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性

为了给人深刻的印象，执行必须突如其来。马基雅维里赞扬乔万尼（Giovanni）和劳伦索·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称他们的执行迅捷（FH VII.6，VIII.36）。我们称赞执行人积极进取、刚毅果断、精力旺盛，证明突然性颇具效力，能够引起我们注意，使常规的（或日常的）程序戛然而止。马基雅维里脍炙人口的几段话描述了这种事件：一举成功（ad uno tratto）。有魄力的执行人能够一举成功，扭转局面。民众懂得，他们无法仰仗熟人（十杀一的罗马酷刑由抽签决定［D III.49］）；因此，他们必然依靠君主。君主凭借令人难忘的一举，更新其权威，俨然成为一个新君主。他的个人权力，并未湮没于法律和日常程序的规则，而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行为，倘若充满抱负，便能获得“自身的伟力”，让批评沉默（FH I.pr.）。软弱的佛罗伦萨处理皮斯托亚的敌对派别时，不懂得采取第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即直接杀掉首领，“这个举措包含了伟力和大气”（D III.27）。

马基雅维里复述李维的一段文字，应该为每个君主、每个共和国品味琢磨，他说，倘若对他人想做什么暧昧不明，难以确定，便找不到言词表达；然而，人的决心一旦确定，知道应该“做”（executed）什么，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适当的言词（D II.15）。人们必须让言词适应行动，而不是行动适应言词；这样做必须首先行动起来，以便让他人面对新局面。马基雅维里谈及罗马的独裁官，认为必要时，独裁官表现出直接实施的优点（D I.49）。然而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并非应对必要性，而是提出为他人创造必要性。他说，缓慢的深思始终有害（D II.15）。这尤其适合于阴谋。策划阴谋时，恐吓比实施更危险（D III.6，p.200b）。实施阴谋的危险部分来自胆怯者（FH VII.34），这可以通过加快实施步伐予以避免，让怯懦者来不及经历良心的折磨（FH II.32，D III.6，p.208a）。马基雅维里列举两个例子，说明对阴谋的对象采取行动以前，首先要针对同谋人采取措施。同谋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对付暴君，不然便被指控为叛逆之罪（D III.6，p.204a）。在这种情况及一般情况下，实施者利用“不留时间的必要性”（D III.6，p.206a），即来不及后悔。

马基雅维里的执行人与亚里士多德政制之间的区别，没有哪方面比突然性更明显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制的核心部分是深思（deliberative），尽管深思不等于缓慢，然而，缓慢意义的深思是精明意义的深思之端。因此，深思部分经过选择和授权，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其普遍意图就是强制展开适当的过程，缓解人类意愿的草率。[18]相反，马基雅维里则将深思纳入决心（在那个时代，diliberazione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深思，又有决策之义），因此，好的深思引发决策，好的决策是决断的（D II.15）。事后，决断才为人所知，为人所晓；尽管突然不等于精明，却是精明的必要补充，好像意愿出现，使精明得到遵从。马基雅维里的执行人穿越了亚里士多德小心强调的形式。这样做，使共和国——依照马基雅维里的解释，诸如罗马共和国——可以不再遭受过量程序造成的缓慢运动之苦。