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外交事务优先

执行一旦不再明显地服从法律,一旦摆脱与正义的联系,便成为应对一般紧急状态的在手良方,不仅仅满足实施法律的迫切需要。这种紧急状态容易来自突发的外部危险,同样容易产生于国内骚动的野心,要应对它们,需要权力的全权代表。亚里士多德有五种王制,其中之一就是统帅,委以指挥战争的权力;他是正式官员,依法统治。[12]相反,马基雅维里则颂扬罗马人设立独裁官的实践,“当麻烦在国内出现,或损害国家时”,独裁官能够应对紧急事态(D I.33)。这时将“权力授予一人,无须征询便能决定,无须公断便能实施决定”。[13]马基雅维里否认独裁官的权威有害,或者,否认一般的看法,即独裁官把僭政引进罗马。独裁官非常有用,不仅当罗马共和国遭受外部威胁时,而且——现在,马基雅维里颠倒了道德基础——当“扩张帝国”时。[14]

涉及惩罚时,马基雅维里越过实施法律的困难,接纳了不正义的必要性,同样,当涉及外交事务时,他所处置的紧急事态,不再来自关注自身事务的国家,而是来自那些具有帝国野心的国家,它们必然寻找或挑起事端,作为口实(D III.16)。柏拉图的《王制》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简单地讨论了外交事务,而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如今所见,则有一半篇幅用来讨论外交事务,至少与《君主论》份量相同。在中世纪,古典传统必然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改变,以顾及他们与异教徒的关系。基督教则让古典传统适应皇帝与教皇的广泛势力。这些改变给外交政策注入新的内容,然而,并未动摇正义的地位,因此,依然是国内事务优先。不过,恐惧一旦像马基雅维里认为的那样,作为政治基础取代了正义,结果便摆脱严格的限制,政治学设定的任务是向君主解释,他们如何才能获取和保存他们的国家,并向共和国解释,他们如何才能抑制腐败,向外扩张。政府必须学会,对待本族民众如同对待臣服的外族民众——不一定虐待,但没有信任与正义。使国家永存的重要执行功能,与独裁官实施自己决策的权力(扩张国家)相结合,表明马基雅维里在政治中初次强调生存(survival)。而古典政治科学认为,一切政制均循环往复,注定灭亡,因此,它评判政制不是依据其寿命多长,而是依据它们如何行为。马基雅维里摈弃了循环说,因为国家必将屈从于秩序更好的邻邦,而不愿孤独地忍受自己的灾祸(D I.2)。[15]他的新的对内政策证明外交政策应当优先,二者均由扩展的执行权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