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是普遍技术

据马基雅维里说，最好的政制（这是古典政治科学的论题）并不存在。据他说，阐述最好的政制（即便只能说一说）所要求的自然权利并不存在。他藐视这种“想象的共和国与君主国”（P 15），并断言，在一切人类事务中，绝不会避免了这一麻烦，而不引发另一麻烦（D I.6）。他考虑的是现实的种种政制及其作为，并非言辞中所主张最好的、全面的、促进公共幸福的政制。这些主张使各类政制具有显著特征；它们被古典政治科学用作理智的工具，可以加工提炼，成为判断标准。[16]

马基雅维里很少谈论政制类型（有两个例子，见FH II.11，32），他摈弃古典区分的六种政制，而继承了罗马传统，采用共和国与君主国之分（P 1）。然而，当运用这种区分时，他并不坚守共和国与君主国之间的特殊对立，尽管它们声称彼此对立。典型的共和派憎恶“君主名号”和“国王名号”，典型的君主派则藐视大众政府的变化无常，对于二者，马基雅维里均持轻蔑态度（D I.58，II.2）。他的言谈话语，也对传统的区分有腐蚀作用，诸如“共和国的君主”和“公民的君主国”，暗示共和国也需要君主，君主国亦可看作共和国。共和国与君主国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聚合，不是根据他们关于美德和正义的对立主张，而是根据单一的标准，即那些主张的“有效真理”（effectual truth），它们获取光荣、维护安定的能力。根据这个标准，政制的夸夸其谈统统归结为它们创造利益的效果，其本身则无须认真对待，更不能夸大为最佳政制的可能要素。共和国与君主国的益处并不包括：与君主国对照，生活于共和国颇感荣耀，或者相反；统治形式并非统治目的。

因此，尽管马基雅维里谈及共和国中的美德或好，但并未谈及共和派的美德，投身于作为形式或政制的共和主义，并不等于谋求共和国的利益。他对共和国表现的偏爱确实甚于君主国，但必须谨慎加以限制：“不在共和国中，便无法维护”公益（D II.2）。然而，共和国的公益无法推及邻邦，因为共和国所要摧毁的是最无情的奴隶制，而且，共和国的利益实际上并非共同的，因为会出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马基雅维里说，共和国里，一切“实施都为共和国的目的”，而有利于君主的，绝大多数却常常有损于城邦（D II.2），这个说法必然与他的另一个赞许相抵消，他称赞君主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更仁慈”，知道如何将刑罚限于“少数事例”，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善良则不同，它的宽容损害了整个皮斯托亚民族（Pistoia）（P 17）。比政制形式更重要的是，无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能发现君主与民众两类性情或天性：君主喜欢发号施令，民众则不喜欢受人指挥（P letter dedicatory，9；D I.5）。无论哪种形式的统治，成功均需要慎重处理这两类性情。

马基雅维里断言，“共和国比君主国具有更美好的生活、更长久的好运”（D III.9），因此，是否应当说，优势在共和国一边？然而，他并未谈及共和国更合法，的确也未谈及（与D II.2相比照）公益。共和国为什么寿命更长？共和国能够比君主国更好地适应不同境况，因为它们随心所欲，拥有各类各样的公民，并非只有一个君主。然而，共和制度（或秩序）不允许利用这种多样性，因为共和国向来决策缓慢，世人皆知（D I.34、59），除非它们的体制包括独裁官或类似的东西，能够将责任交予一人，只要他具备应对紧急事件的必要能力。独裁官既是秩序，亦非秩序。马基雅维里说，行使指控权（需要独裁官或类似的人）很有用，因为它们“正常”运作，无须诉诸私人力量或外部力量（D I.7）。于是，他赞扬罗马共和国设置独裁官，当正常程序造成延误（D I.49），或需要一人独自决策，无须征询他人意见时（D I.43），独裁官能够直接实施“重要的事情”。马基雅维里在这些段落的字里行间表明，倘若日常手段不通过“非常手段”加以拯救，共和国的秩序便会腐败，其权威将失效。要避免共和国走向灭亡（D I.7、34），必须采用非常手段（D I.18，II.16）。这种手段最终形成我们所讨论的“显著而极端”（D III.1）且“令人难忘的”措施（D III.3），要求树立一个“超常的权威”（D III.3），“不依靠驱使你断然行事的任何法律”（D III.1）。正常的程序取决于偶然或定期诉诸超常权威，以便更新，致使共和国长寿，明确地保证它永恒（D III.22）。因此，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别，变成了从正常通向非常的一种连续，它允许或要求共和国用合法性交换长寿。要这样做，共和国必须合并君主国；罗马共和国就是由“无数最有德行的君主”传承接替（D I.20）。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共和国所以长寿，原因是与君主国结合，确保雷厉风行的优势。然而，人们同样不难指出，君主国亦能结合共和国，以便必要时，迅速更换君主。因为执行功能的需要，政治的外表不能决定其内部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