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挑战

作为20世纪末生命科学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宪法保护的价值带来了巨大冲击，也为宪法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克隆人技术对生命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的研究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会在医学研究领域带来突破，当前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极度匮乏，治疗性克隆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过程需要从克隆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这必然要损害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的生命。在医学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因治疗疾病的需要损毁胚胎，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构成侵害。在生殖性克隆领域，克隆人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克隆孩子可能面临严重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风险。动物克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动物克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第一，成功率很低。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其成功率很低、克隆出来的动物可能存在生理和免疫方面的缺陷。有学者指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率很低，目前公认的成功率在1%—3%，克隆胚胎移植后的出生率平均不到10%。在277只克隆羊实验中，只有一只羊（克隆羊多莉）得以存活。第二，基因异常、疾病与畸形。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20世纪50年代青蛙的克隆实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遗传性畸形。得克萨斯州的格林纳达公司曾经运用分化的胚胎细胞对牛进行克隆，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异常大，有些出生时便重达180磅，比正常出生重量的两倍还多。并且，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有18%—20%的克隆牛出生后死亡了。克隆羊多莉诞生后，该科研团队利用胚胎细胞进行转基因动物克隆。这次试验中，团队将羊的胚胎细胞的DNA转移到425个去核卵子中，有14个成功受孕，最后只有6只羊成功被克隆出来，有些羊的重量是正常羊体重的两倍。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此外，克隆人也可能面临分化细胞基因片段的重新排列，此类重新排列也会使克隆人产生问题。第三，过早老化问题。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贝勒医学院的遗传学家和妇产科医师谢尔曼·伊莱亚斯（Sherman Elias）呼吁对动物核移植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以确保人类克隆免于过早老化等潜在危害。克隆动物成功率低、畸形问题和早期死亡问题意味着通过克隆人技术生产人类个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有意制造很可能有缺陷的人，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

二、克隆人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对宪法上“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克隆人技术已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尽管其安全性仍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调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宪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宪法学并没有作好充足的理论准备，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对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伴有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无确定的科学证据，对其进行判断必然具有推测性。

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美国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因）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这种控制引发了根据一定的规格生产孩子的想象。如果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满足被克隆者的虚荣心或满足已经存在的个体的需求，它可能会降低克隆人的人格。从已故孩子上克隆的孩子，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有相对少的机会。我们处在一个基因决定的时代，DNA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指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命运在星球之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基因之中。”大量心理成长的研究表明，孩子需要有自治的意识。这对于从其父母或已故孩子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来说非常困难。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的说法，但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对宪法上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

生殖性克隆还会影响克隆孩子的自我印象，涉嫌侵犯其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一个人的基因组对其未来影响的未知，对于自发、自由而真实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克隆人影响了孩子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生殖性克隆会导致个人私密信息的泄露，这可能会威胁到其自我印象。根据人们对基因测试反应的研究，对于自己基因信息的知晓会损害人的自我印象。

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基因独特性是否为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抽象性，人的尊严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共识。即使在德国，人的尊严也被批评囊括的内容过于宽泛。在克隆人技术领域，伦理层面的人的尊严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宪法规范层面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判断标准面临挑战。

三、克隆人技术对社会与家庭秩序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上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在社会秩序方面，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带来人类个体的商品化。波士顿学院的神学家丽莎·卡希尔（Lisa Sowhill Cahill）指出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导致人的基因的商品化，也会导致对人类基因的操纵。生殖性克隆会让社会逐渐认为孩子是一种可批量制作的产品，克隆人被制造的目的可能仅仅在于医疗用途。有些想追逐“长生不老”的人可能会通过克隆孩子寻求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使得克隆孩子成为人类器官的储存器。此外，克隆人的基因构成会被人提前知晓，由此克隆人可能受到非难或歧视。

生殖性克隆对个体概念的侵蚀会影响整个社会关于“人”的观念的变革，进而会冲击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学者弗朗西斯·C.比萨指出：对于自己或他人，具有被提前决定的基因身份，其隐私与自主会被严重削减。克隆技术可能会通过侵蚀个性概念而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而个性概念是隐私与自主观念的核心。克隆除了会削弱个体的自由意志外，还会削弱那些致力于培育个人自主及禁止对个体进行强制操纵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

生殖性克隆复制人类基因，会对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构成威胁。克隆人的前景引发了其对社会整体影响的诸多关切。克隆可能会影响到进化，因为它会提升基因的单一性，使得人类对于将来的某些疾病没有抵抗力。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教授指出：“基因多样性是我们应对不确定未来的首要防御。剥夺基因多样性，哪怕是部分的，也会威胁到我们的物种。”遗传的适应性使得人类能够生存，生产基因相同的人会威胁到人类。尽管存在上述危险，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克隆人被限制在极少数情形下，那么人类的进化不会受到影响，其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也不会高于自然生育的双胞胎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

在家庭秩序方面，根据传统观念，男女结合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是他们缔结婚姻、构建家庭的核心目的之一，而克隆人对于婚姻与家庭在营造生育环境的重要地位上构成重要冲击。生殖性克隆会改变传统上对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克隆人是供体基因的复制，克隆人与供体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父母子女的关系不同，其不具有在遗传学上的继承性，这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的混乱，对宪法保障的伦理秩序构成冲击。在家庭关系中，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克隆孩子会更像物而不是人，因为克隆孩子是被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此外，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孩子可能会面临不合理的期待。宪法应如何应对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保护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冲击是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之，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宪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为宪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如何通过宪法为克隆人技术研究确立界限，保护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并在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