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相关研究

1.2.1 有关政府效能的研究

政府效能如何关系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组织和控制力，也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政府效能的建设与提高，可以帮助政府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增强公众的拥护度。所以，一直以来提高政府效能都是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从学术界来说，中外学者对政府效能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

1.2.1.1 政府效能研究的初始

威尔逊于1887年在《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行政学研究》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对公共行政学的对象、性质、方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应该把政府效应视为行政学研究的重点。以泰罗和法约尔为代表，科学管理学派提出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需要保证员工要一流，并且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使用标准化的工具。他们的这个理论后期被引入公共部门的行政实践中，甚至对公共行政学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否定的作用。后来，以韦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将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职责权限都进行严格分工，并将各种职位按权力高低组织起来，从而制定一套程序来规范对成员的管理，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他的这个理论使得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开始注重对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形式的研究。

1927—1932年，美国教授梅奥等人在西方电气公司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发现员工的心理对提高企业工作效率至关重要。他们的实验和理论注重在组织中人的因素的部分。同样，行为主义理论的管理模式强调应使员工都能够自由充分地发展。以上这两种理论也是绩效管理中的终极管理哲学。同样，这两个理论也被应用到行政学领域，即提出了人的发展和政府的绩效提高可以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当前新公共管理所强调的政府应以服务为主，以顾客（公众）为导向相一致，强调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需要立足于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这对当前公共管理理论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1.2.1.2 国内学者对政府效能的研究

政府效能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积极推进政府效能建设。2000年以来，我国各省相继开展了政府效能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需要的政府的配套发展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政府效能问题也是我国学术界一直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1）有关政府效能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吕稚知在《影响政府效能的内部因素探析》中对影响政府效能的内在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他认为，人力资源、政府结构、权力机制和绩效目标四个方面是影响政府效能的最主要的内在因素。

撒承贤曾经在文章中探讨了政府效能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析了行政文化对政府效能的影响。李建华和方华堂也曾经在研究中提出，行政文化与政府效能具有同构性，行政文化影响政府效能。行政文化也是政府效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吴松江提出，政府规模尤其是政府扩张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政府效能。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规模过度扩张对其经济职能实现的制约、过度扩张带来高成本对政府运行效率的侵蚀、降低政府的回应能力产生信任危机、引发其他浪费寻租等政府道德风险等几个方面。

朱正威和吕稚知以西部地区为例探讨了政府效能中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文中提出，文化因素是影响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与经济、环境、人口等诸多因素一起制约着地方政府效能的发挥，决定着地方政府活动的方向、范围和方式。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文化因素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他们提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须通过树立“服务行政”理论、弘扬政府公共精神、形成阳光政府思维和确立法治政府观念等来提高政府效能，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2）有关政府效能建设及提升途径的研究。政府效能的建设以及如何提升政府效能一直是有关政府效能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近年来，有关政府效能的研究和探讨也非常多。根据对资料的整理，可以将有关政府效能的研究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政府效能建设的概括研究。安彩英对国外政府效能建设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介绍，从而为我国政府效能建设提供了借鉴。也有学者从我国政府效能建设的实践角度，以某一地区为例，如福建省、唐山市和青海省，对政府效能建设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也有很多学者在对目前我国政府效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如，廖耀华和赖克忠曾经在文章中提出，目前政府效能建设中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分别是政府管理职能界面过宽、职责不到位、职责不清。郭保泽曾经在文章中提出，在政府效能建设中正确理解政府效能的含义非常重要，并且需要理清政府效能与行政效率、效能监察的关系。姜仁良则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管理手段落后、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等是目前影响我国政府效能的最主要的因素，并提出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实施角色上的转换，并且从性质、职能、地位以及信念上都要发生相应的转变才可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政府效能概念的界定以及影响政府效能的因素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同时，学者们也都提出了相应的提升政府效能的建议。

