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

1350年，在英格兰奥斯沃的圣·玛丽娅教堂的围墙内，有人拟定了一份报告。正是这份报告，使这一年变成“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一年”。这份报告对瘟疫年代做了痛苦的总结记录：大约有200万条性命，也就是欧洲总人口的1/3，被瘟疫残酷地夺走。惊魂未定的欧洲人开始四处重建家园，虽然整个欧洲显得那样杂乱无章，用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话来说，“巨大而可怕的孤独”像一张裹尸布一样罩在所有幸存者身上。“啊，快乐的子孙们，”他写道，提请人们展望美好的未来，“你们再也不会经历这种无尽的悲伤；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事，对于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梦。”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预言过于乐观。因为10年之后，黑死病再一次袭击了欧洲，而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时有发生。它一会儿“消沉”，一会又儿“生机勃勃”，直到 1720 年马赛大洪水之后，才真正稳定下来。如此惨重的灾难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农民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根基，但他们已在瘟疫中大批死亡，这就使得已经在走下城路的封建社会更加虚弱。幸存者们发现，他们的雇工提出了闻所未闻的高待遇要求。不过在许多地方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这是由于那些失去了整个家族的幸存者，一夜之间继承了所有的财富，成为了阔佬，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宗教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这不仅仅是因为神甫们纷纷放弃了他们的信徒，而主要是由于宗教在血腥的死亡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一种新的怀疑论开始兴起，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却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重新掩埋尸体，于是这种怀疑论愈演愈烈，以至在后来的新教改革中达到顶点。

“我，约翰·克林，圣芳济派男修道士们的兄弟，也是基尔肯尼女 修道士们的兄弟，在这本书里写下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耸人听闻的事实。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或者至少是从值得信赖的人们那里听来的。”一个曾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们死去的爱尔兰修道士在临终前这样写道，“为了避免这些书稿与它的作者一同腐烂，或者被劳工们抛弃，我把它写在了羊皮纸上，并留下了大量同样的羊皮纸，以期在这场瘟疫中幸免于难的亚当后代重新拾起这项由我开始的工作。”但最终，3个赫然大字道出了他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全景：大灾难。

原始的吸血疗法，是当时的人们采用得最多的治疗瘟疫的办法，效果并不明显。人们以为用水蛭吸取病人的血液，可以吸走疾病的邪气。光是伦敦圣巴塞洛琳医院一年就用了九万六千条水蛭，造成整个欧洲水蛭严重短缺。这幅套色版画将吸血疗法刻画得淋漓尽致。

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在苍凉的背景之下，被抛弃的尸体只能与野花为伍。在鼠疫最猖獗时期，欧洲的卫生预防思想得到了强化，产生了许多强制性法规。关于死尸的处理规定得最具体：死者必须运到郊外处理，并禁止两个人以上参加殡仪，严禁咒骂以避免神的愤怒，禁止鸣丧钟，禁穿孝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死者被抛弃在荒野中，任由野草杂花从腐烂的尸骨上生长出来，人们已没有余力去掩埋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