弘嫉之”而将其排出中央政府，相膠西王；一次是仲舒因言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异，为主父偃所窃奏，下狱，当死，后诏赦之。这种不幸遭际并没有迫使董氏对其大一统思想怀疑，而只是在大一统思想中灌注以人格精神。可以认为，董仲舒赋予天地运行的人格之美是企望通过“天”的威势和品性来抵制与约束在大一统政治进程中无限膨胀的君权，同时，以“天地”作为人格修炼之典范，又是对世人阿君媚俗行径的鞭笞。明乎此，才能完整理解董仲舒一方面是“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有所统一，为群儒首”（《汉书》本传）的大一统政治的鼓吹者和大文化的设计者，一方面又是提倡“众强弗能入，蜩蜕浊秽之中，含得命施之理，与万物迁徙而不自失者，圣人之心也”（《天道施》）和自诩为“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反身于素世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士不遇赋》）之孤介清高的隐君子。
在文质问题上，董仲舒不同于《淮南子》崇尚道家质朴为美，并将文与质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先质后文，文质统一，将先秦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纳入大文化范畴而使之体系化。他说：
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玉杯》）
“质文两备”是董氏文质观的概况，然二者不能俱备时，他又明确偏向符合仁义道德的思想感情之“质”。但是，董氏先质后文并非弃文，如《举贤良对策》云：“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即重视文的作用。在董仲舒文学思想结构中，文代表着无数众物（多）和外饰的美，质则代表着一种灌注万物之中的志气、精神（一），而其以质率文，以一统多的观念，是董仲舒经心建构的大文化思想的缩影。
从时代精神看董仲舒文学思想之价值，突出表现于文学性情、礼乐秩序和尚用思想方面，而此三点又与其哲学思想之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春秋公羊学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