其次是有关影响政府效能具体因素的探讨。李荣双认为，加强对政府效能的监督可以提高政府效能。而吕月静则提出，政府执行力是影响政府效能建设的一个必要措施，提高政府执行力也是提升政府效能的突破口。而湘潭大学的张云瑞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行政监督回应机制的构建对政府效能建设的影响进行了专案探讨。他提出，应该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及其与公众的双向视角来构建行政监督回应培育机制、责任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沟通机制，最终服务于政府效能建设。因应当代网络及媒体等的快速发展，许珍和梁芷铭提出，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培养自身的网络素养，从而为政府效能的提升提供支持。而韩万渠、沈亚平和原珂则提出了一个可能会对政府效能产生影响的新的视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媒体平台评价政府效能，从而提升政府效能。他们提出，可以通过媒体融合下的电视问政为公民在场参与政府效能评价提供可能性。

1.2.2 有关居民幸福感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已经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兴趣并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将居民幸福感分为客观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客观幸福感主要是指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工作状况、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则是指居民个体的幸福体验。我们相信，客观幸福感的满足可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体验。在我国针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学者们最初对客观幸福感很感兴趣，但在近年，研究者开始逐渐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

1.2.2.1 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研究

（1）人口统计学因素。

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因素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居民幸福感进行研究中不能不会考虑的因素，而有关于研究也发现性别、年龄、亲密关系与婚姻、身体状况、宗教信仰、人格因素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①性别。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女性报告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要高于男性，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男性与女性之间关于幸福感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动感情，所以个体幸福的体验更多。另外，女性的报复性和攻击性也较男性弱，生活期望也较低。其实社会角色理论也告诉我们，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在情感体验上存在差异，女性更容易倾诉、自我揭露和表达情感，而男性相对较少。而倾诉、自我揭露和表达情感可以减少焦虑和压力，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

②年龄。研究发现，年龄和幸福之间存在着“U”形关系，即人在年轻和老年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受到幸福，而在32岁至50岁之间生活满意度最低。

③亲密关系与婚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归属和爱的需求，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婚姻状态，对幸福感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研究发现，已婚人士比离异、分居和未婚人士更幸福。而最不幸福的是套在不幸婚姻中的人。婚姻为人们提供的种种好处让人更幸福。婚姻提供了更好的心理和生理的亲密感，一种生儿育女建立家庭的环境，一种作为配偶和父母的社会角色，一种自我认同和养育后代的生活背景。而以上都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而且，稳定的婚姻关系可以帮助人们减压，从而减少孤独感。另外，人也需要朋友、伙伴或在某个团体中。

④身体状况。短期的体育锻炼可以带来积极的情绪状态，长期的锻炼会产生更强的幸福感。但是身体健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主观评分与幸福相关，但是由医生给出的客观健康评分则与幸福无关。比如，高度神经质的人可能痛苦地抱怨自己的健康问题，而在医生看来他的身体根本就是健康的。相反，医生认为严重不健康的人可能报告自己感觉相当好，因为他们使用否认或观念重构的方式应付自己的身体疾病。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幸福可以通过影响免疫系统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幸福的人的免疫系统比那些不幸福的人的免疫系统更强。

⑤宗教信仰。北美的研究发现，幸福和参加宗教活动之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更幸福的原因有许多。首先可能是因为宗教提供了一个一致的信仰体系，使人们能够发现生活的意义，对未来充满希望。其次，定期参加宗教活动，成为宗教组织的一员，能够为人们提供社会支持。最后，皈依宗教常常与更健康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

⑥人格因素。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证明，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目前关于幸福的人格研究显示，幸福的人和不幸福的人的人格特质剖面图迥然不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幸福的人的人格特征是外向、乐观、高自尊和内控的。相反，不幸福的人有高神经质倾向。

⑦受教育程度。从心理学的情绪ABC理论可知，个体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和解释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感受。而受教育程度通常会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会影响个体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在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等方面更优越。这不仅表现为对客观条件的占有，也会使个体产生心理优越感，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

（2）经济因素。

①国民经济水平。伊利诺伊大学的Ed Diener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经济欠富足的国家的人的幸福锚定点比较低，而整体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的民众的幸福水平比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国家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本国人民的主观满意度的提高。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那些认为挣钱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

