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性

倘若政府要求成为纯粹的执行人，像摩西一样——据说，他仅仅是“操办上帝委托事务的执行者”（P 6）——那么，其内部运作便自命接受外部权威的指导。不过，既然执行过程证明需要“果断的执行者”（D III.1），内部运作就是独立进行的，一旦必要，将实施重大举措，以便产生更强烈的效果，形成震撼。马基雅维里的执行政府，通常是看不见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制中，政治的形式和外观则展示了政治的特征，因而政治的现实一般符合政治的现象。然而，马基雅维里的政府并非简单的看不见，因为政府若不造成影响，便无法运作，因而不能总隐藏在权威背后。在非常情况下，政府的内部机制必须显露，因为始料不及，政府可以给人造成深刻的印象，通过执行过程让人们想起：他们为什么需要政府；如果他们不服从，政府能对他们做什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现实才符合政治的现象。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原始恐惧表现为政治的第一推动者时（在正常过程中同样），政府才显得再必要不过了，促使人们返回自己的起点，重新觉醒。即使最强硬、最有影响的时候，政府的行为在人们眼里，依然扮演执行人的角色。人们不像古典政制那样，依照他们选择和宣布的原则进行统治，而是为一个君主或多个君主所统治，君主定期提醒他们，必要性比原则更强大，因此，显著效果比尊重形式更有用。政府的间接性在于一个事实：必要性必然使我们每一个人清醒（见AW VI.348a），对于事物应当如何运作，通常满足于党派观点。政府并非统治者的选择，亦不是强加于被统治者，而是对每个人的启示——并非来自天上——发现在它之中什么最强大、而非什么最好。要产生良好效果（在目的生效的双重意义上），政府必须摇摆不定，最终为了民众而完全独自运作。

大众的性情不是欲求统治，而是欲求不被统治；然而，民众必须被统治。这一矛盾给政府提出难题：统治民众却不能让民众产生无法容忍的被统治感。要实现这一点——马基雅维里丝毫不怀疑自己具有“灵丹妙药”——他将人类感知的奇妙准则当作基本策略：“世人遭受的痛苦与不幸，若不是出自他人，而是本人的自发选择，则伤害要轻得多。”（D I.34）因此，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税捐，尤其是惩罚，看上去来自被征收者或被惩罚者，依照他们的指令，或经过他们同意。因此，尽管民众绝不会统治，严格地说，民主制亦不可能，然而，一切政府，无论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必然诉诸民众，采用罗马的指控方法，让民众对罪行和惩罚的归属负责（D I.7）。不仅共和国，而且君主国，马基雅维里均建议它们采取一般的民主政策，依赖民众，而非依赖——其反对方——少数人（D I.49、55、58，P 20）。显然，马基雅维里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一般贵族政策，反对他诉诸杰出人物的王权政制。

然而，诉诸民众并非诉诸他们的好天性或公正无私。这是将民众卷入统治之必然性的一种手段，他们自己却浑然不知。马基雅维里赞赏瑞士军队惩罚士兵的方式：“一般由其他士兵实施”（AW VI.345a），你想要某人不维护、不同情罪犯，就让他执行处罚。一个人若成为处罚的执行者，对处罚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军队处罚的另一个例子表明，法律和正义与他们毫无关系。迦太基军队的反叛者受其首领煽动，杀死军队派来的使者以及关押的俘虏。这种惩罚驱使他们“残暴而坚定地”反抗迦太基人（D III.32）。因此，共同“犯罪”有效，共同惩罚犯罪同样有效。二者都是自己蒙受痛苦，但是，与君主（或以君主名义）实行的惩罚相比，受到的伤害要小得多。马基雅维里进一步（诸如D III.49）从惩罚罗马军队的十杀一推广到惩罚多数人的适当方法：使犯了罪却未受到惩罚的人小心关注自己的未来。尽管未遭受惩罚，但唯有遭受惩罚才能得到解脱，因此他们近乎是惩罚自己。

将惩罚权交给外国人，希望找到公正的法官，这是一个错误（D I.7、49，FH II.22）。这个外国人将轻而易举地利用惩罚为自己谋取权力。人们也不应该把它交给少数人，因为“少数人始终是少数人的奴仆”（D I.49）。相反，惩罚应当用来针对少数人，压抑他们的傲慢，消除嫉妒（D III.1、30，FH II.22）。少数人可以防备，多数人应当受到强制。执行绝非民众的自发行为，民众宁愿忘记这种必要性；民众若要行动，必须加以引导，或有个“头”（D I.57）。然而，民众喜欢感情冲动，因此很容易为大义凛然的行为所激动（D I.53），犯大罪亦不能阻止他们的偏好（P 8、9）。无论哪个政制，民众都是铁腕执行人的同盟，执行人则间接地以人民的名义统治人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