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政治及地区安全与文化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

（1）经济方面

张蕴岭（2006）提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又可以为东盟提供更多的机会。李荣林、宫占奎、李文韬（2007）利用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史智宇（2004）认为中国—东盟近20年来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结构呈现出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的特性。程梅娟（2011）运用SITC三位数指标验证了中国与东盟五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相似度趋同态势越来越显著，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出口问题上的竞争具有长期性，中国—东盟分类产品相似度集中的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双边贸易量较小，出口相似度指数较低，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霍伟东（2003））探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政治学视角和文化背景。杨逢珉、张宁（2013）从贸易强度的视角展开，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贸易强度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发现双边贸易的强度对中国与东盟五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具有正向作用。王勤（2004）用指标分析的方法得出中国与东盟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经济之间具有较大的互补性，与同一发展层次的国家经济之间则表现为更多的竞争关系。谢志刚（2010）分析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动机、现状、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John Wong与Sarah Chan（2003）认为中国—东盟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与竞争性，并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长时间存续提出了怀疑。王峰、梁楚云、盛少钦（2012）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吕洪良（2005）指出中国和东盟各国三大产业比较优势和分工开始初现眉目；合作总体水平较低，并存在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朱耀顺等（2011）认为中国与东盟虽然在非传统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但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前提下的经济合作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基石，并且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王玉主（2010）认为后危机时代双边经济合作的基本特点不会变，只是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双边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双边关系的推动作用会逐步下降。Jose L. Tongzon（2005）研究了东盟中有竞争力的国家如何与中国展开贸易协作，并且提出了最大化利益和最小化成本的政策建议。Benjamin Roberts（2004）利用引力模型探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净贸易创造和净贸易转移效应，并且讨论了哪些贸易伙伴在贸易区形成后会被淘汰或者进入。梁颖（2014）研究认为金融合作对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双边应加强互设金融机构；在金融安全方面建议推进预警合作，完善救助机制；在货币方面要促进货币互换协议的运用，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除此以外，梁颖还建议要积极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尹继志（2014）通过研究中国参与清迈框架协议后的数据指出，参与该协议使得货币互换规模有所扩大，加速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2）政治及地区安全方面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东南研究所课题组（2013）在《中国与东盟关系2012—2013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2012—2013年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但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与少数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争议趋向激烈。李耀华、安钧洳（2012）认为中国与东盟近些年的良好合作局面，以及东盟自身的一些因素对“南海争端”给双方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总体来看，“南海争端”不会根本改变中国与东盟继续合作的良好局面。Bobby M. Tuazon（2013）论述了民间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东盟加强民间交流可以促进中国与东盟政治互信。梁艳平、曾名芹（2010）认为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双方经贸产生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和推动作用，但是东盟一些国家，特别是毗邻中国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仍常常抱有戒心和疑虑。王柏松（2013）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种种原因，中国—东盟经济安全合作方面存在着一些障碍，只有探求一种新的推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和经济安全的新飞跃。黄越（2012）认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较快，但其中仍存在障碍，其中南海问题正成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巨大挑战，中国和东盟在这片海域有着共同的利益，趋向于维护这片海域的和平与安全。赵小硕（2008）系统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现状、必要性及影响因素，他认为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需要正确处理地区认同、东盟组织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差别、东盟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在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中促进祖国的统一等问题。董蕙竹（2011）从中国周边外交、地缘战略角度对东盟在中国外交战略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加以分析，回顾了中国与东盟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阐析了新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未来走向。温元杰（2012）在回顾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交往过程中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对话分析和思考。张文强（2010）从水资源冲突和合作理论出发，阐述了东南亚地区中，中国和东盟的水与其他领域关系互动以及国家层面的水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等问题。

（3）文化方面

韦文武（2010）通过分析中国—东盟的文化外交现状，提出中国—东盟的文化外交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能促进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中国在东盟地区开展外交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李红、彭慧丽（2013）认为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呈加快势头，但主要文化产品贸易份额仍偏低，整体上处于初级阶段；在动因及效果方面呈现出政府主导、经济推动、网状关联、空间集中等特点。李建平（2007）认为中国与东盟文化有3个共同特点：具有上万年历史以生物人种基因和稻作生产机制建构的那文化、具有上千年历史以社会历史基因建构的儒佛文化、具有上百年历史以民族心理结构建构的华人文化。李涛（2013）认为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存在发展不均衡、尚未形成一股合力、差异性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以及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壁垒等障碍，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李红、朱明敏、彭慧丽（2012）认为，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文化外交和经济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特殊的角色，虽然文化外交与经济外交有较大的差异，但在活动主体和领域等方面存在交叉关系，特别是公共外交的开展，对文化与经济外交的协调发展正在起着促进作用。李寒梅（2009）用构建主义的合作关系分析了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进一步提出解决双方合作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的意见和方法。韩伽伽（2011）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兴起的成因、现状和特点，同时指出了双方文化产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许利平（2012）认为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重塑中国周边稳定、和谐的环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社会人文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和经贸合作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本来就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单独探索一方面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将使得研究具有片面性。习近平主席曾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1)。而“和谐关系”恰恰强调的就是共同发展、包容开放、构建利益共同体。“和谐关系”思想最初源于马克思、恩格斯（1847）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应该能积极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列宁（1920）则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设想，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几代领导班子都对“和谐世界”的观点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性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与协作的思想；江泽民同志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思想，这为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会议上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中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内涵，即“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国内部分学者也有对中国—东盟“和谐关系”的研究：梅花、胡传明（2010）结合“和谐世界”新理念，诠释了中国—东盟关系新进展，并提出了新外交下双边关系发展新举措，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东盟关系的未来。曹云华、唐翀（2005）也提出：中国—东盟之间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是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条件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中国与东盟坐到一起，促使他们求同存异，促使他们抛开各种纠纷，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

综合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的观点也为中国—东盟国家关系发展提供了建议和帮助，从经济方面来讲，众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提升了双方的经济实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也存在众多分歧和不稳定因素，解决这些矛盾并且提出新的创新方法将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迈向一个新台阶的基石。而从政治及地区安全方面来看，双方有进步，但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如何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将成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及地区安全发展的下一个方向。在文化方面，加强交流、弥补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才能促进中国—东盟文化的一致发展。然而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仅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这势必会使研究不全面、不完善。借鉴梅花、曹云华、唐翀等学者提出的和谐关系与共同利益学说，我们应该对双方的发展关系进行立体化、多元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