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支持这一结果。比如，曹大宇曾经对我国28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在比较了不同地域的幸福水平之后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水平要高，而西部居民幸福水平与中部地区居民幸福水平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②个人收入。通常我们的认知是个人的收入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但事实未必如此。Easterlin就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幸福悖论，即收入或财富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随之增加。各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也足以证明此悖论的存在。比如，1946—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但民众的幸福感却没有随之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由最初的2.4分变为2.2分（5分评级）。而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比如，田国强和杨立岩曾经建立了一个包含收入因素和非收入因素的个人效用模型，结果发现在存在攀比效用时收入增长在一定阶段内使效用提升，而超过一定水平则可能使效用下降。而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一直都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比如，根据对全国城乡居民进行的住房调查数据结果的分析，罗楚亮认为，居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而其中相对收入的影响显得更重要。朱建芳和杨晓兰在研究中将我国居民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阶层，并分析了幸福感与其关系，发现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谢识予等分析了上海市民的主观幸福感，他们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婚姻、人际关系、健康以及医疗保障等因素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田国强和杨立岩在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过构建模型论证了临界收入水平的存在，而现实收入与临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对幸福感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良好的物质条件会给个体带来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利和享受，同时个体也会拥有更高的自尊体验。经济条件与幸福感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1.2.2.2 对居民幸福感的其他研究

我国学者有关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是针对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展开的研究。例如，奚恺元曾经开展面向全国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邢占军等人对六个省会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马立平和杨作毅曾经对北京居民幸福指数进行了测量；吴启富、陈红梅等人也曾经使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对北京居民幸福指数因素进行了探讨；孙美平曾经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兰州市居民的幸福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郭永玉、李静曾经对武汉市区居民幸福感进行过调查；赵长林也曾经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过实证研究；赵燕曾经对西南地区居民的综合幸福感进行过调查研究；孟祥斐曾经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以厦门和深圳居民为被试探讨了社会质量视野下的居民幸福感；王倩和赵秀恒对河北省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影响因素进行过统计分析；郭秀兰和赵雪娇曾经对武汉居民幸福感状况进行过调查分析；韩晞婷还曾经对澳门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在近几年的研究中，也包含大量对于地区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比如，2014年董翠玲基于微观环境因素分析以对珠三角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追踪研究；也有学者在2015年对乌鲁木齐和湖北十堰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研究；2016年也有学者分别对广东四县（区）和中国西部居民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

1.2.2.3 居民幸福感的测量

对幸福感的测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快乐的测量。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设计了度量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的方法，其中考虑和包含了持续时间、强度和确定程度等因素。而现代对幸福感的研究包含很多方法，如自陈量表法、经验样本法、生活事件记忆测量法、朋友或配偶报告法、定性描述打分、模糊情感刺激反应测量、日重现法、生理反应测量等。其中，自陈量表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之一。

国外大部分对幸福的测量都使用单个题目来测量幸福，如“你感觉你有多幸福？”“你觉得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等。近期的研究中使用的是多题问卷，如有29个题的牛津幸福问卷修订版，美国5个题的生活满意度问卷等。

国内学者关于幸福的测量问卷主要有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陆洛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还有很多其他学者根据自己所要探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所编制的幸福感问卷。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应该主要测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如对生活的满意度。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关于幸福感的测量应该从生活的不同方面去测量，如对环境、医疗、工作、生活等的满意度。

从关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面向影响幸福的不同构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比如生活事件、经济、社会支持、文化差异等。比如，陈有真等将影响幸福的因素分为人格特质因素（自尊、自控、乐观、精神健康）、社会因素（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经济因素（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情境性因素（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体制性因素（政治权利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利）。

总之，学者们主要从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这两大维度对幸福感进行量度。客观幸福感反映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如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健康、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而主观幸福感则主要反映人们的主观幸福体验。

1.2.3 在关城市归属感的研究

国内外关于归属感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中，其中也有一部分我国学者将外来务工人员及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作为城市归属感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在学术界，一致认为通常来讲可以将一个城市视为一个大的社区概念，所以也有学者将城市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社区归属感。

1.2.3.1 社区归属感研究

国外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最早出现于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论述了“社区”和“社会”。而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很早就与心理学研究相结合。20世纪初，美国学者则将社区归属感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城市化作用因素这个角度上来。截至目前，可以将西方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分为三个理念倾向：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

