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平等理论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2.1　不平等理论

2.1.1　不平等理论评析

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不平等，或者说平等为什么那么重要呢？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几乎无处不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平等和不平等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底层的人的福利会受到不平等的影响，这是很显然的，社会越不平等就越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但是在整个社会中，不单单是社会底层，包括社会高层人群也会受到不平等的影响。为什么？首先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而且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报酬，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或出生在什么地方，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这是所有人都希望的。再者，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都不是在一个静止的环境里面，而是在动态的环境里面，需要做经常性的、政策性的、结构性的调整。如果社会相对比较平等、一些社会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调整就比较容易实施；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中期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此外，严重的不平等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而言之，平等对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平等的考察是从关注平等开始的，平等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下，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换为“平等”，这也使得平等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以至于当今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诉求平等或者至少没有公开反对平等，否则就缺乏吸引力（高景柱，2015）。罗归国（2004）总结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论述平等的五个方面：一是法律政治平等，它关注的是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即反抗政治权利的法定权利；二是社会平等，它关注的是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社会尊严，即反抗社会歧视的权利；三是作为平等利用的机会平等，它关注的是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进取机会，即靠自己的功绩获得利益的权利；四是表现为平等起点的机会平等，即为了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一开始就应该具有平等的物质条件，它关注的是使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而与其他人并驾齐驱；五是经济相同性，就是要么使大家有相同的财富，要么一切财富归国家所有，它关注的是不给任何人以任何特殊的经济权利。作者在评述时也指出该政治伦理理论存在瑕疵，但阐述的两种机会平等却值得大家重视。刘娟（2007）对当代西方平等理论进行评析时指出当代西方平等理论是对近代的超越，包括从原则性研究上升为制度性研究、从平等与自由组合到平等与自由的对立、从满足于形式平等到追求经济平等和精神平等，尽管有超越但没有实现根本性突破。高景柱（2015）对当代西方平等理论的三种（福利平等、资源平等、能力平等）分析路径进行评析，分别以福利效用、资源和可行能力为主要关注对象，前两种分析路径都没有将平等和责任成功地调和在一起，由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指出，可行能力指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该概念反映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组合。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人们实际上能够利用资源做什么，能够处于什么状态，这种平等理论用人们可达到的成就的自由来测量人们利益的大小，并关注人们获得成就的自由。文中作者也指出森的可行能力存在诸如如何衡量各种可行能力的权重等有待解决的问题。郭兴利（2015）对阿玛蒂亚?森的不平等理论进行论述，首先分析森所揭示的以往的平等理论对不平等的遮蔽问题，阐明森有关不平等本质的理论，最后也论述了森的不平等理论的现实价值。王结发（2015）考察了查尔斯?蒂利的不平等理论，首先介绍当今有广泛影响的四种（文化解释、功能解释、强制解释和竞争解释⁽¹⁾）不平等理论，分别依据各自强调的关键因素所制定的标准，将四类要素⁽²⁾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蒂利基于类型差异对有价值资源分配的影响，发展出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解释”理论，具体有“剥削、机会积累、效仿和适应”四种机制，前两种建立起不平等的边界，后两种使不平等关系嵌入日常事务之中并使之变得稳定；类型关系所确立的边界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组织作用，它塑造着能力和关系的不同积累，使得类型差异成为有价值资源分配的依据，从而导致组织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类型成员之间的不平等。李石（2016）在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等理论谱系：存在的平等、法律-政治平等、前途向才能开放的机会平等、拉平社会境况的机会平等、拉平社会境况和自然禀赋的机会平等和福利平等，其中，存在平等理论强调人们在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平等理论强调人们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平等，而机会平等和福利平等则与人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等相关。

