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的预热
李昌钰的名字和不少大案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只要李昌钰出庭作证，他代表的一方必胜无疑。1964年，他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半工半读，完成博士学业。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李昌钰参与侦破了超过六千起案件，有“罪案现场之王”的美名。
作为提问者，当我出现在采访现场——李博士所执教的美国康州纽黑文大学之前，已经在脑海中过电影一般预习了那些他经手过的惊天大案。但是，仍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与紧张萦绕心头……这可是一位明察秋毫，看透人心的刑侦专家。案头工作缺失了什么？是案例的细节，还是受访者的故事？似乎都不是。
在正式采访开始之前，李昌钰送给我一枚徽章，上面用英文写着他的名字和Forensic Science的字样。他说，20多年前，人们对此还非常陌生，很多美国人连forensic这个单词都不知道。
当他将目光投向我，仿佛在问我：你知道吗？
“forensic”和“foreign”（外国的）有什么关系吗？我的汗都下来了。忽然明白了自己先前焦虑的原因，我对他的行业还是不够了解。
“是刑事鉴识。还有人认为我是研究forest树林的！”哈，李博士用他的幽默感让我下了台阶。我得以在热场环节快速完成了对“鉴识科学”（也称法医学）的基本认知，也了解了刑事鉴识从受警方控制到可以独立发表意见、从使用最简陋的工具到引进DNA测试等先进手段的发展历程。于是我迅速调整了自己的采访提纲。
杨澜：你可以决定自己是作为辩护方的证人，还是作为检方的证人吗？
李博士：按照英国的法律，我可以代表法官、法庭，不管检方、辩方；在美国是一个咨询体系，你只能代表一方，不能代表两方。
杨澜：那会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公正性呢？
李博士：不会，因为我讲的话是一样。
从他的介绍中，我理解了，即使都是在英美法律体系（亦称为普通法系、海洋法系）中，法医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果考虑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呢？
杨澜：一个案子不可避免地已经带有很多社会属性。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只就事实来说话，但是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搅在一起。比如，在O. J．辛普森的案子中，你当时作为辩方证人提出了一个证据，就是说屋子里还有一个脚印，同时有一双带血的袜子，它不应该是穿在脚上，因为它两边都有一样的血……
李博士：对。
杨澜：所以你认为这双袜子一定是单独从脚上脱下来，才有血迹上去的。你提出的这些证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团最后的决定。你为什么要从这里入手做辩护？
李博士：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这是很难免的。所以我训练警察和侦探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求他们不能有Tunnel Vision，“狭窄的视野”，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一定要有开放的思维，你的脑筋一定要想各种可能性。
杨澜：在很多人的内心里，包括后来民事案件当中，都是觉得O. J．辛普森有罪。
李博士：是这样的。
杨澜：但是你举证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现场，或者说这双袜子它作为证据不够确凿，它只是警察在收集证据时候因为疏忽、粗心而造成的漏洞，所以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且这个案件一事不能二审，所以……
李博士：你其实可以做检察官了。
事过多年之后，2016年，案件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当时行凶的是辛普森的儿子，而辛普森也在现场。这是后话了。
迅速学习，进入情境，经过心理对白与现实对白的过渡阶段，我对李昌钰先生的访问，就是这样慢慢地轻松起来了。当访谈结束时，我开玩笑一般问李博士：“我有资格戴上你给我的这枚徽章吗？”“完全通过！”
不同专业之间的屏障可以加大双方沟通的难度预期，在开场环节的前后阶段，访谈者对现场内外信息处理的能力，影响着彼此之间心理较量的起承转合。
他是一位文学家，拥有大中华区最广泛的读者。他的侠义世界我从哪里破解玄机？他是一位评论家，《明报》创始人，从事政治评论多年。他的犀利笔锋我该如何解读？他还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越试图与驳杂信息中的他对话，心中的迷茫越为加剧：与“金大侠”侃大山，我从哪里开始侃呢？
1998年，首次采访金庸先生之前，他的复杂性让我一度感觉困惑和紧张。当终于完成案头功课，进入正式采访时，没想到，更紧张的一幕于采访前发生。
我们的采访在金庸先生港岛的办公室里进行，当我们寒暄了几句，坐在沙发上时，金庸先生一指我手中的采访提纲：“给我看看吧。”