国内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其中，学者费孝通提出组成社区的重要构面包含社区意识、社区心理和社区认同感。目前，我国关于社区归属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区归属感的未来发展，二是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三是关于社区归属感提升的对策和建议。下面主要就前两点进行文献介绍。

（1）关于社区归属感未来发展的研究。关于未来社区归属感是否仍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源于关于未来是否仍然存在社区的讨论。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现代化及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对社区的建设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因素，如不同社区成员期望上的差异乃至冲突和现代化对社区意识的摧残。而现代化进程对社区的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也必然会破坏社区的归属感。但也有学者认为，现代社区存在一种可以将所有社区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凝聚力，但是由于社会责任的分散，也会导致社会的责任感并不重。另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区归属感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强化。比如，潘允康、关颖在对天津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现代化进程并不会削弱人们的社区归属感，相反，构成社区质量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环境、教育、能源等因素的状况和变化都影响着人们的社区归属感。这一研究结论告诉我们，现代化的发展强化了人与人之间以业务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丘海雄在对香港和广州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是使社区生活解体的必然因素，相反，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区归属感也较强。

（2）关于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及其测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在社区内的居住年限、居民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居民的社区参与度以及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其中，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包括满意度、认知因素、情感因素、身份认同和依赖感。而我国学者丘海雄认为居住年限、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和社区活动参与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1.2.3.2 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内容和构成，二是影响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在关于城市归属感的内容和构成的研究中，米庆成指出，可以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理解为社区归属感，因为两者有很大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他指出，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可以从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两个层面来看。地域归属感包含物质、经济等因素，而群体归属感包含社会和思想心理、文化观念等因素。而郭聪惠则认为，除了地域归属感和群体归属感之外，城市归属感还应该包含身份归属感。

在关于影响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因素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个体因素和制度因素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在个体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教育程度、经济认同、年龄、职业、收入等都是影响农民工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制度方面，学者们认为户籍制度、制度歧视等都是影响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原因。

1.2.4 有关居民生活状态的研究

居民生活状态是一个范畴广泛的概念和领域，它包含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常生活、收入、居住、就业和创业、个人发展机会、生活消费和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环境、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社会信任和尊重、政府管理及公共服务、城市生活压力、城市归属感等等。依据当前珠海发展规划及政策倾向，本书将城市养老、智慧旅游、民主治理、公共体育、全民阅读和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六方面的相关研究整理如下：

1.2.4.1 有关城市养老的研究

我国经过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而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开始受到很大挑战。目前，居家养老已经成为很多城市开始推广的新型养老模式。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城市养老现状及养老模式的研究。我国城市养老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家庭养老，到社区机构养老，再到机构养老。许爱花在对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模式进行了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是一种未来具有可发展性的养老模式。姚发展也对中国集中养老模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探讨。孙丽则以淄博市的城市养老情况为基础，分析了城市养老现状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彭晓娟则以厦门市为例对城市养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她提出政府可以推动实行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杨蓓蕾以上海市为例对城市养老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樊鑫则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对城市养老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将多种养老模式结合的建议。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养老的形式。以上研究都共同表明，目前中国的城市养老主要以多元方式进行。

（2）关于城市养老中的幸福感的研究。穆怀畅、任孝鹏和刘金霞对空巢老人的幸福感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经济、教育程度、社会支持等都是影响空巢老人幸福感的主要原因。董毅、郭继志和胡善菊则对山东不同城市的中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社区财政收入、社区卫生服务、社区服务人员素质等社区支持都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张群等人则对城镇化进程中“新城市老人”的养老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开展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幸福感及健康促进工作，从而确保新城市老人在养老过程中获得足够的物质保障和生活照料。张吾童、胡耀文和刘颖对城乡老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幸福感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市老人养老更加注重精神养老，农村养老依赖政府养老，并建议政府应将解决老年人幸福养老的关键点放在农村，企业应推进社区养老模式，与政府共同解决中国养老问题。陈文婷曾对养老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过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养老院的老人的幸福水平都处于正常水平。