弗兰克?考埃尔（2015）在人民日报上刊文指出，考察经济不平等的三个维度是：收入、财富和流动性。但经济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变量的不平等，尤其是收入的不平等（万广华，2008）。本书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中的研究热点问题，国内外有大量的经济学者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涌现出大量以不平等为主题的著作。其中，比较早的有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55）⁽³⁾，他认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在自然状态中，而是在社会里。在自然状态中，人们互相之间没有交往联系，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随着人们交往的频繁和密切，人们开始相互关注，这就向不平等迈出了第一步。至于不平等的形式，他将其区分为自然的不平等和人为的不平等，前者是先天的原因造成的，包括个人的性别、民族、家庭等，后者是由后天原因造成，包括个体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等。卢梭将不平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私有制的产生，私有制的产生促使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出现富人和穷人的对立状态；第二阶段为国家的产生，从政治上确立了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第三个阶段为政府权力腐化，是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的权力，产生了奴隶主和奴隶的不平等状态（吴敏，2012）。阿玛蒂亚?森（2006）⁽⁴⁾合集出版了两本论述不平等问题的专著《论经济不平等》和《不平等之再考察》，前者主要考察了经济不平等的各种测量方法，讨论与之相关的分配原则问题，并对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和福利经济等问题做了详尽论述；后者是对不平等进行的重新审视，致力于对平等的本质和如何达到平等要求的探讨。威尔金森和皮克特（2010）⁽⁵⁾指出因收入差距而引发的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两位学者选取了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中的23个国家的数据和美国50个州的数据，从9个社会梯度包括社区生活和社会关系、精神健康和药品使用、身体健康与寿命预期、肥胖、教育、青少年怀孕、暴力、监禁与惩罚、社会迁移等，书中多使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论述了不平等与它们的关系，发现当一个国家或者美国某一个州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在那些具有明显社会梯度的问题上，往往都表现得不好。作者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也给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和出路。斯蒂格利茨（2013）⁽⁶⁾以美国作为讨论的对象，先详细地叙述了目前社会不公平的现状，提到了不公平社会存在的隐忧以及市场的失灵、政府的失能。接着深入叙述了不公平带给民主、社会的伤害，甚至造成了法律的不公，并指出社会因为这样的不公平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最后针对目前的状况，提出了很多政府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应该需要的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⁷⁾分析了不平等导致了哪些问题；不平等到底是有益于发展还是有害于发展；所谈论的各种不平等中，哪些是至关重要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否对社会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规则和制度是否正确；富人会不会限制穷人对社会运行管理的影响力，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健康不平等是否和收入不平等有相似之处，或者二者是否存在某些差别：这些不平等真的总是不公正的吗，还是它们会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善。迪顿认为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后果，但不能将其理解为合理的社会现象，不平等就像硬币的两面，既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也可能阻碍社会发展，认识不平等并采取措施减少不平等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要求。托马斯?皮凯蒂（2016）⁽⁸⁾从不平等的衡量及其演变、劳资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工具这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不平等的问题。他不但对失业、社会分化等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还论述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同税收体系的效果、教育和科技变革对不平等的影响，以及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认为，“不平等带来的剥夺感，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食不果腹，他们必定是极不快乐的。这种极端的不平等还会对社会造成极大伤害”。安东尼?阿特金森（2016）⁽⁹⁾与大多数只重点论证不平等成因和历史趋势而对政策措施着墨甚少的学者不同，他在著作中既说明了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尤其是公共政策方面的原因，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15条遏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激进建议⁽¹⁰⁾，并针对这些政策建议的效果进行了量化分析。道格拉斯?多德（2011）⁽¹¹⁾论述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涉足新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在早先并不为人所知。他在书中用丰富而真实的内容批判了到处肆虐并将人们带入经济危机的不平等，揭示了不平等是当今世界金融灾难的核心原因。类似的，马修?德雷南（2017）⁽¹²⁾通过论述不平等的加剧对家庭债务与储蓄带来影响的视角，用历史数据最有力地证明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家庭债务无法支撑，进而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同样强调过去几十年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

宋晓梧等（2013）⁽¹³⁾召开了专门探讨收入分配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全面论述了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现状、最新趋势、产生机制、后果及影响，提到改革早期不平等水平的升高有效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并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快速加剧以及新的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完全改变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简单替换。收入不平等集中体现出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直接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安定与政治治理。不平等水平多年居高不下，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已经快速出现，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已经制度化，这些都成为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万广华（2008）从实证研究需要的角度，较完整地叙述了收入分配的度量及其分解，并简要讨论了研究中国不平等时应该注意的问题。谢宇（2010）提出了三个主张：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第二，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的现状；第三，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基于此，他认为不平等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李静君和马克?塞尔登（2011）⁽¹⁴⁾指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图景中被人忽视的但持续并加剧了的不平等结构以及这些不平等结构所导致的大量民众反抗行为，该文后来受到学者吴苑华（2017）抨击，其指出两位学者的见解带有严重的偏见和误判，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间，并指出对于建国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应当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地域差异以及外围因素的介入，尤其是看到近来的时间段不平等问题正在不断获得解决。