“可是，这只是个粗略的提纲，只有大概的意思。”
“没关系，给我看看吧。”他说。
“我写得很潦草，还……”
“没关系，给我看看吧。”
他坚持着，几乎伸手来拿了。我觉得老人挺有趣，就把纸递过去。那上面东一个箭头，西一段摘抄，乱得很，恐怕只有我自己能看得懂。金庸先生戴着老花镜，用手指指着，一行行地读下去，还不时停一停琢磨我的意思。我有点难为情了。可看他的样子那么认真，几乎像学生一样，我心里不禁想：原来这么一位大作家也不是任你问到哪儿，就能说到哪儿的，还是需要有个准备才接受采访，我的紧张这才渐渐消失。
他看完了，把纸递还给我，点头说：“提纲写得不错。我们开始吧。”
认真有加的金庸先生虽然让我佩服，但采访前“抢”走我的提纲真是不公平啊，哪有两个人还没过招，就先把对方的秘籍抢去的道理？时隔8年之后，当我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就学乖了，提前将采访提纲记忆在脑子中，带着腹稿上阵，金大侠看着我摊出的双手，没招儿了。
对话是一种交流和碰撞，当我们在审视对方时，对方也在审视我们，那眼神似乎在说：我时间宝贵，你不会浪费这次机会吧？我见的大记者多了，倒要看看你的实力如何：你是否足够自信？我回答时如何压你一头？你有反击的可能吗？某个问题是我今天要阐述的重点，如果我长篇大论，你敢打断我吗？
所有这些心理对白，都必须在见面头几秒钟的寒暄中完成，你说是不是还挺有趣的？如果遇到“偏执型”的受访者，却不是那么有趣的，问答之间，双方的心理对白也可以“兵刃相见”。
安德鲁·格罗夫曾经担任英特尔（Intel）集团总裁30多年。因为严厉的领导作风被称为“最严厉的老板之一”。采访前我注意到，他的助手们总是与他保持着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在他说话的时候，没有人敢插嘴。
我很快亲自感受到了他的严厉。他对于提问是非常挑剔的。有些被采访者在回答提问时，只要明白对方的意思，就不会去刻意指出对方语言中的小错误。但格罗夫会吹毛求疵。比如我问他：“作为当年的一位匈牙利难民，您对‘成功’这个词怎么理解？”
“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匈牙利难民与成功？”他一点也不客气。
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快：你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不过，也许我的问题是过于简化了。于是我解释说：“我是指，您当年身无分文来到美国，如今不仅赢得财富，而且创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公司。”
这时，他才回答说：“成功在不同的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当我是一个难民时，我的成功就是逃出去；当我上大学时，我的成功就是考出好成绩……成功就是做好下一件事情。”
向格罗夫提问，首先要思路清楚，语言明晰，不然就会遭他抢白。
1994年，医生告诉格罗夫他患了前列腺癌。当时，不同的医生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格罗夫看到医生们都拿不出统一的意见，就决定自己来研究这种疾病。最终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做出选择，把生命作为赌注压在了一种高剂量的放射疗法上，结果，癌细胞居然慢慢消失了。
我把这归纳为“自我治疗”。没想到格罗夫又立即反驳说：“我怎么可能自我治疗？我只是在医生们指东道西的时候，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病人都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是有点尴尬的。心想这个格罗夫真有点不给面子，真是个“偏执狂”。
即使是面对相同的受访者，提问者也会收获不同等级的“面子”，这取决于提问的水平。
同样是采访基辛格，在两次访谈开始前，我与基辛格博士所经历的心理对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1996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我在美国基辛格事务所采访了他，作为提问新手，我只知道带着空白的脑袋去提问，还停留在“你最喜欢吃的中国菜是什么”的初级段位；而在2002年，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迎客松铁画前与他访谈的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从他的大国势力平衡理论来谈论中美关系、中东和平等话题，得到了他“excellent”的评价。
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陌生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作为提问者你希望挖掘出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作为受访者的人家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呢？双方的权衡和较量，正是在这个微妙时刻发生的心理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