（3）关于政府在城市养老中的作用的研究。谢润洁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城市养老服务社会化过程中区级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了在城市养老过程中区级政府定位的具体内容。韩晓明和李三梅在研究中具体探讨了城市养老过程中的政府购买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张云也曾经在文章中具体探讨了政府在城市养老服务中的具体职责与角色问题。

1.2.4.2 有关智慧旅游的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智慧旅游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于智慧旅游发展模式和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系统的建立这两方面。首先，在关于智慧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中，大多学者都以某一城市的智慧旅游为例进行具体的探讨和分析。比如谷威艳曾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了大连市的智慧旅游概况、战略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吉嫱则主要介绍了常熟市的智慧旅游情况，探索了未来的发展路径。其次，在智慧旅游服务平台系统的建立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多一些。比如，曹光思集中探讨了如何提升智慧旅游的线上服务问题，韩玲华则以江苏省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例，构建了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绩效评价模型。谢毅则以南京智慧旅游建设为例，提出了有效的投资模式及绩效评价方法。李阳阳也曾在研究中基于大数据的聚联网商业模式角度探讨了智慧旅游的建设问题。

有关政府在智慧旅游的作用方面，雷福平则从政府行为角度探讨其在智慧旅游中的作用，并认为政府在对待智慧旅游建设发展方面应该采取积极态度和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1.2.4.3 有关民主治理的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民主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民主治理和社区民主治理，其中更多的是关于农村民主治理的研究。张建利在对浙江省村级民主治理的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民主治理水平的对策。万鹏曾在其文章中分析了影响我国乡村民主治理的主要因素。郑前程则从内源基础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如何解决村庄民主治理的困境。季丽新和王培杰则以实证研究的形式，对20个省份的68个村的民主治理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目前农村民主治理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杨梅则从宗教在民主治理中的作用角度对农村民主治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吴素雄在研究中对农村民主治理进行了综合分析。吴莉莉则对目前农村的精英治理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民主治理而不是传统的精英治理，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政府在民主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有关民主治理的宏观问题比较感兴趣。比如，赵晨宁曾经对政府回应在民主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蔚超则在其研究中对我国民主治理中的创新动力进行了探讨；王家峰则对民主治理中的政府的议程回应进行了讨论；艾明江则对国家能力与民主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张辉峰则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民主治理体系进行了集中研究；陆聂海则从公共管理范式转型的角度讨论了民主治理的模式。

1.2.4.4 有关公共体育的研究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于为市民提供充分丰富的公共体育服务越来越重视，并纷纷发布指导文件。学者们也开始对公共体育服务研究感兴趣。在关于公共体育的概念讨论中，闽健等人认为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体育组织和公共体育服务人员为社会公众的体育活动所提供的体育产品和体育劳务。肖林鹏等人认为公共体育服务就是社会公共组织为满足公共体育需要而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在经济学领域，公共体育服务是指提供体育商品的体育类公共产品及其相关活动。而在管理学领域，公共体育服务是指除公共体育产品或服务提供外，还包括体育政策服务（体育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体育市场监管服务等。在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的研究中，肖林鹏等人将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分为有形产品（公共体育设施等）和无形产品（如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等），并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分为了体育活动体系、场地设施体系、组织体系、信息体系、体育资金体系、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等九个体系。从公共体育供给方式上来说，原本基本上都由政府单一提供，而目前则开始了服务供给的市场化。郝海亭将我国公共体育供给方式总结为政府供给、社会供给、市场供给、志愿供给和私人供给等。李正明则提出，我国大众体育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可以适用公共生产、免费供给方式。邱宗忠等人提出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的构建由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居民四大主体要素共同作用和影响。刘卫东则在研究中以系统“结构—功能”论的观点，构建了公共体育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的三级架构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公共体育的实证研究。霍军对河南省城市社区体育服务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裘玲珍等人则对浙江省城市社区体育服务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侯宇星也对北京市朝阳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还有一些从公共体育设施、城市规划及布局角度进行的研究。