有大量学者对经济不平等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研究。王海港（2005）对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的概念及其度量方法进行了回顾，从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并结合1988年与1995年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分配不平等程度进行了度量，发现无论使用何种度量方法，1995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1988年扩大了。陈建东（2012）较为完整地梳理了国外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包括区域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新的研究领域如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新因素以及不平等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等。王原君和游士兵（2014）利用Web of Science的搜索功能考察2009—2014年初收入不平等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热点与亮点。他们回顾了收入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奠基性文献和收入分配分析的来龙去脉。文雯和常嵘（2015）对财富不平等理论和政策进行综述研究，按照财富分布的测度、财富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和抑制财富不平等的政策评估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比较，同时指出国内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都相对不足和滞后。薛宝贵和何炼成（2015）从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的概念比较、收入不平等现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策等6个方面梳理了现有的研究。孙敬水（2013a、b）从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地区因素、劳动生产效率、制度因素等方面分别对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形成机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综述。陈光金（2010）就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对已有研究大体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为主要甚至完全把这种不平等归因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第二种模式则主要是甚至完全归因于非市场化机制，同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成因是复杂的，市场化机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非市场的结构-制度因素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一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具有混合性质。

2.1.2　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

本小节对收入不平等测度的一些常用指标进行简要介绍⁽¹⁵⁾。包括：份额比例指标、极差、相对平均离差、方差、对数标准差、洛仑兹曲线／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为便于下文描述，统一符号假定为：一个变量拥有n个观察值y_i，i=1，2，3…n。平均值为 ，由此可得每一个观测值的相对份额为。

1．份额比例测度指标

份额比例测度法又称为库兹涅兹比率，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兹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度量时提出。份额比例测度法首先将收入数据从低到高进行排序或者分组，然后根据具体方法利用不同分组的不同部分进行计算。可以分为绝对份额比例和分位点比率测度指数两种（刘志伟，2003）。

绝对份额比例测度指数比较典型的有5分位和10分位比例，把人口按照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在将人口5等分或10等分，以某个5等分或10等分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测度指数。

分位点比率测度指数是同样排序后，以某一个高分位点所对应的收入除以某一低分位数的收入，进而得到一个比率测度指数，最常用的包括如下：

90_th/10_th、80_th/20_th

2．极差

极差（Range），又称全距，是统计数据资料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水平差距，也可以定义为其差距与变量平均值之比。

极差=（Maxy_i-Miny_i）

或者，

用来反映变量分布的变异范围和离散幅度。如果变量取值分布绝对平均，那么极差等于零。极差作为一种测度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它只指明了测定值的最大离散范围，而未能利用全部测量值的信息，不能细致地反映测量值彼此相符合的程度。它的优点是计算简单，含义直观，运用方便，故在数据统计处理中仍有着相当广泛的应用。

3．相对平均离差

相对平均离差，是比较变量的每个观察值与平均值的差异，将全部差值的绝对值加总，再把这个加总值与变量总和相除。

变量取值绝对平均，那么相对平均离差等于零。相对平均离差越大，说明分配越不平均。相对平均离差的主要不足在于，对位于平均值以下的观察值到以上的值进行转移或者反方向转移时，没有敏感性。

4．方差

方差是费雪（1918）首次提出，与相对平均离差不同的是，方差是将离差平方以后再相加，是概率论中用来度量随机变量和其数学期望（即均值）之间的偏离程度的一个指标。方差大表明数据波动也大，反之则反。

然而，方差依赖于平均值，也就是说其是一个绝对指标。如果一种分布的平均值更低的话，那么这种分布可能比另一种分布具有更大的相对差距，却有更小的方差。因此方差指标基本上不适用于度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刘丽，2011）。

5．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就是为了解决方差的缺陷而改进的一个指数，它由方差的平方根与平均值相除得到。该系数的大小同样反映出变量取值分布平均程度的大小，变异系数越大，变量值的分布就越不平均。

变异系数在任何取值水平上的转移都具有同样的敏感性，即无论y多大多小，从y中转移一部分给其他取值，影响都是相同的。并且与方差不同的是，它与平均值无关，不会受到数据量纲的影响，这样就可以进行客观比较。

6．对数标准差

与方差相比，对数标准差突出了分布在较低位转移的重要性，并且消除了测度单位的任意性和绝对水平，其计算方法是先将变量值和平均值取对数后，再进行标准差计算：

通过对数变换，减少了标准差，由此减轻了不平等程度，但是它不能反映高水平值下不平等的状况，因为不管有多高的取值，经过对数换算后，变量值都收缩了，不能真实地反映高水平值下变量分布不平等的变化。