1.2.4.5 有关全民阅读的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于1995年发布“世界读书日”宣言，希望全球各国人民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即是根据世界读书日提出来的，全球不同国家也开始注重全民阅读。我国中宣部于1997年承办知识工程，第一次发出了“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号召，并于2006年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进大会决议。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倡全民阅读。

目前我国关于全民阅读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于对全民阅读现象的解读以及如何推广全民阅读两个方面。

（1）关于全民阅读现象的研究。曾小敏指出，目前我国全民阅读不容乐观，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国民阅读率总体下降。张凤仙对我国全民阅读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指出我国现在国民阅读参与度低，其中有60%参与调查的个体表示对自己的阅读情况并不满意。沈丽英和王彩霞对我国全民阅读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关于全民阅读的建议和对策。王琳在研究中指出目前我国传统阅读率下降，并分析其中原因。龚焕燊基于我国全民阅读的现状，指出国家政策在我国全民阅读推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汤更生和朱莺则在对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的背景、特色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全民阅读的建议。张涵钰和完颜双双也曾经在文章中针对中外全民阅读的情况进行过对比分析和研究。

（2）关于全民阅读推广的研究。唐定海在研究中指出了我国全民阅读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从舆论、机制建设、图书馆、社会各界、资源等角度推进全民阅读发展的策略。李肖华则在研究中指出，在传统阅读受到挑战的时期，应该让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起到关键作用，而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提倡与推动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陈永娴则强调应制订有效的阅读推广计划，从而推动全民阅读。王雪侠则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利用数字化阅读推广全民阅读。邝秀君在研究中提出了应充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张韵则在研究中探讨了微传播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作用。连丽阳则在其关于泉州市全民阅读推广的研究中指出政府在推进全民阅读中的作用，并提出加大政策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学分银行促进阅读、培养阅读推广人指导阅读、完善基础设施方便阅读等建议。邓琼则在其研究中指出地方人民政府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起到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应努力构建全民阅读协调机制，强化全民阅读投入机制，创新公共阅读服务机制，建立目标考核激励机制等。付伟棠则指出政府关于全民阅读立法的重要作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从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数字化阅读角度实现全民阅读的推广。而在这些推广方式中，政府的重视与政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2.4.6 有关职业教育的研究

首先是关于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周乐瑞和徐涵曾经在文章中讨论了政府在职业教育集团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张宏志也认为政府在职业教育中起到宏观推动作用；李华玲则在文章中讨论了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经费投入的问题；王玲和柳连忠在文章中指出，政府在职业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并提出政府主导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先建立职业教育体系，政府的职业教育主导职能主要有职业教育立法职能、统筹规划职能、管理监督职能、信息服务职能和财政投入职能。臧玉和娄志强在研究中提出，在推动职业教育中政府应扮演“倡导者”“支持者”“管理者”“协调者”以及“监督者”等多重角色。郭蓉也曾经在多层次职业教育中讨论了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熊伟以河南省职业教育情况为基础，讨论了政府在职业教育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主导角色作用。

其次是关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作用的研究。李滨认为，在我国职业教育走向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政府仍然起到主导作用；冉红琼等人也曾经在研究中讨论了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具体职责内容；林仰暖和易雪玲则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职责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验证；张凡也曾用大篇幅文章讨论了政府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推动作用。

另外，还有一部分关于国外职业教育的经验参考的对比研究，比如王雁琳介绍了英国的职业教育状况；邱国丹和黄雪英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而汪静则介绍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作用；李冲和刘世丽则对美国职业教育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建议。

1.2.5 政府作为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政府效能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并不多。李文彬和赖琳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绩效满意度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居民对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和执法公正满意度可以部分抵消收入和就业满意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就业、医保和环保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刚性与稳定。政务公开和政府廉洁满意度对幸福意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政府提高管理（服务）过程的公开、公正、效率和廉洁，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何凌云则在博士毕业论文中对政府质量、公共支出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质量主要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信任和公共支出结构的方式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政府技术质量主要影响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政府民主质量主要影响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政府技术质量主要影响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政府民主质量主要影响高收入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郝身永则对提升居民幸福感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与角色定位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李辉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指出了宏观政治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李梦洁也基于CGSS（2008）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探讨了环境污染、政府规制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政府规制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