7．基尼系数与洛仑兹曲线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被广泛使用的反映不平等的测度方法，它是由基尼（1912）首先提出，并经由其他学者做出进一步解释和分析。研究基尼系数的一个方法可参考洛仑兹（1905）研究财富分配不平等所提出的洛仑兹曲线，如图2-1所示，横轴是人口累计百分比，按照收入由低到高排列，纵轴是与横轴相对应的人口所占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累计百分比。从中明显看出，0%的人口占有0%的收入，100%的人口占有100%的收入，于是，洛仑兹曲线就是正方形的左下角到右上角的连线。对角线表示收入是平均分配的，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收入；然而现实中低收入阶层占总收入份额较少，所以，洛仑兹曲线一般都位于对角线下方，而且随着人口累计比例增大时，即向更富裕人口移动时，洛仑兹曲线的斜率也会逐渐增加。

基尼系数是绝对公平线即对角线和洛仑兹曲线之间区域（即图2-1中阴影部分）面积与对角线下方三角形区域面积之比。虽然这一定义极其简单明了，但它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许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都进行相关探索，以得到计算基尼系数的可操作的方法和公式。比较流行的是直接计算法，公式如下：

很多学者认为，理论上看，只要不存在来源于样本数据方面的误差，就不存在产生误差的环节，如果是个体收入数据，可以认为它是不带任何误差的计算样本数据的基尼系数值。

万广华（2008）指出，基尼系数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它有四个特点：首先，它是古老也是最为流行的指数；其次，基尼系数取值介于0～1，其他指数则依赖于样本的数值会处于不同的区间；再次，基尼系数满足学者们提出的相对指标的六个性质⁽¹⁶⁾；最后，基尼系数大小本身具有经济学含义，表示在全部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而大多数相对指标的数值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学含义。在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的情况下，X%的人口应该拥有X%的收入，但如果基尼系数等于0.4，那就意味着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60%，而余下80%的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40%，进一步富裕阶层人口的平均收入是穷人的6倍。此外，他也指出基尼系数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基尼系数对富人的观察值比较敏感；二是同一数量的转移收入如果转移到样本众数附近，与同一数量转移到收入底层相比，其带来的不平等下降的幅度更大。

8．广义熵指数（Generalized Entropy Index）

熵在信息理论中被称为平均信息量，假定x为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则反映该事件实际发生的负平均信息量h（x）就是x的减函数，则此消息所含的信息量可用公式表示为：

设一组含有n个事件的完备事件组，各自发生的概率分别为x₁、x₂、…x_n，且有，x_i≥0，此时，熵的期望值就是由每个事件以其概率加权后的平均信息量的总和。如：

熵在物理学中用来测量无序程度，塞尔（1967）将其借鉴过来并提出熵也能测量不平等，将收入差距的测量解释为将人口份额转成收入份额（或单个个体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的消息所含的期望信息量。从而得出广义熵指数的定义公式：

上式中的参数a为一常数，代表厌恶不平等的程度，其值越小，代表厌恶程度越高。参数a也可描述为代表给予收入分配中不同收入之间收入的差距的权重，最常用的取值为a趋近0或1。当其趋近0时，表示其在整个分配中给予低收入的权重较大；当趋近1时，表示其给予不同收入的权重相同（刘志伟，2003）。

当a趋近于0时，就得到了所谓的平均对数离差指数：

当a趋近于1时，就得到了所谓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

熵指数完全符合洛仑兹准则一致性原则，而且它很容易在各人群间分解不平等，但是这一测度方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在计算过程中没有充分的直观感。

9．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

阿特金森指数是测度收入分配不公平指数中明显带有社会福利规范看法的一个指数。它首先定义了一个总收入的特定分配形式，称之为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the 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 level of income），它是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当每个人的收入都等于该人均收入水平时，福利总值将刚好等于实际收入分配所产生的福利总值。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y_?定义为：

其中y_i为i人的实际收入；f（y_i）为第i人占总人口比例的密度函数；?为不平等厌恶参数。该参数反映社会对于不平等的厌恶（或对平等的偏好）程度，其取值范围是0<?<+∞，随着?的增加，社会给予更大的权重给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比较典型的?权重有0.5和2。在定义了y_?后阿特金森指数可以表示为：

面对如此之多的不平等指标，我们该如何选择呢？万广华（2008）指出：绝对指标基本上不宜采用，在相对指标中进行选择比较困难，因此，他建议最好是同时使用几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